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文化大革命”对农场的影响

农场经过学雷锋、“创五好”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大的干部和职工群众的精神面貌有了
很大的改观，献身农场建设事业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渴望大力发展生产，加速农场建设。然而，正当
农场进入大发展时期，暴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
后，场中心校成立了红卫兵造反连，贴出了第一张题为《批判1日教育制度》的大字报。召开了批判
“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大会。《北京晚报》是当时所谓“三家村”成员之一的吴晗主编
的，所以，全场仅两名订阅《北京晚报》的读者，(原一队支部书记孟道德和副队长王凤梧)也受到
了审查和批判。接着，在全场掀起了“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贯势力)、“立四
新”的高潮。8月30月，鹤岗市红卫兵来场串联点火，查封了农场商店里带有古商标的商品和一些
所谓“有反动寓意”的商品，砸碎了胭脂等化妆品；揪斗了农场医院助产士杨凤芝，中心校党支部
书记张汉林也受到了批判。《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全场掀起了一个
“横扫”的高潮。这次“横扫”面广，牵涉人多，结果搞得人人自畏。
1966年8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并发表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赞扬红卫兵大串联的评论后，大大鼓
舞了学生大串联的热情，不久场中心校教师李凤阁率领红卫兵“长征队”高举红旗，步行去北京
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进京串联的队伍返回农场后，各单位先后成立了各种“战斗队”、“造反团”
杀向社会，在全场掀起了揪斗当权派的高潮。全场80余名场、科、队级干部几乎100%受到不同程
度的批判和斗争。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农场正常的社会、生产、工作等秩序被打乱。八名
场级领导干部，有三人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
东思想)，遭到残酷批斗、“游街”、关进“牛棚”等。在揪斗当权派的同时，各派之间相互冲击，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战报满天飞；各派之间围绕着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的问
题，无休止地争辩，并开始了“夺权”斗争。先后进行了争夺广播站的权、夺各科室的权、封了办
公室、抢走公章，夺来夺去，使农场正常社会秩序和生产受到冲击。1967年1月28日，萝北县两大
派组织进行了夺权斗争，农场有的造反团也派部分人员去参加夺权斗争。
1967年1月，名山边防部队派两名军代表到场搞“革命大联合”。9月22日，农场三个最大的群
众组织(“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人民战争第二司令部”、“共产主义战士造反团总部”)带头
实现了“大联合”。12月21日，名山农场“革命委员会”成立。杜学福担任“革命委员会”第一副
主任，宋福清为副主任，委员有徐荣秀、张成武、陈国荣、岳文有、芦学贵、刘荣春。“革命委员
会”成立后，新设了“清查”和“大批判”两个办公室，召开了全场性批判大会，揪斗了东北农垦
总局的领导人张林池、王正林、王景坤，萝北分局第一书记刘海。农场党委书记张冠军、场长蔡忠
臣也受到批判和斗争。
1968年4月9日，人民解放军3395部队“军宣队”进住农场搞“斗、批、改”。农场各单位都
进驻了“军宣队”，“斗、批、改”运动从此在农场全面展开。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除了深挖“漏网走资派”外，还揪斗了大批的干部和群众，大搞逼、供、信，
不少人被打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地、富、反、坏、右”分
子、“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等。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达110人，非正常死亡9人，造成冤、
假、错案95起，有27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清除出“革命队伍”，硬说他们不适合边疆工作，被强行
迁送(连同家属)到内地或原籍进行监督改造。造成了不少好人无故被冤枉，吃尽了苦头。在批斗这些
人时挂牌子、戴高帽、搞“喷气式”、“飞机式”，拳打脚踢，人人惊恐不安。
1968年12月，“革命委员会”组织人去鹤岗“万人坑”，接受所谓的“阶级教育”，被怀疑为
“日伪特务”的原面粉厂厂长陈士杰等人，当时在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天气里，迫其赤着脚在冰
雪路上行走，不堪入目。
1968年10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提出了不断反右倾的口号后，《黑龙江日报》发表
了《打击造反派就是反革命》的社论。在这种形势下，场革命委员会主办了“学习班”，机关部分干
部与一些职工，被送进“学习班”学习改造。
“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农场领导机关的指挥职能受到了冲击和限制，多数干部被排斥于企业
管理之外，但是，由于经过长期实践的、特别是经过六十年代中期逐步建立起来的富有经济成效的生
产秩序尚未被打乱；广大干部和职工处于对党的忠诚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坚守岗位；加上1966至1968
年风调雨顺，因而，农业生产连年盈利。粮豆总产由1966年的2，113.6万斤，1967年提高到3，129
万斤；经营纯利润由1966年的13.4万元，1967年增长到86.7万元。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影
响，生产形势将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