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生产建设兵团时期(1969—1979年)
第一节 组建16团


1969年2月2日，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第16团正式组建，代号“设字209”信箱。是日，
三千余名干部职工汇集新华场部，参加16团成立大会。会上，宣布了沈阳军区的命令：任黄砚
田为16团团长，王文东为政委。已到任的政委王文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
主席‘六·一八’指示，把我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讲话。从此，伏尔基河农
场由农业企业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
改编体制
兵团成立后，对原农场的管理体制进行了彻底改编，撤销了原农场的机关行政科室，按部
队编制设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三大部门。部门下设股，生产队改称连。当时，团首长和各
处、股的领导及一些重要部门的参谋或干事，均由现役军人担任。原农场机关干部(包括场领
导)，除少数被认为是比较好的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任副职外，绝大多数干部都被下放到基层
劳动改造。基层生产队以连为编制建立了排、班。干部由团党委任命。原农业生产队的机务技
术员、农业技术员被取消，增设文书、通讯员、报导员、司号员等。工副业单位也改编成部队
番号，如：将粮油加工厂编成工业一连，修配厂编成机械修理连，汽车队编成运输连等。连队
改编后，把全场符合政治和年龄条件的职工编为兵团战士，不符合条件的编为兵团职工。经过
改编，全场有3896名职工被改为兵团战士，占职工总数的75%。体制改编后，农场一边接受军
事机关的职责，一边沿袭多年办场经验，于是，部队供给制与农场企业的管理融合在一起，为
后来兵团提出了双重含义的“誓做军中大寨人”的口号，提供了依据。
大搞战备
兵团成立后，肩负“反帝反修”、“屯垦戍边”，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的重任。由1969年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为适应战备形势的需要，增强敌情观念，全团上
下经常讲打仗、讲战备，进行长途野营拉练，并要求人人挖单身掩体，队队挖堑壕，筑工事，
严阵以待。把战备工作置于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地位，事事处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
查一切，落实一切，一切为战备让路。机械修理连(修配厂)开始接受军工生产任务，制造冲锋
枪等武器。各连队都配备了武器、弹药，建立武装排、班，并在4、10、18、29连等四个中心
处建战备粮库，计1600平方米。在战备最紧张的阶段，还组织全团指战员学习简单的俄语会话
用词，进行急行军训练和防空演习。
否定原农场搞政治建军
16团组建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部分现役军人以“解放者、改造者、掌权者”自居，
一开始就把原农场称为“旧农场”，批判农垦部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管理制度的规定，即“5
条”“16条”。对原农场长期以来建立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一概视为“黑货”予以
废除。农场在改革中刚兴起的两结合工资也被砸烂，实行月薪制。废除考勤和定额管理，工人
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一些现役干部虽身居领导要职，但不懂生产与经营，乱发命令、
瞎指挥风气随之盛行，并过分强调统一行动，搞违背客观规律的“一刀切”，提出“小镰刀打
败机械化”，宁让机械闲在家里，也要组织人工收割大会战。全团男女老幼齐上阵，要求“上
至八十八(88岁的老人)，下至小娃娃”，“锁头把门，烟囱放哨，早晨两点半，晚上看不见，
地里三顿饭”，大搞人海战术，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小镰刀一割到底。玉米收割也采取一
刀切，1971年玉米没有完全成熟，就命令全部割倒晾晒，让其自然成熟，使玉米大面积减产，
造成极大损失。附近农村老百姓对兵团的这种做法，感叹地说：“兵团的人都疯了！”。由于
管理混乱，生产水平逐年下降，1969年全团粮豆平均亩产164斤，比1968年下降87斤，1973年
平均亩产95斤，比1969年下降89斤，仅1973年一年全团经营亏损就达377.3万元。
在大力突出政治的口号声中，兵团大搞政治建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被置于一切工作的
首位。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天天读”活动雷打不动，层层举办学习班、讲用会，开展创“四
好”连队活动。同时，还大搞“路线分析”和“阶级斗争”，进行阶级教育，吃忆苦饭，开忆
苦思甜大会，弄得人们哭笑不得。一些工作上兢兢业业的实干家，被指责为“只拉车，不看
线”，而那些耍嘴皮子不干活的，却成了“政治上坚定的骨干分子”。18连在抓政治建军中，
形成的“五个经常化”，即阶级教育经常化，大颂扬经常化，大批判经常化，办学习班经常化，
抓活思想经常化被奉为好经验，在全省兵团内进行全面推广。
学大寨赶涝洲
兵团组建初期，以政治建军改造农场，忽视企业管理，加之不断遭受自然灾害，连年亏损。
群众议论这一时期是：“计划向上报，花钱向上要，生产不知道”。1970年在北方农业学大
寨会议后，兵团开始学习山西大寨和本省涝洲。同年9月，二师党委发出要把“每个连队，每
个营都要建成兵团大寨”的指示，全团动员，高喊“千方百计上纲要，拼死拼活跨黄河”、“
学大寨、赶涝洲”的口号。农业上开始启用技术人员，实行科学种田，但由于受“左”的思想
影响，长官意识盛行，还不能依靠科学技术和自然规律办事，只能是，“一年上纲要，二年过
黄河”空喊。派去到大寨、涝洲等地参观学习的人员回团后，不是因地制宜运用外地经验，而
是生套硬搬别人的做法。在小农经营方式的指导下，全团寒冬腊月大搞刨丰产坑，推广“横穿
带”和“满天星”(大豆地里夹种玉米)，谷子环播，结果造成机械作业困难，粮食连年欠收，
1973年，春涝严重，全团5月10日后才开始播种小麦，一直播到6月初，因播时不宜小麦严重减
产，交售国家后所剩无几。职工口粮不够，只好从11团(军川农场)买回人家自留的猪饲料(玉
米)解决职工口粮，群众对这种“交完公粮缺口粮”的做法，意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