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始无终的社会主义教育


江滨农场的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也称“四清”)在垦区是最后一批进行。
1966年10月6日，东北农垦总局派社教工作团进场，负责人林振江，(转建团萝北团政委)，
全团共116人，分22个工作队，分别到全场21个队级单位和机关进行清政治、清经济、清组
织、清思想的“四清”工作。6日，在基建队食堂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动员，规定了“
三要七不准”(内容不详)纪律。7日，宣布全体副队职以上、机关副科职以上干部统统“上
楼”，“洗手洗澡”，社教工作全面铺开。
社教队召开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教师学生、家属妇女等各种会议，找重点
人和骨干谈话，设了上百个“意见箱”“检举箱”，从各方面进行思想发动，让群众总结检查
本单位工作，揭发存在问题，尤其是干部的“贪”、“懒”、“馋”、“占”方面的问题。提
意见和检举揭发的约有5,000人次，内容综合归纳为400余条。尽管这些意见和问题的正确性和
可靠程度差一些，但是，这种做法调动了广大群众关心企业和参加管理的积极性。
“四清”的重点是“当权派”和管钱管物的人。对干部进行考查讲评，按群众意见的大小
和提出问题的多少轻重划为四类。被划类的副队职、机关副科职以上干部共152名，其中一类
36名，二类64名，三类28名，四类24名。各类干部都要在群众大会上做自我检查，取得群众的
谅解，分期下楼。有的检查一遍，有的五六遍。40天后，一、二类干部基本下楼，三、四类仍
在审查中。初步审查出11名干部或工作作风或生活作风存在“严重问题”。另外，全场查出各
种问题30起，其中有贪污行为的财会和其他人员15名，贪款约4,000元，并发现了在财经制度
方面的某些漏洞。这样，有利于纠正干部中存在的不良作风，有利于加强财经物资管理，严格
了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
社教工作队对于自身建设要求较为严格，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
事同商量，工作勤勤恳恳，做了一些调查研究，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江滨农场的社教在某些方面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工作队到各单位
伊始，不分清红皂白，便宣布所有干部统统“上楼”，管钱管物人员一律“靠边站”。并搞“
唯成分论”，凡出身于剥削家庭或反动家庭的，不论本人或子女，多数被列入挨整对象，单是
子女就约50人。在清查当中，存在“逼、供、信”现象，使40—0%的问题不实际。如经济上的
贪污一项，当时立案有上万元，文化大革命以后，只落实了4,000元。其它问题也出现了一些
偏差和部分错误。
1966年12月，农场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四清”工作无法进行，月末撤离，为时不
到3个月，不少问题未做结论，有头无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