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畜牧生产


二十九年来，场畜牧生产，由于政策多变，几起几落。近几年，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
才逐步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
一、打基础
1957年，从笔架山农场引进哈白种猪30头(母猪25头，公猪5头)，从佳木斯、哈尔滨购进
雏鸡24,700只，开始自繁自养。这两批雏鸡进场时，正值阴雨连绵，患球虫病死亡甚多。又因
注射鸡瘟疫苗时，搞错了稀释倍数，又死亡雏鸡几千只，年末存栏母鸡仅4,000只左右。
1958年，添置孵化器两台，开始孵化育雏，当年出雏鸡两万余只，成活9,000余只。后因
饲料不足，鸡的抵抗力降低，加之防疫工作不力，暴发了鸡瘟，近万只中雏几乎死绝，只剩下
老鸡约3,000只。
是年春，王震部长亲自为农场订购北京鸭种卵，由北京空运到哈尔滨。年末，存栏成鸭600
只。此外，还购买100匹役马、数十头朝鲜牛和荷兰奶牛，畜牧品种增多了。
二、“大跃进”
随着“大跃进”形势的发展，1959年畜牧业开始大上。畜牧队分为专业养鸡队和养猪队。
同1957年比，猪的饲养头数增加3.6倍，鸡鸭分别增长3——4倍。1960年畜牧生产提出了更高
的指标：“要求全场养猪万头，出口猪肉180吨，养鸡25万只、鸭8万只，出口禽肉200吨。”
经营方针是“以农业为主，畜牧为纲，人人事事为畜牧服务。”经过两年努力，专业队增长速
度快，农业生产队也兼营畜牧。但是，由于盲目追求高指标，农牧严重失调，饲料没有保障，
加上疫病流行，大批禽畜死亡。1960年畜牧损失24万元。1960年入孵鸭蛋12,877个，出雏1,790
只，成活17只，入孵鸡蛋21万个，出雏12.8万只，成活6,449只。为挽救禽畜死亡，大量购买药
品，平均每只鸭投药费2.57元、每只鸡投药费0.38元、每头猪投药费3.26元。因此，亏损更大。
1959年末，有役马240匹。为提高役马繁殖，选20多匹种母马集中于一分场，结果在1961年
因马厩失火，烧死孕马18匹，影响了马匹的繁殖。
1960年，首次引进杂种粗毛羊70只，在3队集中饲养。
三、调整巩固畜群
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农场口粮实行低标准，饲料供应严重不足，禽畜大量死亡。结果，
商品率很低，而饲养成本高得惊人。1961年生产猪肉49吨，自食44吨，上缴国家5吨，商品率仅
9%，而仔猪每头成本40元，育肥猪毛重每公斤成本4.8元，鸡蛋每公斤成本7元。为改变这种状况，
1961年下半年开始大砍畜牧，大量淘汰宰杀繁殖母猪；鸡鸭也大量屠宰，控制在3,000只左右。
由于进行了调整，1962年下半年，畜牧业的形势才有好转。
同时，农场根据上级有关政策，做出了一些规定。如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时的责任制，
以及“公有户养，扶植私养”和“田头养猪”等具体措施，调动了畜牧人员和广大群众的积
极性，从而使畜牧生产得到稳步发展。
四、“文革”使畜牧发展受阻
“文革”期间，机构受冲击，一切规章制度被否定，科技人员“靠边站”，饲养不讲科学，
致使畜禽生产受阻。同时，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私养猪被扣上“资本主义”帽子，生怕“割
尾巴”、受批判。造成存栏数大幅度下降。1968年仅有生猪890头，职工吃肉困难起来。
1970年搬迁期间，由于措施不当，造成损失，冻死绵羊300多头。鸡鸭搬入新点后，因无
房舍，鸭子全部淘汰，鸡剩下千余只。1972年入冬，大雪封地，禽畜冻死不少。1973年，凌洪
袭击，卷走猪、羊、牛百余头。1974年后，依靠保存下来的基本繁殖母畜，经过调整和加强措
施，才逐渐有了转机。
五、发展养猪
1977年，上级号召搞“大寨连”，“千垧地，千头猪，万吨肥”，使养猪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各连均建造了砖瓦结构的猪舍，饲养室，实现了养猪“四化”(猪舍砖瓦化、饲料加工粉
碎化、运料车子化，母猪杂交一元化)。同时，还大力扶植私养，并实行加价奖励和分给饲料
地，群众养猪的积极性很高。1978年末，存栏数为7,684头，创历史最高记录。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粮肉差价太大的矛盾无法解决，肥猪压圈，畜产品处理困难，
亏损加大，“养猪赔钱”成为一大问题。继续推行“千垧地，千头猪”必将造成更大亏损。畜
牧生产面临的抉择是；必须迅速调整结构，谋求新的发展途径。
六、调整布局，压马稳猪增牛
1979年以后，根据上级“压马、稳猪、增牛”的精神，场畜牧工作进行了相应调整：(一)
压减马的饲养数，大量卖马，(二)控制和压缩猪的发展，改善经营管理，扭转亏损局面，保证
全场肉食自给有余。调整养猪布局，成立专业养猪场，把3、4、6、7、11队养猪点砍掉，采取
集中繁殖，分散育肥的办法。同时，鼓励私养，支持专业户和重点户养猪，有计划有步骤的发
展、草食兽，成立专业养牛场，把全场的菜牛集中饲养繁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