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违背经济规律的经营管理、生产上的瞎指挥

十二团初期，处于掌权者地位的现役干部，对农场的社会性、企业性认识不足，习惯于
用军队的一套指挥生产，用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和生产措施来指导机械化大农业；生活方式实
行军事化，早晨吹号起床，上下工列队行动，搞军事拉练；生产程序强调高度统一，每一生产
阶段，都要发布命令，统一要求、统一步骤、统一投入战斗、统一报捷时间等等，给生产带来
了不应有的损失。
1971年9月7日，团党委召开会议，强行推广外地经验，命令全团各连队必须在13日前将苞
米全部割完。当时;苞米籽粒仅成熟 25%，天气又好，正适宜苞米后期的生长，因此，许多
连队抗令不行。于是，9月16日团党委又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强令在20日前把苞米全部割完，
否则，“是对毛主席不忠、反对干社会主义”，并召开了全团广播大会，在高压之下，玉米割
倒了，损失却十分严重。十四连1，200亩苞米割倒后，损失竞达22万斤，而八连在“搞试验”
借口的掩护下保留下来的几亩苞米，秋后却获得了高产。当八连干部“邀请”团领导前去参观
苞米的丰收景象时，团领导却大发雷霆，说他们是“秋后算帐派”，大会、小会批评。
文化大革命前，农场在分配制度上实行的是“两结合”和“月薪日计”工资制度。兵团一
成立，就把“两结合”工资视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予以取销。后来，随着大批城市知识青年
来兵团建设，团司令部作出了决定：“接收的城市知识青年，工资一律定为农工一级标准、月
薪日计；劳保福利等各项待遇与原农场职工相同”。但是这个决定推行不久，就被认为是“多
出工多给钱，少出工少给钱，硬往青年脑子里灌输一个‘钱’字，实质上是修正主义那一套”。
于是，团又作出决定，宣布“保留月薪，取销日计”。就这样，仅仅保留了一点按劳分配原则
的“月薪日计”也被全部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先进”的等级工资一一“月薪制”。分配
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出工不出力、磨“洋工”、休“病”假、
“泡蘑菇”等现象十分严重。正如当时有人所描述的：“上工稀拉松，解个手，半点钟，提上
裤子就收工”。加上生产无计划，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致使
经营管理混乱。
大搞政治建军
十二团成立后，按照部队要求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创“四好”连队、“五好”战
士运动、大学红九连；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建军，突出人的思想革命化。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
的口号下，学习毛主席著作被置于首要地位。“天天读”雷打不动，“天天听坚持不懈”，要
“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传达不能过夜，常常三更半夜呜锣敲
鼓把人唤醒集会庆贺。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层层开，强调“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暴
发革命”。每当“五好”初评和总评时，人人都要讲用，大搞“路线”分析，“用阶级斗争的
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农业生产无人问津，谁若关心生产，埋头苦干，便被扣上“唯生
产力论”的帽子，斥之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结果，形成了“抓生产危险、抓政治
保险、抓经济险上加险”的局面，使生产受到冲击。直至1971年9月“林彪事件”之后，四好
运动就此结束，而“突出政治”的极左思潮仍未平息。
取销职工家庭副业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十二团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越公越好”。
把职工家庭经营的自给性副业，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温床”，是“资本主义尾巴”。于是，
1969年2月，团党委便作出了决定：“职工自留地予以取销，由连队集体种菜供应”。“养猪要
大力发展公养，职工私人养猪要严格限制，不能养母猪”。这个“决定”的强制推行，造成职
工平常无菜吃、年节无肉吃、高价到场外购买，给职工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加重了经济负
担，对此，职工极为不满。根据职工的强烈要求，于1970年4月15日，团党委又重新作出了恢
复职工家属园田地的决定，但，仍然限制的很严格。如：规定园田地三口人以下3分地，四口
人以上6分地；不准小开荒，家庭养猪不准超过2头，禁止养母猪，双职工不准养猪；家禽(鸡、
鸭、鹅)每户不得超过20只等等。尽管这样，有的职工由于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生活比较困
难，迫不得己，不得不利用工余时间，在闲弃的边角地块搞点“小开荒”，种些瓜果蔬菜和玉
米之类，以补家庭收入之不足。职工这种暗地顶风上的行为被发觉后，团政治处立即发出通知，
提出了“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要连根拔掉”的口号，在全团掀起了一个空前的“拔苗”高潮，职
工家的青苗横遭祸害。一位残废军人老职工，开荒种的半亩甜瓜；硬是用推土机把瓜全部压碎，
并开了批斗会。作为职工家庭收入必要补充的家庭副业，诸如编织、捕捞、家禽、山采等等，
也一律不准到市场出售，由此，职工家庭副业，始终未能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