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1966年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进了农场大地。
运动的兴起
农场的“文化大革命”以子弟中学停课闹革命为序曲。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各地革命师生
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下达后，师生开始自发性的全国大串连。9月9日，机关一部分人成
立了全场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赤卫队。11月，赤卫队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给农场
党委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并召开了“炮打司令部”的点火大会。从总场点火引到基层燃烧，
斗争的火焰越烧越旺，全场上下纷纷成立造反组织，并开始触动“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的人轻者站凳子接受批判，重者戴高帽子游街。
1967年初，随着形势的发展，机关“农垦战士”联合其他三个群众组织，接管了农场的财
政大权。由于组织不完善，无群众基础和共同语言，夺权不久内部便产生了分歧，播下了派性
斗争的种子。1967年春，为了搞好农业生产，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以武装部为主的伏尔基河
第一线生产指挥部，维持农场生产建设的正常运行。
“红联”“七一”两派斗争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派性开始萌发。个别怀有私念的人借运动，图报复、泄私愤，蓄意
制造隔阂，引发派性斗争。少数人以关心国家大事为名，手持“语录”，断章取义，进行观点
辩论，制造思想混乱。派别之间互相拉帮结伙，散发传单，经常发生口角。互相诬蔑、攻击和
漫骂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并不断造谣惑众，制造事端，终于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红联”(多数派)和“七一”(少数派)。两派形成后，局势逐步趋向对峙，从互相间口头
辩论、写大字报、画漫画攻击，到采用高音喇叭吵骂、中伤。派性斗争日趋激烈，武斗有一触
即发之势。1967年10月24日，农场的“红联”和“七一”两派终于发生了第一次大的派性斗争，
以绝对优势的“红联”派占据了“七一”派指挥部，出现了“红联”一统天下的局面，夺取
了农场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伏尔基河农场红色造反接管委员会。11月16日，“红联”
派再次与退居到子弟中学的原“七一”派发生冲突，爆发了一起震动场内外的围攻中学大楼事
件。当时，“红联”派聚众于子弟中学楼前，对楼内的“七一”派人员进行围攻三天三夜，直
到鹤岗市驻军3096部队派人调解后，围攻才告结束。随之，“七一”派转移到鹤岗。
“七一”派离开农场后，派性斗争仍继续发生。移居在鹤岗的“七一”派经常带着人员拦
截农场的汽车、抢夺物资、时常发生小型武斗。“红联”派组织了护场队，造手榴弹、埋地雷，
严阵以待。在制造和试验手榴弹时，“红联”派死亡2人。
大联合
1968年春，农场的两大派组织由于形势所迫，通过谈判协商，勉强凑合到一起，实现了所
谓的“革命大联合”。随之，“三忠于”“四无限”之风吹遍农场大地(三忠于：即忠于毛主
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即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信仰、无
限忠诚)。大搞“三敬”、“三祝”、早请示、晚汇报，一些神化领袖的做法盛行全场。各级
纷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们带着“经验”到处传“经”送“宝”，
每当春末夏初，场外一批批的巡回讲用团便来农场传授学习“毛著”的经验，农场用机动车
辆接送受教育群众，并组织群众手持鲜花，载歌载舞，夹道迎送讲用团代表。
1968年6月18日，中央批准成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6.18”指示下达后，成
立了伏尔基河团筹建领导小组，并由筹建小组行使农场的党政等职权：负责“抓革命、促生
产”，进行“斗、批、改”，组织清理阶级队伍，批斗牛鬼蛇神，打击阶级异己分子。群众
说：“排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9月，造反派又把原东北农垦总局局长张林池、副局长王正
霖、王景坤从佳木斯揪来，同农场被揪斗的当权派一起进行批斗，并在全场游街示众。对阶级异
己分子和运动中站错队的也逐一清理，游街后关进“牛棚”，名曰：“澄清阶级阵线，为组建
兵团打基础”。10月14日，一些被揪斗和清理出的所谓“坏分子”及机关、基层因没有造反精
神而编余的干部，送入“五·七”干校(现31队)劳动改造。被送入“五·七”干校的人，直到
兵团成立后，才解散获释。一些被批斗对象由于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有的投河、投井自杀，有
的上吊自缢，据统计，文革期间全场被极左路线迫害致死29人(其中鹤立河农场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