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

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公布后，二九○农场全面进入“文化大革
命”运动。6月场党委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开始在教育界批判封、资、修，批
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群众造反组织开始成立。6月23日，
总场机关两名技术人员贴出了第一张批判，揭露场领导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力的大字报。
从此，大字报批判逐渐转向场领导和教育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场各造反组织写出大
字报一万一千多张。
在揭露，批判、声讨“反党黑帮”的同时，全场群众联合同观点的人相继成立各种造
反战斗组，队。8月31日，总场学校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和场文革办公室，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运
动推向高潮，在总场小学超过了万人的点火大会。会上先是揭露批判封、资、修和“四旧”。
在会议气氛达到高潮时，场长王强、副场长林洛滨、妇联主任佘坤等被揪上台进行批判。这次
大会后，二九○农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到每个基层单位、每个家庭。9月以后，学校停
课闹革命，开始大串联，先后组织了5批中学红卫兵步行赴北京串联。在大串联大发动形势的
影响下，全场成立了造反组、队176个，各造反组织在大批判中展现各自的观点，并逐步形成
各自的对立面。总场机关的“风雷激”革命造反团”是两派对立的代表。1966年12月，以“
风雷激”为主的“红色造反者总部”(下文简称“红总”)为一方，以“革命造反团”为主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下文简称“无联总部”)，为另一方。两大派组织在上海“一
月风暴”的影响下，各自酝酿着夺权计划。1967年1月31日，总场汽车队、中学、修理厂、园
林队和服务社等11个团体宣布夺权，这次夺权因缺乏有力的组织领导，未能得到其他团体的
支持，夺权失败。“无联总部”接受了这次夺权的教训，2月初就积极着手准备第二次夺权。
这次夺权后虽然遭到“红总”的强烈批判，唯我独革，没有实现大联合，但却得到中国人
民解放军驻中兴边防站的支持。“无联总部”得到解放军的支持后，其他未参加夺权的组织
也纷纷同他们联合。“无联总部”2月9日夺权后，一方面承受着“红总”的批判，另一方面
在驻军的支持下于3月21日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从总场到分场以及各生产队
主要领导干部全部靠边站，各单位的生产、经营管理财政大权全部掌握在“无联总部”手里。
从此之后，“无联总部”一面组织批判场领导的修正主义办场路线，另一方组织场里各项生
产工作。1967年11月在全场基本实现大联合之后，经上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二九○农场革
命委员会宣告成立。1968年，党中央发表了“6、18”批示，黑龙江垦区改建为生产建设兵团，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建，1969年3月，二九○农场改为8团，纳入解放军序列，从此，二九○农
群众性的大动荡的局面宣告结束。
在二九○农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虽未发生明火执仗的武斗，但其它形式的武斗从
2月9日夺权后到1967年11月成立革委会一直未间断。三分场29队职工王庆普被武斗致死，总
场宣传部干事李尔文在“无联总部”召开的1，500人的批斗大会上，被挂上暖器片批斗，在
舞台上被造反派用皮带打得满地滚，腰被打坏。科级干部孙行涛、刘金声、焦复加、杨德本、
孙德刚、宫本益、刘玉贵、张玉武等被严刑烤打。场长王强被造反派的皮带环打破了头。这
些武斗是造反派派性膨胀的结果，这些武斗在二九○农场广大群众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