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宝泉岭国营农场管理局时期(1976—1985)
第一节 狠批“四人帮”破坏生产罪行

深入“三大讲”清算十年内乱
　　1977年6月，为贯彻黑龙江省委、地盟市委和管局召开的各单位党委书记会议，宝泉岭农
场在狠批“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反革命形“左”实右篡党夺权的罪行
之后，联系各单位实际肃清搞科学技术是“白专道路”，“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抓生产就
是唯生产力论”等一系列流毒。全场深恶痛绝“四人帮”大肆煽动无政府主义。“四人帮”提
出规章制度就是管、卡、压，搞得国无国法，场无场规。鼓动要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
“交白卷的英雄”。在这种反动思潮的影响下，宪法、法律、党章成了一纸空文。农场的一切
合理规章制度被废止，作业规章遭到破坏，上班出工不出力，出勤率日益下降，有的队党政领
导干部放弃对生产的领导。有的年份粮食亩产仅有几十斤。场党委对基层党支部，逐个进行整
顿，认真解决软、散、懒和“五种人”掌权问题，还从组织上处理了干部中13个有问题的人。
“四人帮”不仅搞乱了农场的企业管理，还造成一些领导缩手缩脚，不敢理直气壮抓生产。
　　1978年8月，根据管局党委的要求，农场党委带头进行了三大讲(大讲“四人帮”时期党受
其害，场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历；大讲同“四人帮”斗
争的经验和体会)。
　　一、“四人帮”提出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纲领，对农场危害不浅。
　　“四人帮”横行时，过去的党委当了传声筒。一是害了自己，二是害了别人。害自己，干
了这些年革命，到头来还免不了落个走资派。思想不通只有自己背上包袱，越干越没劲，甚至
想过一天混一天算了。害人的表现是，党委对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识别能力，还给别人办学习班，
大讲特讲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阶级关系新变化”等等，对老干部不信任，不重用，原场级
干部让你在基层干你就得在基层干，让你在场里干你就得在场里干，今天宣布你是党委常委，
明天又宣布你不是常委，弄得老干部工作不安心，作用发挥不出来。
　　政策不落实，原农场科级干部，外边调就给，但自己的场子却不用。对广大干部不培养，
不考察，想提就提，想免就免，很少做思想工作，进行谈话，弄得干部思想问题成堆。
　　二、帮派体系在农场的恶果、深患。
　　“四人帮”提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农场场级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但参加
了派性斗争，还参加了武斗事件，支持“八·二七”武斗以后引起武斗升级，造成八人死亡。
党委班子里的成员，不论在什么地方参加“文化大革命”，凡是站一派群众组织里，客观上
都不同程度地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
　　在“四人帮”挑动派性的日子里，常委内部不团结，在对待干部政策上，不是知人善用，
而是任人唯亲。提拔、任免、处分、调动、救济、入党有的根本不通过常委讨论研究，而是个
人说了算。
　　三、“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流毒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制造大批冤假
错案。如十八队的投苏集团问题，抓了七个人关起来审讯，最后不了了之，被抓的人白挨了一
顿整。24队的白玉山案件，长期关押嫌疑的人六年之久，已死了两个人。1971年木材厂失火，
事前没有仔细的调查研究，就先定调子，个别领导说是阶级敌人破坏，使两名干部、三名老
工人被无辜涉嫌办班，甚至被毒打逼供。在东大楼的“一打三反”学习班，进学习班的人都在
不同程度上受过体罚或变相体罚，提出“要命还是要钱?”、“不交待就过不了关”、“不
交待就给你送到楼下”(东大楼的底层关押的是白玉山案件的嫌疑犯)。在这个学习班的影响下
，各连都有不同程度地违反政策，搞了些冤假错案。商店还搞人人过关，逼的商店职工就两人
没有问题，使搞经济、物资的工作人员思而生畏。
　　四、林彪、“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目的，唯恐天下不乱，在乱中夺权。农场经营管理遭
到破坏。
　　农场管理上混乱，在生产建设上无长远的计划，如挖排水沟，由于计划不周，今年挖、明
年平，浪费了人力、物力。反映在基建方面，缺乏对国家计划的严肃性，随意改变设计计划提
高造价。知识青年病退，有的领导将病退表私自给青年，造成很坏的影响。
　　1977年粮食单产上《纲要》，从各方面反映情况来看，主要有三个问题。1、多报了受灾
绝产面积。2、有的连队把饲料地产量算进了总产数。3、把一部分糠也算成粮。1977年粮食产
量又报过了头，多交过头粮，造成1978年口粮不够吃，饲料不够喂，把仔猪卖掉。有的连队报
产量，就高不就低，高了受表扬，低了受批评。
　　党委的三大讲和群众评议(三讲一评)，有的场级领导在三大讲中对过去中林彪、“四人帮”
毒害犯了错误，做了痛心疾首的认识。有的场领导一再检讨自己伤害了干部和群众，干部和群
众口诛笔伐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从而使全场职工搞清了路线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
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