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反右倾

党委书记藏双月在生产指挥上，不走群众路线，不虚心向群众学习，主观主义、命令主
义、瞎指挥，他的这一套受到原农场干部和群众的批评和抵制。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
践不断朝着“左”倾错误的方向发展，他把原农场广大干部职工的批评、抵制看作是尖锐复杂
的阶级斗争，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要顺利地推行军事化制度，把兵团建设好，必须狠抓阶级
斗争，要抓阶级斗争，就要抓住斗争对象。1969年的麦收就是从抓阶级斗争入手，谁不听麦收
指挥部的命令，就是阶级斗争新动方。他说：解放军下雨天一样打仗，兵团下雨就不能割麦子!
就是一例。1972年的麦收，抓了三营党委的阶级斗争，当时农业参谋梁海水对27连的割晒问题
持不同看法，认为不到成熟期不能割。团里认为应该割，三营党委为什么不听团里的，而听一
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的?三营党委和团党委对着干，三营是黑班子，“架空现役军人领
导”。
　　藏双月在党委内部搞不团结，民主作风不好，家长式的管理，有一贯正确，常有理，听不
得不同意见。他认为团长赵忠华水平低，保守，和原农场干部走一条路，与赵忠华一起工作4
年，闹到不能共事的地步。1972年师党委作了人事调整。接着他和第二任团长郑惠贤也闹不团
结。1974年2月23日召开的“三干四代”会上，党委内部的矛盾第一次公开暴露在群众面前。
1974年4月26日召开19次党委扩大会，团长郑惠贤在38连蹲点，拒绝参加会议。藏双月认为，两
位团长都与他不能共事，主要是八团阶级斗争的反映。造成“上面两个人下面两条线”。在干
部群众中都议论纷纷，现役干部之间，现役与原农场干部之间逐渐形成两种势力。这种局面的
出现，作为“突出政治”的代表是不能容忍的，要找到合理的解释，恰当的解决办法，在那时
当然只有阶级斗争抓起。
　　藏双月对二九○农场的“阶级斗争”和“旧势力”作了不适当的估计，导致部分现役干部
也和农场干部群众严重对立。藏双月刚到八团不久，在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对八团的阶级
斗争情况，听信了不恰当介绍，还有个别人给政委打小报告，递调查材料，对八团的阶级斗争
形势不作调查研究，偏听偏信，他们把原农场干部职工的批评抵制，党委内部的不团结统统归
结为右倾翻案，复辟势力在八团的严重反映，集中到原农场党委书记刘洪书和副政委林潘顺身
上。
　　这场斗争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八团组建后，连续5年亏损，广大
干部职工很有意见，敢怒不敢言。1973年10月李先念副总理批评了兵团“王小二过年，一年不
如一年”。当时部分现役干部也认识到再不抓企业管理，不抓生产不行了。他们自己嘲笑“穿
黄棉袄的姓亏，穿黑棉袄的姓盈”，群众对兵团的批评也逐渐增多。1974年2月”四代会”贯
彻省委学大寨会议精神，群众贴了大字报，对现役干部特殊化、走后门、不学大寨等问题提出
尖锐批评。1974年3月机关就“四代会”问题和结合批林批孔运动进行整顿学习，机关个别人
贴出了“揭露阶级敌人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和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
”的大字报。第一次点出有人要翻案、有人要复辟。1974年4月23日一4月26日，党委召开一届
19次扩大会，在这次扩大会上，土旭忱根据党委的指示讲了“要学习、要革命、要斗争”的体
会发言，这个发言，认为八团现实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刘洪口在捣翻案复辟活动，是刘洪书的
问题，干扰着运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19次党委扩大会以后，机关和党委内部有了分歧，围
绕着王旭臣的发言，一方认为王的发言是“打横炮”“挑动群众斗群众”“杀鸡给猴看”，另
一方认为批林批孔就是要联系本单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事大非，要联系刘洪书的错误言
行狠批，不能为刘洪书翻案。常委林潘顺在不了解政委意图的情况下，批评了办公室为什么不
认真审查发言稿，通了漏子，要接受教训。这样，党委就酝酿着一场严重斗争。
　　第二阶段：党委个别人背着党委对王旭臣提供的刘洪书翻案言行组成了专案调查组，查清
了和刘洪书接触的人和事：到刘洪书家去过的，与刘比较密切的有47人。其中团常委有林潘顺、
谢洪时、孙天整(现役)、营职以上11人。早在1973年秋天，政委在连以上干部会上宣布了刘
洪书问题的结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还宣布刘是老领导，可以去看一看。1973年10月还给
刘洪书换了新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干部、群众包括常委林潘顺去刘洪书家，对兵团建设问
题有一些议论。不料，这些行动，有人监视盯哨，记录在案。
　　1974年底，党委部分人研究了机关整顿方案，在机关展开了整风运动，从揭露机关作风到
机关的“三两斗争”，揭出了司令部管理股长为刘洪书服务，从政治处揭发出一个干事、一个
股长和一个副政委联合起来要夺权，烧毁了刘洪书的材料，要为刘洪书翻案。八团路线斗争的
焦点：是对刘洪书问题，即组建与反组建的斗争，掌权与反掌权、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在机
关整风中，顺滕摸瓜，追根寻源，无休止的点名追问，连团长郑惠贤、副团长谢洪时都被点名
了。搞人人过关，查每个人与刘洪书的联系，摆事分线，气氛非常紧张，弄得人人自危，“唯
恐什么人什么时候会点到自己与刘洪书有什么联系，那时机关散会后没有人敢交谈，下班后没
有人敢串门。最后结论：刘洪书是右倾翻案复辟势力的黑司令，林潘顺是刘在党委内的代理人，
是副司令。
　　第三阶段：1975年3月30日，团党委就机关整顿揭发的问题进行党委整风，此时兵团副政
委李子文、副司令员王统、政治部副主任汪涛和二师政委窦宝印代领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驻
场，他们以兵团首长和师首长的身份参加了党委常委会，历时13天，1975年4月13日开始转入2
3次党委扩大会，历时11天。会议着重解决刘洪书均翻案复辟问题，重点批判帮助常委林潘顺
认识问题，常委研究为了增加气氛，加强火力，请了8位“炮手”。会议扩大到各分场的领导，
把刘洪书、林潘顺问题再扩大线索。—是三分场邢竹琪副场长到刘洪门家叙过旧，三分场党
权不在党委手里，邢竹琪是扛大旗的，不听党委的。二是医院的老领导都到刘洪书家探望过，
刘住院期间医院“百般照顾”。三是团部小单位的“下台干部”经常聚会刘家，这就形成反党
委的社会基础和无形的组织。扩大会议之后，停止了刘洪书的工作(在政治处帮助工作)，林潘
顺调往外场，王旭臣提升为团常委。
　　1969年组建八团到1973年，已历时五年，由于全盘否定建场经验和各项管理制度，其结果
是粮豆产量大幅度下降，经营亏损。1972年和1973年，这两年粮豆产量竞降到建场初期水平，
单位面积产量只有60公斤，五年连续亏损总额达1，300多万元。八年发展时期积累的家底全部
赔光。但也有好的方面，一是重视畜牧业的发展，五年期间基本母猪比1968年增加50％，奶牛
增加113％，马增加65.4％，畜牧产品比1968年大幅度增长，猪肉产量增加一倍，牛奶产量增
长50％。二是重视林业的发展，造林面积达到7，198亩，五年期间造林，比1968年达成面积增
长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