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夺权与大联合

1966年5月16日通知传达后的初期，农场“文化大革命”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文革小组主
持下进行的。文革小组由刘洪书、王强、杨志琦、杜洪高、孙行涛5人组成。由于从干部到工人
都致力于生产，运动还只停留在大字报形式揭矛盾。点火大会之后，“文革办”换人，刘统元
为办公室负责人。红卫兵运动也波及了广大职工群众，除机关和知青的造反组织外，各种群众
组织也纷纷成立，全场有106个造反组织，各自找观点相同的组织建立联系，逐渐形成两大派。
两派共同认为“官办文革”仍在“当权派”的左右下，不能代表二九○农场的革命造反派。
机关出现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政治部门造反组织“风雷激”贴出“踢开官办文革”闹革命的
大字报和《王强罪行100例》，第二张是生产部门造反组织“革命造反团”贴出了《刘洪书罪
行100例》，这两张针锋相对的大字报，打开了持久战。场部地区各组织相继表态，逐步形成
两大观点、两大派。一派以“风雷激”为主的“红总”(红色造反者总部)，一派以“革命造反
团”为主的“无联总”。另外还有独立的一派是“一二、二六造反团”和“五、四”造反团。
　　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这三派都在积极准备夺权。
　　1967年1月31日，由中学、汽车队、修配厂几个团体宣布夺权。只把场领导的办公室封了。
这次夺权没有得到其它造反派的支持。
　　1967年2月9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宣布夺权。同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中兴边
防站介入二九○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并公开表示支持“无联总”夺权。“无联总”领导
人有于莹娟、王永喜、吕洪滨、刘统元等。
　　此时，“一二、二六”“五、四”等组织对党委书记刘洪书、场长王强、机务副场长刘朝
英、水利科长李学旬实行了武斗。从此场内开始批斗、打人。刘朝英找到“无联总”负责人反
映了这一情况，驻军支左负责人中兴边防站刚政委付清琚和“无联总”确定实行明关暗保，把
4位“走资派”关在楼上。
　　在“文化大革命”中，二九○农场没有发生大型武斗，一方面是二九○农场的主体是转业
官兵，政治素质高，能够坚持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二是有广大转业官兵的带领，群
众的觉悟高，武斗不可能得到广大干部和职工的支持。
　　大联合，全场发展很快，在驻军支持下，“无联总”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单
位，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实行了大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