第九节“文化大革命”形成两派 经调解达成了大联合

“‘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摘自《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有的领导干部就在学校中
说过，“文化大革命”，宝泉岭农场有文化的地方就是学校，在学校中有较高文化的地方就是
中学，中学校里边文化集中的地方就是教师，首先是那些老教师。农场党委就在1966年学校放
暑假时，办了中小学教师政治学习班。划框框、定调子、梳辫子，给“清队”工作做准备。致
使群众斗群众，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整老教师。青年教师杜玉玺等贴出了第一张矛
头指向领导的大字报。教师政治学习班的计划被打乱，原指望青年教师为动力，却适得其反，
办学习班办成了引火烧身，成了偾事。在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急遽发展下，中学未能如期
开学，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学校团支部发展了红卫兵，杜玉玺等在高年级学生中也发展红卫
兵，写了《踢开学校三块绊脚石》的大字报(指学校的三个领导)，并在1966年8月30日那天领着
红卫兵队伍到场办公楼前，公开叫场党委答复踢开学校的三块绊脚石，遭到拒绝后，师生上街
示威游行。
　　在大串联和争取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时，学校各红卫兵组织及少数教师也外出串联。杜玉
玺等到北京串联返校后，把8月30日向党委请愿那天作为造反纪念日，成立“八·三○”造反
团。学校其它年级学生也建立了造反组织，其中人数较多的组织是继红造反团，校工也组织起
造反团，应届毕业生也回校闹革命了。有的造反团把学校的图书、理化仪器、动植物标本、军
乐器称之为“四旧”、崇洋，统统烧毁砸烂。有的红卫兵组织非法抄家，也有的借破“四旧”
抄家之便，破坏个人财物。《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开展深挖、
揪斗，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被挂牌子，自敲锣、勾黑脸、游斗、蹲牛棚，
造反派私设公堂，罚劳役等等，强调“三忠于”、“四无限”，开始跳“忠”字舞，读“老
三篇”，手持《毛主席语录》，胸带毛主席像章，一日三餐“三敬三祝”。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而农场的社教工
作队受到“八·三○”造反团的冲击，“八·三○”造反团指责社教工作队包庇农场党委，给
场党委和社教工作队游了街。社教工作队撤出前，根据《十六条》组织了宝泉岭农场机关文革，
由机关文革主持场部各科室的工作。以后“八·三○”造反团冲击机关文革，并写出《炮轰场
党委，火烧机关文革》的大字块，占据机关大楼。又在1月3日用汽车拉着场领导和有关的人，
戴上高帽子游街。当游到第二生产队时，被该队工人围起来阻止。双方发生口角、殴斗、撕碎
高帽子。被游斗的场领导赶紧解说劝阻。“八·三○”造反团回到场部后，要求党委将撕碎高
帽子的工人抓起来。场党委召开有萝北县县长及县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不同意“八·三○”造
反团提出的处理工人的意见。“八·三○”造反团对此提出抗议，认为这是宝泉岭农场的“一·
三”事件，还组织部分师生上京告状。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一·三”事件之后，
一些不同意“八·三○”造反团观点的群众，相继组织起来，继红派组织日益壮大了力量。
　　“八·三○”造反团占据场办公楼后，机关文革向全场发出倡议，呼吁按片派出代表选举
场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全场的“抓革命，促生产”。1967年1月22日选出了孙树良等13人为
场文革领导成员。办公室设在招待所，接管各科室的工作和场党委的权力。
　　1967年1月6日，上海市以32个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接着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此后全国各地掀起
夺权高潮。1967年1月29日，“八·三○”造反团责令机关科室交权，交出公章，进行全面夺
权。机关工作人员和机关文革要求场文革把“八·三○”造反团撵出机关办公大楼。场文革于
1月30日开会研究围攻办公大楼，以强制“八·三○”造反团撤出大楼。但会议中出现分歧，
在意见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外面有几百人已经把办公大楼包围起来，敦促“八·三○”造反团
撤出办公楼。“八·三○”造反团死守不撤，由中午到晚上，围攻群众破门而入冲进大楼，把
“八·三○”造反团的人一个个的往外拽、拖、拉。杜玉玺等人被扭送到小学黄楼，软禁起来，
由继红造反团和工农骨干等看管。2月3日场文革在工人文化宫召开了全场批判杜玉玺等反革命
夺权大会，宝泉岭农机校的造反派也介入了批判大会。
　　1月30日(后简称“1·30事件”)事件发生后，部分工人和“八·三○”造反团联合成立
了“八·三○”造反者联合总司令部，司令杜玉玺。部分工人和继红派联合成立了贫下中农红
色造反者联合总指挥部，班长孙森。从此宝泉岭农场有了全场性的两大派对立性组织。“八
·三○”派在一·三○事件后，借“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于1967年3月10日经合
江军分区批准成立了宝泉岭农场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单派组织)，主任徐官，副主任杜玉玺、
杨成仁。
　　3月12日，“贫联总”在汽车队停车场召开全场性“抓革命，促生产”大会。“革命委员
会”组织上千人的群众开着广播车，逼着场领导走在队伍的前头冲进会场，两派群众发生武斗，
数人受伤。“贫联总”群众把徐官、程远哲、苗贡久等人围住不放，后经萝北县人民武装部调
解，才结束了这场武斗。
　　在“文攻武卫：”的错误口号的鼓动下，农场场部到生产队两派之间局部的武斗不止，派
仗不停，打砸抢成风，由拳打脚踢到动用棍棒、短刀、长矛。正常的生产计划，工作秩序遭到
破坏。1967年8月27日“革委会”派出8台汽车，500多人带着武斗器械到七、八、九队抓对立
派群众和头头，打伤多人，后被七、八、九队的对立派群众打回场部。“革委会”的造反派
深感威信受挫，就想决一雌雄，对立派全场动员破釜沉舟。“革委会”命令所属造反派集中
场办公大楼、修配厂、中小学校。“贫联总”下令所属到场部东大楼，21队、30队、鸡队等地
待命。
　　1967年8月30日上午，“革委会”在文化宫召开了庆祝“八·三○”造反团成立一周年大
会。翌日凌晨，组织了500人武斗队，分西、北、南三路，偷袭了21队(1982年交农机校为实
习农场)，用自制手榴弹炸死雷华、王建新，又炸伤十余人。并将孙树良、傅相荣等抓到小学
黄楼，关押数日后放回。
　　9月1日“贫联总”因遭损而反攻，向“革委会”控制的小学校黄楼和医院后山进行围攻，
用砂枪在医院和小学黄楼的附近打死刘彩武、黄家增、刘廷、刘连荣4人，打伤数人。
　　9月2日，“贫联总”再次往“革委会”的据点修配厂进攻，遭到伏击。张凤传、杨文生
两人被枪打死。
　　8月27日武斗以来，群众背井离乡，互相武斗，已感深恶痛绝，且连日停工停产，致使通
往萝北县、绥滨县和鹤岗市的公路交通被断绝，几天来处于戒严状态，影响重大。9月3日合江
军分区和萝北县人武部派人前来调解，这场武斗才被制止。
　　9月25日，合江军分区、萝北县人武部派调解人员，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建立了宝泉岭农
场大联合总部。委员11人：王际文(班长)、吕庆璞(副班长)、王冠同、佟宝贵、赵长久、林腾
山、胡本奎、李泉、秦明德、吴国平、郝仁维。
　　1968年10月9日，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经合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合江军分区批准，成立了
宝泉岭农场革命委员会。委员有王连成、白海珍、杨新安、马德仁、杜玉玺、伏清平、吕志品、
王同新、徐官。现役军人王连成、白海珍为正副主任。宝泉岭农场举行了庆祝大会。此后一
个阶段为过渡生产建设兵团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宝泉岭农场“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斗死亡8人，非正常死亡24人，武斗致伤残13人。“文
化大革命”中各派设立的专政组织39个，办经济学习班1个，劳改队1个，看守所1个，牛棚47
个。全场造反组织77个，造反头头375人(贫联派193人，“八·三○”派182人)。
　　1984年，宝泉岭农场党委根据1980年中共中央38号文件，和1982年55号文件，对在“文化
大革命”中犯有不同错误的入和清理领导班子“三种人”问题时，都做了全面、认真、细致地
审查。经上级党委批准，共有38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
　　宝泉岭农场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起到1968年连续三年盈利。其主要原因是宝泉岭农
场建场十余年来，培养了一批业务素质比较高的基层干部和各业技术人员，这些干部在生产中
确实起到了领导的作用。同时在六十年代初期，农场执行了各项管理制度，健全了生产秩序，
动力作业效率高，人力作业成本低。虽然“文化大革命”影响了正常生产，但农场各业和生
产队的广大职工基本上仍是沿着农场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而组织生产的，再加上这几年没有自
然灾害，因此经营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