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黑龙江省农场总局时期(1977——1985)
恢复农场前后


1976年秋后，一部分现役军人陆续调走，年末已调离2/3，十团的领导班子已不健全。1976
年12月18日，十团改制为江滨农场，领导机构的名称为“江滨农场革命委员会”。原来的团
长陈永康担任场革委会主任，并兼任党委书记。转年宣布了改制后的机关机构，“股”改编为
“科”，任命了12名非现役正副科长，补充了现役股长撤离后的空缺。各基层单位依然如故。
大家对这样的改制并不满足，说是“更换了一下名称”、“军民联合执政”、“场不场，团不
团”。这样维持了不到1年，1977年冬，该撤的现役军人全部撤走，上边派来了新的领导，“
黄棉袄换了青棉袄”，江滨这块地方的“兵团历史”到此结束。
江滨人民对于历任领导有这样的评语：无论谁来管理江滨，都想把江滨建设好，由于思想
和工作水平，以及历史的局限，这个愿望付诸行动就会有差别。这个评语无疑是正确的。
江滨农场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存在了不到3年。这期间从上到下的政治气氛不那么紧张得
令人窒息了。然而，“左”的影响仍未肃清，加之有的新任领导“左”惯了头脑，各种“斗争”
还是摆在了“首位”，抓得很紧很紧，只是提法上换了时兴的名词。比如，有些人关系比较
好，被说成是“帮派体系”，而不说是“小集团”或“派性”了；二十五连一位看养鱼池的老
干部捎带打了1车洋草卖了，被说成是“典型的投机倒把”，回避了陈旧的“搞资本主义”一
说；十团时建起来的自来水塔，安装的糕点机，被说成是“重生活轻生产”的错误路线；代替
了“治坡治窝”之说；一位干部的儿子找对象，给了女方200元钱买衣服和纪念品，被说成是
“封建买办婚姻”；会亲家，请了介绍人等5个人喝酒吃饭，被说成是“大摆宴席”。总之，
一些比较正常的事情，在“左”视眼里，都会是大逆不道，统统是这样那样的“斗争”。在生
产、生活等其它方面，“左”的表现也不乏其例。平时，机关组织的生产劳动很少，而偏偏在
大年初二集合起来到旱河去刨草炭土，搞大会战；汽车队平时真还闲散，恰恰赶上元旦或正月
初一，搞突击抢运。这种“左”的思潮表现在作风上的，如，无休止地否认过去，无根据地夸
张未来，很少着手于眼下。不，时给大家美好的许诺，“空头支票”大小会场处处飞扬。事实
并不象说的那么美妙，天灾人祸，生产下降，1978年亏损了275万元，居历史亏损第二位，小
麦每亩只收了44.5公斤。面粉不足，上级和有关部门联系到外场调小麦做口粮，遭到场主要领
导拒绝，以表示“穷亦有志”，说“宁可吃窝窝头大饼子，也不靠‘外援’”，玉米面吃了大
半年，孩子们受不了啦，有的学生满街撒纸条。看来“左”的一套实在是不得人心。
“左”害甚于灾害。几十年的实践给江滨人民不少道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只有冲破
“左”的束缚，农场才能前进。1979年3月，场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几十名干部发言，批评
了场里某些错误做法，从“左”的表现中总结教训。这次会议，对于解放思想，坚持正确的办
场方向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