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



张抗抗
北京牌越野吉普车驶过再有十天就将不再被允许通行的天然公路一一冰封的松花江江面，
进入了蓝天空阔、原野无际的国营农场境内，远远地望见了那一片我们曾经住过多年的红瓦房。
我曾在这儿生活过，可现在我觉得它是那么遥远、陌生。
鹤立镇东头的木大桥已经建成一座坚固的水泥长桥了，桥下是干涸的阿林达河，鹤立河依
然在几十里外的草甸子里蜿蜒流淌，而鹤立河农场，已经不存在了。
它是我走以后撤销的，铁路以东的土地并入了现在这个农场的版图，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没
有感到太惊讶。我在这个时候，就常常觉得它象一挂沉重的马车，或许什么时候，就会陷在地
当中，走不动的。当年我曾工作过的场部机关，如今作了新华农场的干校。小车掠过这一片五
十年代劳改农场的遗址，不免给人一种荒凉凄寂之感，然而我的心头，却渐渐地升出一种希望
来。我知道，任何事物的矛盾，激化、爆发；甚至毁灭、消亡；只要在变，就有新的开始。
那时候我们两场的土地相连，连队之间曾为争水争地打过仗，夏天铲地的时候，姑娘们指
着云团叠叠的天边告诉我说：
“那儿是伏尔基河，他们用飞机撒农药。”
我还不及回味当时那种羡慕忌妒的心情，吉普车已穿过了那个正对着小火车站的高高的牌
楼，两边雕着麦穗和向日葵的水泥柱子上，写着“新华农场”几个黑色的大字。
送我来新华的农场总局宣传部的郭力同志说：“伏尔基河，有好几种解释，一说是当年从
苏联学习回来的老场长命名的3另一说是抗战前在这里建飞机场的日本人留下的；还有一说是
满语中“拓荒”。
然而真正的拓荒者是四九年来到这里的第一批荣军战士，后来接力棒传给了五八年的大批
转业官兵，到六八年，我们那些以各大城市来的伙伴们，唱着语录歌进场后不久，这里便打响
了开发东大甸子的战役，这里的人们谈起东大甸子和排灌站，都是眉飞色舞的，那一万多垧地，
正常年景可打一万多吨粮食。如果不是因为我刚下车，他们也许马上会领我到那儿去。
然而参加过开发东大甸子的年轻人们，大多已离开这儿了。贯穿场部的宽敞笔直的“向阳
路”，是见证。他们修起了这条路，在路边栽上了如今已成林的北京杨，又从这条路上走到南
归的火车上去。那是为什么？
路两边的白杨林密如墙、高如峰，白杨林里，露出两层的办公大楼。我想，我的那些陌生
的伙伴们，不会是无牵无挂地走开的，总有什么东西留在这里了。
三天以后，我便觉得，我似乎从未离开过这儿。
广播喇叭五点半就响了，接着，我隔壁的房间里，有一群小伙子开始唱歌，他们的嗓子很
洪亮，又由于过分的起劲，歌声有点惊天动地的，象我们当年那样。在城里，我已经很久没有
听到这么热情的合唱了，不由使我感到亲切。当然，他们不合唱“……沙妈妈……”、“一轮
红日……”，而是唱“妹妹找哥泪花流”、唱“甜蜜的事业，无限好罗喂。”唱了一支又一支，
还有许多我唱不上来的流行歌曲。
早春的风，依然象许多年前那样，在电线杆上，不停地翻着跟头，调皮地推着窗户，乒乒
乓乓响。走出门去，风刮得脸生疼，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多么熟悉的风……。
刚下过一场小雪，雪地在蓝天底下灿烂得刺眼。我很久没有见到这么白的雪地了。不象城
里的雪，混杂着大烟囱的煤屑烟末。空气清新得几乎好似将五脏六腑都重新清洗了一遍。
我在门前的大道上来回地踩着那雪地。我们踩着雪去参观场部所有的工厂。宣传部的刘部
长迈着军人的大步，而我居然也甩着膀子走路，象被施了什么魔法一般兴冲冲的。踩着松软的
雪地，凭什么不迈大步？又用不着担心马路上穿梭的车辆，你爱走那儿就走那儿。
回到我的住处，门口站着几个姑娘，热情地围住了我。
“小萍她妈来找你啦。”
“小勤她妈来过两回了。”
“小明他妈让你上她家去。”
我笑起来——小萍、小勤、小明的妈，不就是一个妈吗？
我刚坐下，门开了，露出一块褐色的头巾，头巾下是一张熟悉的脸，布满了皱纹……
“卢姨！”我叫起来，扑过去。
“还认识你卢姨呀？走几年了？”她用头巾揩眼角。
“算起来，有八、九年没见了……”我拼命睁大眼，免得……
“八、九年了，你不想俺们，俺们可想你呀。”她絮絮叨叨地说着一连串的话。在那熟悉
的南方话音里，我听见了多年前她在油灯下为知识青年缝补衣裳，缝纫机的沓沓声；听见了她
家灶坑里劈啪燃烧的柴禾声，锅里是专为我们南方知青“饪”的青毛豆……她男人是一个老实
巴交的转业兵，当过我的连长，不知他这些年变了多少？
“你好吗？”
“嗨，有啥好不好？人倒活着，三十年没长一回工资……”
我当年的连长笑 地望着我，卷起一颗烟，他明显地老了，面颊上的深深的皱纹象一道
道排水壕。我随卢姨进屋，他并不惊讶，好象猜我会来。他用这席牢骚话欢迎我，可见不外。
我心里有点酸酸的。
“那叫你捎来的药，真好使。”他叭叭地抽着烟。“吃了以后再没犯病。”
“你教给小萍的歌，她到现在都没忘。”卢姨在外屋急火火地炒毛磕。飘进来一阵阵香味。
外屋“喧啷”一声，扁担和水桶扔在地上了，一双大脚跨进来，一个又高又粗的少年站在
跟前，傻笑着，叫了声“姐”。
是小明。那时在炕上爬着，瞪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淌着鼻涕。
“学习好吗？”我问道。
“好啥？能好？你们青年走了后，就没有好老师了……”他妈妈答道。
“……呵，你走那么多年，从未给他们来过一封信，他们并不怪你。但你曾经做过的一点
点小事，他们都没有忘记，还牢牢地记着，念着你的每一个好处。你来了，他们象迎来了最尊
贵的客人。这些年中，你不想他们，他们却想着你。”我相信这都是真的。
“你猜我是谁呀？”
那声音又急切又烫人，好象恨不得从电话里蹦出来。
“你……让我想想。”
“我知道我就不该打这个电话，你真忘啦你？”
“你是——小李子！”
十分钟以后，她急急忙忙地跑来了。哟，真认不出来了，胖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一付心
宽体胖的富态相。我走时她送我到车站，一个留下来的北京知青，在劳资科工作。
“到底不回北京啦？”我装作很惊讶的样子。
“嗨，谁说不回……在家呆了三个月，又回来了。”她说得理直气壮。
“咋的呢？”从回农场的第三天，我就恢复了熟练地使用这个词。
“他不走呀。他不愿走，我只好又回来了呗。”
“他”是她的丈夫小叶，物资科的计划员，农场老职工的孩子。敦实、憨厚、又能干……
“啥时走？星期天到家去呀？一定去，不去可不行！她说完，又急急忙忙走了，回头补了
一句：“小玲玲快上学了，多快！”
当然，星期天我一定去。
我想起昨天在三连见到的一个上海知青，我特地到她家里去小坐了一会。玻璃板下压着孩
子的照片，孩子放在镇上的奶奶家了，没有后顾之忧。她的丈夫是一个小车司机，结婚后不久，
大批返城就开始了。丈夫动员她走，上海的父母正要退休，也希望她回去。她回去了一次，
又回来了。“办好了吗？”丈夫提心吊胆地问她。“办好了，这回要撵也撵不走了。”她把“
手续”扔给他。他心里乐得开花，嘴上说：“谁撵你了？俺是怕你后悔。”
“我不后悔。”她对我说：“有啥可后悔的？他对我好，两个人工资一个月一百多，可存
上一半儿，回趟上海也容易。这里啥也不缺……”
小屋里确是啥都有了：电视、录音机、沙发、大立柜……
她送我们出去，天上飞着几片小清雪，落在她白色的工作服上，她在食堂工作。
“只是，队里一个上海人也没有，有时，也闷得慌。”她在吉普车前站住了，眼睛里突地
涌上来一串泪花。“见到老乡，真是亲热……有空，给我写信好吗？”
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到。
无论是走的还是留下的，重要的是不后悔。对于我们这些漂泊半生的人来说，无论是走还
是留下，重要的是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里虽然只剩下她一个上海人，但她有自己的生
活。
李姨似乎知道我馋大楂子了，特意做了一锅香喷喷的腊八粥。黄澄澄的大楂子上，夹着红
通通的大枣、饭豆，还有核桃仁、花生米、大豆……
这样的粥，一辈子也吃不上几次，我恨不得吃个锅底朝天。
大楂子粥，算个啥？到农场来，还能不让你吃胖了回去？
他们一定是下了这样的决心了。所以东家西家拉我去吃饭，总是变出宝塔似的一桌子菜来。
小鸡炖蘑菇，红闷鲤鱼、五香牛肉、土豆挂浆、还有一盘五彩缤纷的凉菜；刚出窖的新鲜白
菜、脆生生的胡萝卜丝、自个家发的豆芽、加上通红的辣椒末……我最爱吃这样的凉菜，还有
保存得水灵灵的青萝卜或是“心里美”，拌上糖和醋，是最好的下酒菜，只有在这里能吃到这
么新鲜的蔬菜，水分饱满，一吃咔咔响。在一位老农学家的餐桌上还有一碟绿油油的蒜苗炒鸡
蛋，蒜苗刚从窗台上的沙箱里掐下来。当然，小鸡儿和鲫鱼也都是自产的，在佳木斯就能吃到
北大荒风味的兔子肉，喷香又鲜美。在这里，如果赶上主人备有火锅，还可再来一道酸菜羊肉
汤……
在城里筹备这一桌菜是困难的，当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要吃到这些也难以想象。可如今
农场的人比城里的人阔气，用他们的话说：“十六个菜，二十个菜，这不算个啥！”
还有自产的烧酒，三江平原顶好的佳汾、陈酿葡萄酒……呵，我招架不了北大荒人的热情。
来到我九年前曾呆过的一个生产队，队部正在研究落实生产责任制，“锵锵”得好不热闹。
根据农场总局的文件精神，农场经济改革的内容主要体观为生产责任制，具体说，就是“专
业承包，联产计酬，浮动工资加奖励。”
“……问题不少，职工讨论时，不少人有意见，说这不是谁干的多，就挣了别人的钱么？
收成不好，连基本工资也拿不回来，大伙儿都习惯吃大锅饭，一时转不过弯来。其实，搞好了，
就能尝到甜头……”
他们年轻的支部书记大曹，低着头耐心地给我讲解。他的个子太高了，我当年在这个队时，
他是食堂管理员，卖饭时瞪个大眼睛往边上一站，真压茬儿。五、六年不见，出息成书记了。
“没返城？”我问。
他笑笑，看来不象以前那么厉害了，“那儿都有活儿干……”
他手里握着一本杂志，卷成一个筒，来回捏着，都快挤出水来了。我抽出来看，是一本《
垦区工运》。他身边那墩墩实实的小伙，生产队长张纯点着最后一页说：“俺们爱看这！”
那一页的题目是；“成功的管理人员都具备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呢？——农场干部。”
“懂机务、农业技术、企业管理；会用人，不保守，有进取心。”
“还有雄心，不说大话的雄心。”董副场长在一边插话。
“当然，今年要争取盈利，一句话，拼了！”
这是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成员都很年轻、有志于办农业的朝气，可当年那些老主任、老
队长们都到哪儿去了？
记得我们曾给当年的老队长起过一个外号，叫“座山雕”，因为他性情暴躁、严厉，其实
心肠挺好。他也是个老转业兵，无论如何，我应去看看他。
同七、八年前一模一样，一铺亮光光的炕，上面啥也没有。屋角有一张写字台，是儿子结
婚时打的，留给家里用了。桌上什么也没有，炕沿木嘎吱嘎吱直响。他的老伴，患病多年的老
伴，象七、八年前那样，仍躺在炕上喘息。
“谁成想，他找我，先去了……”她噎咽、气喘，说不下去。没有泪，眼睛干涩干涸
的……
我的心里堵得慌。我四处张望，寻找他的遗像，可墙上光光的，啥也没有。他去了，大半
生的血汗，浇在这北大荒的黑土里，却没有留下一张相片。但我记得他的模样，一双布满血丝
的怒气冲冲而天真的眼睛……
大曹和年轻的伙伴在大道上送别我们，衣袋里露出那本杂志的角。
老队长离去了。过去那些默默无闻的不起眼的年轻人，挑起了农场基层工作的大梁。他们
会在老队长开垦的土地上，收获老队长生前未曾见过的新品种……老队长当年或许不喜欢这个
品种，但它既是良种，就一定会被推广……
我们那个时代，突突响的胶轮拖拉机，是农场跳动的脉搏，是生活前进的节奏。
我在大道上走，身后传来突突声。我侧身让到一边，一辆风驰电掣的摩托车，闪电般从身
边掠过，是一辆红色的“嘉陵”，而不是胶轮拖拉机。
我很快发现，在场部、在通往生产队的公路上，在住家户的院子里，到处都有这种摩托，
又轻快，又方便，出门再不用坐在拖车上颠腾了，还可以捎带些货物，一口气跑上百把十里地，
真是农场理想的运输工具。
我没想到会在农场见到摩托。
真是钱多得没地方花了，卖台摩托过过瘾？电视全场平均每三户一台，比城里还普及。家
属区上空一片蜻蜓似的电视天线，录音机正在年轻人中间蔓延。在家里同它竞争的是洗衣机，
妈妈们多想这玩艺儿，如果不是北大荒有六个月冬天，电冰箱也该开始占领阵地了。
一个戴着墨镜，穿喇叭裤的小伙子笑吟吟地冲我说：
“不认识啦？姐。”
我摇摇头，真的不认识。他身后车座上的姑娘，戴一顶城里刚刚流行的滑雪帽，背一只奶
白色的华侨包，高跟鞋亮得耀眼。谁家的姑娘？也不认识。
“我是大辉。”他摘了眼镜。
这鬼东西，前天去他家，他正缩着脖子同他爸面对面抽烟，叫我说了几句，他倒没记恨我。
摩托又突突响起来，他们嘻笑着，一溜烟地跑了。莫非一个摩托的时代开始了？也许留下
来的老知青，他们的孩子长大后将不知胶轮拖拉机为何物。它将被摩托、有空调的汽车所代替。
一切都要更新了，取而代之的是先进的技术、现代化的设施……
在这一对漂亮的年轻人面前，我这城里人显得土气极了。多么令人羡慕、向往的物质文明
——他们的父辈和我们当初进场时都梦想过的。
可是，他们爱农场吗？
三月里正是放风筝的好时候。我至今记得来北大荒第一个春天里，见到的第一只风筝，是
怎样使我流出了兴奋的泪水。那风筝是用劈开的苇子杆做的，又轻又细，拖着长尾巴，在春风
里兴高采烈地翻飞……
“你怎么不做风筝呢？”我问小明。
“做那玩艺？有啥用，没意思……”他捋着油黑的长发，忽然问：“你家有彩电吗？”
我深深地感到失望。天很蓝，风很大，空地很多，但没有人做风筝了……
我闷闷地回到住处。有人敲门，也是一个年青人，抱着一件油滋麻花的破棉大衣，站在地
中央，竟不知往哪儿放那衣服才好。
“我跟小车出来拉化肥，所以……”
我知道了，他是一个机耕队的拖拉机手。爱人以前同我在一个连队呆过。他在业余学习写
作，在窄小的外屋地间壁了一个两平方米的“书房”，可放下一张桌子，下了班，干完了家务
活，往里一躲。他不抽烟，规定一个月三元的零花钱，用来买书了……
“不学习，人都快懵了，农场啥都好，就是生活太单调，二十年以后孩子看咱们，还不是
象我们现在看那些没文化的老队长一样……”他讷讷说，有些脸红。“我也不知能干出啥名堂
来，就是想学学……”
“把你写的稿子都拿来……”我慷慨应允。“我帮你看看……”
他走后，我跑到机关办公室一个姑娘那儿去。他也在农场长大，以前当我那连队的工作组
员，泼辣能干，却没有上大学。我进去时，她正捧着一本《山西青年》发愣，我知道机关有好
多青年报了山西的刊授大学。
“跟谁生气呢？”我笑着问她。
“跟自己。”她紧绷着脸答道。“那年要上了大学，也不用刊授、函授了。留下来，还受
气，好象没走的人，总有什么目的，再不就是窝囊废。当初太听话，让干啥干啥，反落一身闲
话。哼，我再也不这么傻了……”
“我不信！”我拨弄着她的两根小辫儿说：“你改不了！姑娘们都烫发了，你还留着它干
啥？象两根风筝飘带……”
她扑哧一声笑了，抱住我的胳膊说：“是改不了，就是城里上大学回来的，有变样的，也
有一点没变样的。自个儿不变样的人，心里盼着农场变。你说我做那样人？”
风筝是没人放了。但也许有一种看不见的志气，正在飞扬起来，给人许多春天的希望。毕
竟，在这里，天很蓝，风很大，空地很多……
天快亮的时候，飘起了小雪花。出车时，公路上已是一片洁白。
几天来，已经走了好多个生产队了。印象最深的是二十九队的图书室。去年团支部种了两
垧地，收入五百元，订了三十多种杂志。由一个退休的老队长自愿管理。暖气烧得热热的，屋
里扫得干干净净。书记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自己就爱看书，还怕带不起来？六队年年是先进
连队，自办的小广播很有特色。有四项节目：“电视广告”、“为您服务”(通知职工领取邮
件包裹)、“连队生活报导”、“学习”(包括文件和报纸、各地综合消息、还有九大行星相会
的科技新闻)。我们刚一到，书记就向场宣传部长要电线和喇叭，接到每家每户去。部长痛痛
快快地批准了。
我们今天去的队，也是年年盈利的。
队部锁着门，没生炉子，竟没有地方可坐，坐在宿舍的炕上，到处是灰，外面一片脏水积
的冰山，化了一半。好半天，司机才把书记找来。
“今儿下雪了，开个会儿。”他嚷嚷着，抓几下头皮，手忙脚乱地倒水，杯子很脏。他是
个小个子，说一口山东话，皮帽上的一根带儿，不停地晃荡……
“今年这个文明队，你们准备怎么当啊？”刘部长问道。这里人说话都开门见山，不浪费
时间。
“下来了吗？”他诧异地问。他指的是文明队的条条，“全场都开了电话会议，别的队早
就动起来了。”
“俺队电话坏了。光能往外打。不能往里进。”他解释说：“……文明队，很重要……可
俺生产上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快麦播了，晒场、种子、机器……唉！睁开眼就有人找，找到
天黑。中午打个盹也没工夫，开个大会，现想现说……”他诉苦，叹了一口气。
“黑板报呢？”场党委分管政工的青年书记问。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那玩意儿，好办，现抓一个人来就成……”
党委副书记笑了笑，说：“脑子里就想着，秋后盈利，拿钱就成，管啥文明不文明……”
支书不好意思地咳了声，想了想，下了好大决心，挺起胸脯说：“这好办，文明礼貌，五
讲——五讲几美来着？”“四美”，宣传部长提醒他。
“对，五讲四美。不就是打扫卫生吗？我明儿就让学校干！”
党委副书记摇了摇头。
“场部再办理论班，你第一个，跑不了！”
一直坐在角落里的一位农业技术员兼副队长笑呵呵地说：“我倒琢磨在这队部前盖上一个
亭子，种上花，夏天时，让青年们在里头看书、下棋。为啥咱农场的孩子谈恋爱就只能在大沟
里、草垛下谈？就不能在花前月下谈？为啥只能识个土豆花，不能识个夜来香呢？咱们辛辛苦
苦一辈子为个啥？愚昧落后可不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这主意我早同支书说过，他赞成。”
“你瞧瞧，我给忘了！”小伙子书记一拍大腿，叫起来：“咋不早说？我也不会挨克了。
我那小孙子，上了幼儿园，回家就叫‘爷爷好’……”
“就是嘛。”刘部长笑嘻嘻地说：“咱们现在不愁吃穿，孙子们一个个穿得漂漂亮亮，刚
一开口说话，就完蛋。咱也得讲个精神文明，你一个老头，回了家在炕头抽袋烟，就是神仙的
日子了，可青年们，想的不一样……”
“好！”支部书记把烟头往地上一扔，拍着胸脯说：“你们下回看吧，我叫你们到凉亭里
美气美气……”
……雪停了，向阳的路面湿漉漉的，杨树林似有那么点朦胧的青绿，我想，夏天这儿一定
很美。
赶巧了，正遇上农场召开一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
企业的改革除了确立党委领导下的场长负责制以外，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职工代表大
会制。
代表们都是每个生产队选出来的，有干部也有职工，两年一换。
我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他们用一种将信将疑的神气打量着作提案审查报告的场长。我
曾在吃饭时听他们大声议论过：“嗨，工会工会，管啥用？也就管个房子漏了，烟囱倒了的那
些事儿，再发个电影票啥的。要是真格地选生产队长嘛，还差不离。”
“谁愿意当队长？又操心又得罪人，还得小心自家柴禾垛别让人点了……”小组讨论时，
有人发表意见。
“还是当队长有权呗！哼呼哼，有理没理好压人……”
“你这妇女队长没理还蹦高呢，谁敢压你？如今职工骂队长，干没辙。”
“倒是‘提案’呀！”
“哎，去年提的打井的事儿，后来真给解决啦……”
民主选举队长，还没有开始实行，但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已经开始学会和逐渐习惯使用
自己的代表权利，他们参加大会时打盹，开小会时溜号，讨论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把屋子抽
得雾气腾腾，并且发牢骚、骂娘、开玩笑……但是大会一共收到了一百四十四条提案，其中包
括住房、教学质量、交通、干部作风、有线广播、待业青年、植树管理、养鱼等各方面的问题。
各小组组长坐了一排，认认真真地记录，我听说有的地方的干部对工会是“叶公好龙”——
既想又怕，这或许说明工会的必要性。我在农场九年，从未对农场的建设发表过一条意见。显
然，现在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一位副场长在我耳边悄悄说：“咋样？”“传动装置：工会——党委，安装完毕，起动
了！”“重要的是人，人的光荣感，当家作主的责任心。过去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让你上东不敢向西，没有主人翁精神，农场办好办坏与己无关，要是人人学会当场长，就好
了……”
场长说话本不用麦克，用了麦克声音就震耳朵：
“八〇年大盈，八一年大亏，教训在哪？都怪老天？‘一俊遮百丑’，叫个北大荒人的脾
气？今年全面实行浮动工资制，农场亏了，职工扣百分之十，主管场长扣百分之二十，我不信
这翻身仗打不下来？！这一百四十四条提案，下次会议大家可以检查落实情况……”
场长敢叫号，得有点勇气，扣党委们的工资，是真格的事，全场千方双眼睛盯着，这阵势，
代表们还能坐得住？第三天下午，大会一结束，看完电影吃了晚饭，大道上一排“解放”车
溜直，喇叭直响，连夜将大家送回队里去，斜峭的春风，掀起他们皮帽上通常不系的两根带子，
风儿带来了新一年的希望。
车轮转动了，“传动装置”的零件们，将把这三天里的新鲜事，传到生产队的职工大会上
去。也许它还有待于完善，但无论如何，这是农场令人高兴的新鲜事。
又下雪了，真叫人发愁。麦播还没有结束。我实实在在地希望它不要再下了。虽然这点雪，
并不大碍事，我却体察到自己多年前的那种感情。我珍惜它，虽然我已不是农场的人了。
当年亲手把我们送出去上学或是返城的那些干部，仍然留在这里，年复一年，耕耘、收获，
当年送我们走，是希望我们有大的造就，然而很少有人再回来看他们。有一天你来了，心里
问自己：“你究竟给予了他们什么呢？”而他们却笑着说：“没忘了俺们，好样的。”
我们走，因为看不见希望。天上有绚丽的彩虹，在天边。
回来时，发现那一排排防风林带，已长起两人多高了，它没有被风刮倒。
拂荡的春风很快就将在原野里擂起进军的战鼓，北大荒的春风年年信心十足，但改革、变
化、整顿、前进，却如细雨滋润，默默无声地渗透、渗透……再没有我们当年那种轰轰烈烈、
惊天动地的场面，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象融雪、解冻、杨树抽芽、种子萌动，不知不觉，不
知不觉……
听说我要走了，以上我写到过的那些人，还有未写到的人，都来送别。他们不会说很多的
客气话，翻来覆去，大概是要我再来的意思。
为什么不再来？当然是要来的。想回来一次，想了几年了。再来时，要住到生产队去，在
地头炕稍上，把那些许多年没有弄明白的事弄明白……把那一颗颗美与丑的心灵，带交给更多
的人……
我曾在这儿生活过。这块丰厚的土壤养育过我，留下了我八年的悲欢。无论是阴沉的昨天
还是明朗的今天，对于灿烂的明天，都是不可缺少的。
八二年四月于伏尔基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