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回忆录


沈友口述
1956年，我阔别城市，从部队转业来到了“北大荒”——原鹤立河劳改农场。解甲归田，
二十多年过去了，昔日的黑发壮士，如今已两鬓斑白，儿孙绕膝，回味起来感慨万分。当年，
历尽艰辛开垦了这块北疆沃土，而今已是麦浪滚滚，大豆飘香，稻田连片的江南景色3亲手栽
植的各种树木成荫成材，建盖的房舍依然挺立，带大和培养的青年干部在各条战线为四化勤奋
地工作着、战斗着……。一切的一切历历在目，使我感到骄傲、自豪，令人热血陡涨，思绪万
下边我回忆个人与农场的几个历史片断，供后人知晓。
农场就是我的家
1956年4月，我从部队转业后，由长春市坐火车来到了鹤立。同时，转业来的还有另外三
名同志。我被任命为距场部40里的二分场三中队的队长。第二天，我便走马上任，步行40里，
来到工作岗位。大队长领我进了一个草房，这便是我的办公室，一铺火炕，几乎塞满整个空间，
一个人在空地上转身都有点费劲，屋里还有一盏小煤油灯，其它什么也没有了。记得当时大
队长对我说：“比起部队，是差多了，但要比1952年刚建点时，这可算得上天堂了”。
我们的工作是管教犯人。全场共有犯人三千余名，一千余人是军纪犯，二千余人是政治犯。
当时，在我们中队除几个干部外，一天尽是和犯人打交道。我们住的地方偏僻，离街又远，
生活异常地单调。我思想上开始有苦闷感了。一天，胡场长打电话来，说让我去场部一趟，我
去了，胡林祥场长接待了我，除谈谈工作外，场长还告诉我说：“那三名同志已经走了，你打
算怎么办呢？”我想了想说：“胡场长，我是党员，既然来了就没想过走的事。农场就是我的
家，那里我也不去！”。第二天，我返回了二分场。
1957年6月，组织上给我假，让我回长春接家属。回到了长春，爱人、孩子见到我非常高
兴。过了几天，我就试探着同爱人说搬家的事，不谈则好，一谈崩了。她说：“北大荒，荒草
连天，连个学校也没有，孩子怎么办？你是怎么想来着？”是呀，当时我也想起了在农场的情
景：一到二分场时，耕地只有1000垧，为了扩大耕地面积，我带着犯人日夜奋战在荒原上。那
时哪有拖拉机啊，我们整天都是用铁锹挖地。我这个中队长也挖，一锹一锹的挖，在没人的荒
草里同草皮、树根打架，瞎虻叮，蚊子咬，那滋味真够受的。说句实情话也真苦哇。我爱人的
倔劲上来了，说什么也不跟我来，没办法，吵了几架，只好离婚。我与她三次找组织开介绍信
离婚，组织上不批。领导和同志们看我态度坚决，就帮我一起做我爱人的思想工作。最后，她
终于妥协了，答应先停薪留职一年来二分场看看再说。不久，她就自愿调到了农场。我的家，
从那时起安到了农场，农场也真正成了我的家。
白手起家建新点
1959年秋，场任命我为副大队长，说是副大队长，就我一个人，担负创建七分场的任务。
于是，我带着两百余名犯人来到荒原，开荒建点。荒原是一派眼不到头的漂筏甸子，草深没顶。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把280名犯人编成了三个中队，一个由能工巧匠组成了基建队，一个
水利建设队，一个农业服务队。首先，开挖排水壕，水下去了，开始烧砖搞基建。同年8月份
一栋8米宽40米长的砖瓦房建成了，开始犯人同我们干部一样住帐篷，房屋建好也让他们住了
进去。犯人也是人嘛。1960年春，又建起了七栋砖瓦房，调整了犯人的宿舍。同时建盖了仓库、
食堂、马号、水泥场院。当年还特意盖了一栋家属房，解决了干部与家属的分居问题。但我
的家，由于房子紧没搬，还是住在二分场。这年，我们种了800垧地的水稻，还办起了副业队，
养了10头奶牛，1000多只鸡，北京鸭800多只，鹅400多只，猪100多头，造两条千米防护林，
10垧柳子林，四周全栽上了松树和垂柳。经过两年的奋战，荒原上建起的七分场已初具规模。
上级为表扬我以农场为家的思想，肯定我的工作成绩，派我出席了国家公安部在北京召开
的公安工作会议，会议中受到了首长的接见，游览了北京城。
忍辱负重，再建新点
正当我同农场的生产一样奋发向上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7年1月，我被关
进了牛棚，罪名是钻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具有“造反精神”的“红卫兵”小将们，带着阶级仇
恨用六号钢筋给我做了山顶两米高的高帽，让我跪在三尺高的板凳上认罪，身上还饱受拳打、
脚踢、皮带抽之苦。有一次我从板凳上掉下来，摔的鼻口穿血。
然而，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党组织派出的负责调查我的同志，在北京找到了我的老首长
——入党介绍人王福升，证实了我的清白。从此，走出了牛棚。
1969年5月，我出了牛棚不久，身上的伤痕未愈，党组织找我说：“老沈，还得挺起身来
工作；老党员嘛……”，话语不多却寄托了党对我的信任，寄托着希望。我二话没说，就又接
受了新的任务一一带领城市下乡的知青，创建十分场。
十分场的场址靠近梧桐河，一望无垠的大草甸子上，荒无人烟。我先领着几个干部上山伐
树，拉木头，自己动手盖起了一部分马架子，支起了一个个帐篷。接着就接受来自浙江、哈尔
滨、牡丹江、佳木斯、双鸭山、鹤岗等城市的知识青年，一下子涌来了七百多人。为了解决住
房，我和男女青年一道动手挖了几道排水壕，没水了，开始盖房子。没有道，通不了车，建房
用砖只能运到五分场。于是，我们就踏着荒甸子去背，背一趟就要往返20多里，硬是一块块地
背了回来。11月初，我们先后盖起了三栋砖房，让青年们搬进了集体宿舍，是年底，十分场建
成。
我与知青在一起
1969年建十分场时，我就开始同城市知青接触，同他们在一起工作、生活。青年人有朝气，
兴趣广泛，来农场后起了很大作用，做了不少贡献，也吃了不少苦。不过，我们对他们也很
好，跟对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我同知青在一起工作了十几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中国有句古语：“每逢佳节倍思亲”哪，春节到了，为了使没有回城探亲的青年不想家，
我们就在一起过年。我们当干部的，每年都得动员家属到食堂给青年包饺子，要求干部和青年
们一起过春节。几百名青年过节想要吃上饺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干部、家属一整天都忙乎着
包饺子，让青年们尽情地玩，举办文娱节目联欢。记得那是1973年春节，为让青年吃得好，一
次杀了10头肥猪，宰不少鸡、鸭、鹅，还从别的分场买了牛、羊，从佳木斯、鹤岗买回了新鲜
蔬菜。有的青年自愿下厨房，给大家做扒鸡吃，还做了不少的地方风味小吃。
我在十分场工作了10年，“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节青年们都要联欢与
会餐，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青年们一有病，就想城市、想家。我们发现谁病了，一是请医务人员主动前去宿舍给治疗，
二是让伙房给准备病号饭。有次一个女青年得了慢性肾炎，去农场场部医院住院，在回分场
时天冷了，我爱人就把她接到我家和我女儿住在一个屋子里。在我家炕上住了一个多月，直到
好了才搬到宿舍。
接待好来访家长，也是教育青年安心边疆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规定：设一专门宿舍招待
家长，饭菜单做，遇有特殊的，让青年自己到伙房做，以便能合家长的口味。一次有位知青家
长，从浙江来看望他的女儿，在分场住了一个月，临走时她对广大青年们说：“我看了一个月，
很满意，放心了，回去告诉你们的家长，让他们都放心。”
十年中，我培养14名青年加入了党组织，我们分场的青年有近百人先后被选入各类大中专
院校学习，有10%的青年参了军。
而今我已年过花甲了。农场史志办的同志想到了我，让我写写过去。把我当成了人物，我
感谢呀！这是党的关怀、鼓舞，我将以有生之年奋力于农场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