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夺权和反夺权两派的产生和对立

1966年“5.16通知”传达后，当时农场的“文化大革命”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文革”领导
小组主持进行的，主要在机关内部开展，运动只以大字报的形式揭露各种矛盾，以后逐渐把矛
头集中到书记王文、场长王志学等领导同志，并罢了王文“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官。六月，
中央指示基层暂停运动抓好生产。红卫兵冲击场党委会之后，各种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党委和
“文革”领导小组也随之失去作用。
主要由复转老军士为骨干组织起来的“红色战士造反团”(简称“红士”)，在场招待所首
先设立总部。机关干部成立了“红旗”、“攻坚”战斗队、“捍卫泽东思想战斗团”(简称“捍
卫团”)。学校成立了“红教工”、“千钧棒”、“全无敌”战斗队等组织。
1967年1月30日，“红士造反团”宣布“夺权”。“捍卫团”得悉后，极力反对，宣称
“1.30夺权”是换汤不换药的假夺权，不能代表群众意志。“捍卫团”迅即下队宣传、串联，
以博得部分群众的支持，夺权和反夺权的论争从此展开。
2月13日，“1.30”夺权者考虑到夺权后还不能用权，有权不能用等于无权。于是，他们联
合机关的“红旗”、“攻坚”和学校“红教工”、“红卫兵”总部(后分化)、医院以及六队、
七队、八队、九队的部分群众组织，在俱乐部召开大会，让党委书记和政治处主任“亮相”，
表态支持夺权。各群众组织代表和生产队干部也表态支持夺权。会上成立了“接管委员会”。
另外，又成立了“213”总部，负责领导造反活动。
以“捍卫团”为轴心的反夺权派的活动传开后，群众大哗。他们立即动员另一部分生产队
的群众代表来场，于2月19日在俱乐部召开大会，让场长和工会主席亮相支持反夺权，群众代表
也表态支持。会上成立“接管委员会”，称“219派”，并建立总部。
“213派”总部设在场汽车队。“219派”总部设在场招待所。从此，两派势不两立，相互
抵制、谩骂、争吵，对立情绪愈演愈烈，由大字报、标语对抗到广播叫骂，终于导致严重的武
斗，互有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