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动乱


呼啸的北风卷着残霜碎雪，送来了寒冷的冬天。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如北大荒的“烟
泡”向这边远静谧的农场袭来。党委被砸烂了，农场机构陷于瘫痪，政治生活混乱，生产处于
无政府状态，学校早已停课，许多正常工作不能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对农场建设
影响很大，这在专业志里各有表述。下面简要记述的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的一些情况。
初期状况1966年中央发出《“5.16”通知》以及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决定》。这时，农场正忙于耕种，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一运动是文化界的事，是上边的事，
与农场这样的农业企业关系不太大，只是听听广播，看看报纸，议论议论，局势比较平稳。7
月，萝北县宣传部长到江滨作了关于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讲话。8月中旬，效仿各
地的做法，场部成立了一个5人文革小组，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事务性工作。直到11月份，全场
还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期间，报刊、广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已经很大。8月份，农业
中学学生和参加暑期集训的农业中学、小学教师写出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联系到
本场教育工作上的一些表现，并点了学校某些领导的名。8月27日，场党委召开了“引火烧身”
大会，书记吴荣芝重点讲话，布置了“文革”工作，代表党委做了检查。9月，农场机关贴
出了署名“一兵”的大字报。10月，农业中学和小学学生自发组织了红卫兵。11月，农业中学、
场中心小学约50名师生外出串连，也有个别哈尔滨市的学生来农场“点火”，说“江滨农场
是一潭死水”，鼓动“革命群众应当起来造反”，农场的正常秩序开始混乱。学生和部分职工
上街大破“四旧”，焚烧了一部分书籍，毁坏了带有历史及神话色彩的器具物品；5户被抄家；
大字块、大字报纷纷上墙；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喊“踢开党委闹
革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口号，意在要揪农场主要领导干部。1966年末，
农场的文化大革命接近高潮。教师、干部、群众20多人，或因历史问题，或因家庭出身，或因
生活作风，先后被批斗，其中8人戴高帽游街。
两大派1967年初，农业中学学生成立了“红色恐怖”、“鲁迅”、“七七”、“红色”等
几个造反团。接着，小学、机关和部分生产单位也成立了一些造反团和战斗队。这些造反团互
相串连，在场部成立了两大组织，一个叫做“红色总部”，一个叫做“联络站”。“红色总
部”约有200人，“联络站”约有500人。这两个组织为争“左派”，相互对立。
1月28日，萝北县城部分造反派砸了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称“1.2”事件。江滨农场“红
色总部”个别人参与了这一事件。县武装部、公安局将“1.28”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抓了人，
并打电话通知江滨看守沿江，以防外逃。1月31日，县将被抓之人押赴江滨农场批斗。农场、场
人武部、公安派出所及“文革”小组联合召集了群众大会，并抓了“红色总部”的几名骨
干上台陪斗，查抄了“红色总部”办公室。不久，“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赴萝特派团到萝北县
为“1.28”事件平了反，场里“1.31”事件也随之平反。因为“联络站”积极参与了“1.31”
大会，“镇压了革命造反派和群众运动，大方向错了”，自行解散。
由于对“1.31”事件及其它问题的两种不同看法，干部、群众中形成了两个观点。两个观
点的造反派各自串连，2月，在场部成立了两大组织。以原“红色总部”为基础建立的组织叫
“人民战争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以原“联络站”退出的十几个造反团为基础建立的
组织叫“工农兵纵队”简称“纵队”。“三司”隶属萝北县造反派“人民战争总部”。“1.31”
事件的平反，加之县武装部转而支持“人民战争”派，参加“三司”的人数增加，尤其是当
时有5名场级干部“声明”参加“三司”，原来不同观点的一些机关、基层干部也转而加入，
人数六七百。“纵队”处在组合阶段，约千人。为扩大组织，两派各自加紧串连，争取某些中
间力量，队伍都得以壮大。到3月，80%的群众、90%的干部参与派别。最多时，“三司”观点
的有2,000多人，“纵队”观点的有5,000多人。
“1.31”事件前，两大组织为了不失大方向，争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在场里的
主要对象是“江滨农场最大走资派”吴荣芝，“地主”“土匪”姜永久(副场长)。“1.31”事
件以后，党委副书记李兆祥成了“三司”打倒的主要对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
后被定为“漏网走资派”。“纵队”却死保李兆祥，认为是革命干部。“纵队”的主要打倒目
标是场长李宝根，定为“三反分子”。而“三司”却保李宝根。对于其他各级干部在“打”与
“保”上也有尖锐分歧。两派都认为可打倒的干部18名，其中被定为“走资派”的2名,“牛鬼
蛇神”4名,“国民党残渣余孽”5名，“历史反革命”3名，其它问题5名。还有50名干部，一
派要打倒，一派要保。在干部问题上，在大方向问题上，在其它一切问题上，两派几乎都有不
同的认识，争论不休，互相攻击，斗争日趋激化，乃至漫骂、武斗，千方百计想把对立面瓦
解，搞垮。
夺权1967年初，全国推广上海经验，“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
1月，场“文革”小组首先宣布“接管了江滨农场党、政、财、文一切权力”。自此，全场党、
团、工会组织停止了活动。这次接管，“红色总部”认为是“保”字号夺权，不予承认。随
着派性斗争的激化，所接管的权力已无法实施。9月17日，“三司”组织了夺权，成立了接管
委员会。这次夺权，“纵队”不予承认。不久，“纵队”宣布接，管农场一切权力，其实是一
次“空对空”接管，“三司”不予承认。夺来夺去，还是等于两派。实际是，农场机关的行政、
财经部门“三司”的人多，这部分权力则控制在“三司”手里；政工部门“纵队”的人多，
这部分权力则控制在“纵队”手里；两派各霸一方，江滨农场一分为二，出现了两个接管委员
会。各基层单位也夺权，同样是哪派人数、干部数占优势，权就由哪派掌握。全场基本上是派
性掌权。这样的权力在全体职工群众中没有权威。为组织生产，各单位又组成了有没打倒的干
部和造反派代表参加的生产班子，专门负责生产工作。
武斗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话：“坏人打好人罪该万死，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好人打坏人打
死活该”。造反初期，武斗只是发生在批斗，“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这类事情上，体罚，
拳打脚踢，低头弯腰，“坐喷气式”，挂大牌子，戴沉重的高帽。
两大派形成之后，除了挨整对象被殴打体罚外，两派之间时常武斗。前期是少数学生、下
乡知识青年动手动脚，小打小闹。随着派性斗争的不断激化，武斗也不断升级，由拳脚到棍棒，
由棍棒到匕首扎枪，又由匕首扎枪到真枪实弹。1967年秋后至年末两派争夺权力之时，是武
斗最严重的阶段，几乎每天都要发生零星武斗。比较大的有3次。
“9.18”武斗9月17日“三司”夺权。为保护“红色政权”，红十一团(“三司”十一队造
反团编号)等百余人留在场部，住基建队。基建队食堂所存白面被吃光。9月18日下午，“三
司”派多20人随一辆汽车到农业中学食堂拉面，在返回基建队的路上，被“纵队”观点的一部
分人堵住，对打。两派人员陆续赶到参与，很快聚集三四百人。双方互投砖头瓦块，越逼越近，
相距不到10米。中砖瓦者增多，伤20余人，各有“被俘人质”。后经现场谈判停止。
“11.17”武斗“三司”对宣传舆论工具——广播站被“纵队”控制。耿耿于怀一直想夺
到手，而“纵队”也一直在提防。11月17日白天，“三司”有人时而到广播站周围走动。“纵
队”为保护广播站，通知一支队(一队“纵队”派编号)、十支队(十队“纵队”派编号)来场部。
9月17日晚间，在两个支队到来之前，“三司”近300人，携带镐把、棍棒、石灰包等，以胸
前白布条为记，埋伏在气象站和东方红学校附近，把住一队通场部的路口。19时许，一支队约
80人来到，遭遇，被打乱，有的受伤，个别被石灰包打中眼睛。十支队约80人前往增援，也被
伏击。黑夜之中，混打了约1个时辰，双方共增加到800余人，重伤10多人，轻伤20多人。
12.15武斗江滨农场派性斗争还在激烈进行，各地大联合形势不断发展，联合呼声日紧，
两派压力很大，都感到势在必合。然而，有的人想以“我”为核心，不甘心于平起平坐，这就
采取了以势压垮的策略。12月份的武斗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发生的。这期间，两派加紧准备。“
三司”从外地办来了部分砂枪和土造手榴弹，“纵队”准备了手枪、扎枪、大刀。同时，“三
司”集结400多人，住在基建队、学校和修配厂；“纵队”集结了约500人，住在加工厂、汽车
队和场部办公室，形成对峙局面，大有“决一雌雄”之势。两派人见面非骂即打，非常紧张。
连续几个夜晚，两派都在修配厂和加工厂之间投掷砖头对打，不时有伤情和其它消息传来传去。
12月15日，有消息说“三司”占据修配厂制造武器，天晚，局部冲突加剧，“纵队”各处人
员纷纷带扎枪、棍棒跑向修配厂。“三司”200余人赶到援救。双方在修配厂院内打了起来。
“三司”一少部分被围在修配厂宿舍，包围圈缩小，宿舍里开了砂枪，扔出手榴弹，打倒炸伤
5人。“纵队”撤回，“三司”人撤离修配厂。这次武斗参与者五六百，双方受伤六七十人。
这次武斗过后，两派又进一步准备武器。21日，“纵队”得知萝北县“人民战争”派打垮
了对立面，并要派人到江滨，便决定撤离农场。12月22日，“纵队”各支队的人撤回本单位，
一部分骨干撤到绥滨县及肇兴公社等地。
江滨农场的武斗大都发生在1967年，大小百余起，参加者千余众，被打二三百人，轻重伤
约150人。另外，政治经济上都有创伤。
大联合与革命委员会江滨农场地处边境，又是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广大职工群众认识到混
乱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1968年初，“纵队”在外人员陆续回到农场。两派代表14人在肇兴
公社公安派出所由边防站站长主持进行大联合谈判。经过为时5天的协商，达成了协议，于1968
年1月14日，宣布两派实现了大联合，组成了14人的“江滨农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
因派性严重，只能是貌合神离，在用人、财经开支等许多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然而，
它的最大功绩是：不共戴天的两大派负责人终于坐在一起研究、争论、协商问题了。
摆在大联合委员会面前的最大课题，就是成立革命委员会。两派都想多“结合”本派的干
部和代表。经过长达1个月的反复商讨以及合江军区宣传队的一再斡旋，方定人选。经合江地
委批示，1968年3月成立“江滨农场革命委员会”，一直拖延到5月9日正式宣布。原场长李宝
根为第一副主任，原党委副书记李兆祥为副主任，委员：原副场长刘恒田、转建团江滨营教导
员张绍忠、原“三司”负责人邹振臣(修配厂技术员)、原“纵队”负责人付金贵(组织科干事)，
军代表是肇兴边防站站长。这个革委会是一个松散的政体，边防站代表只是挂名，其他人各
有派性，许多问题不能统一认识，一些重大问题常与原本派人私下磋商。它的积极方面是有了
一个可以向全场说话的班子，生产可以统一指挥了。“革委会”只存在不到10个月，便组建了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团。至此，文化大革命在江滨农场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