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人民一家亲”


根据渊本昌代(毕建兰)自述整理
我父亲叫仓本正，原住日本东京都，1933年到中国洮南铁路局为日军工作，家安在大连市。
我还很小，生母就去世了。父亲把我及一妹一弟托一位日本老太太抚养。我随老太太姓渊
本，叫渊本昌代。老太太有个女儿叫渊本君子，做了我的继母。
继母是舞蹈教师，也是演员，经常在外演出，我跟随她搬道具，附带学习文化。
1944年，日军处境不利，继母出去演出再也没回大连。那时大连局势混乱，饥荒严重，渊
本老太太自顾不及，于1945年春通过一位叫杜维的中国老人，把我送给了毕家。当年我才11岁。
毕家只有母子二人，毕母为人善良。儿子毕键臣，21岁，忠厚老实。他家几代无女，对我
如同亲生，我改名毕建兰。战事日紧，大连乱极了，尤其是日本人，朝不保夕，惶惶不安，我
养母担心我的安全，于1945年7月，一家3口回到山东省文登县老家。不久，毕键臣参加了八路
军。
连年战争，生活十分艰苦。我与养母一老一小，到处乞讨，相依为命。困难的折磨，养母
身体不支，疾病缠身，只得我一人要饭，我不大懂中国话，靠作手势，大家可怜我，常给我点
好吃的。那时，所谓好吃的，无非是玉米饼子、地瓜，我舍不得吃，留给养母。每当我拿回家
一点好吃的食物，养母总是直流泪，很难下咽，母女你推我让。
1949年，我养母听传儿子键臣牺牲了，伤心过度，不幸去世，我万分悲痛，哭了又哭。那
时，村政府在生活上多少给点照顾，我再做些劳动，将就维持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动员日本人回国。1951年曾两次动员我回日本。尽管当时生活有困难，但
我爱这第二故乡，舍不得离开养育我的土地和父老乡亲，决定不回日本了。
1953年，朝鲜停战，当过志愿军的毕键臣复员回到了家乡。那时，我已19岁了，键臣30岁，
由村政府做主，我们俩结了婚。夫妻恩爱，生产劳动，生儿育女，日子过得比较好。1956年，
键臣支边到北大荒，1957年把我和孩子也接来了。在这里生活快30年了。键臣先后开过荒，
打过更，当过商店营业员和农工，现已退休。如今，我们是一个有17口人的大家庭了。6个儿
子，1个姑娘，2个孙子，2个孙女，1个外孙女，2个儿媳，1个女婿。孩子当中有8个上班工作
的，我大儿子、二儿子、四儿子、女儿、大儿媳、二儿媳、女婿都是农工，儿是中学教师，老
五上职业高中，老六上初中。全家的收入，都算起来，每月接近400元，日子过得比较宽裕，
生活很幸福。
我爱中国，也爱日本，我爱身边的儿女，也思念远隔重洋的亲人。日本语我说不大上来了，
文字可以看懂，中文也认识一部分，我经常从报纸和电台上看看听听日本的情况，有时哼一
哼儿时学的日本歌曲。那年我知道中日实现了邦交，高兴极了。此后，每当听到两国领导人互
相访问，好象我也亲自参加了一样。1980年，我叫孩子往日本写信，终于与家人联系上了：高
兴的是父亲还健在，给我们邮来了当时在大连的“全家福”和现在的全家人照片。来信说，父
亲是1945年在济南被俘的，第二年遣返。继母是50年代回日本后去世的。父亲又续，现有1个
弟弟，叫仓本茂，1个弟妹，2个侄女，1个侄儿。弟弟在京都担任警官，来信说胡耀邦访问日
本，他还担任过警卫呢。我父亲年事已高，不工作了。
据说，我胞妹还在大连，尚未查到。胞弟战时病死在武汉医院。我不久将同三儿子、六儿
子回日本探亲(已往)，骨肉团聚，重温天伦之乐。这是中日友好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我们行前，
农场领导、队领导都来看我们，深表感谢，一定把盛情转告日本亲友。我深深体会到“中日
人民一家亲”。
(渊本昌代居住江滨农场十一队，1985年去日本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