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


一、农场大乱
1966年4月，在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的鼓动下，出于
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党的信任，部分群众开始在场部地区“破四旧、立四新”，即“破旧思想，
立新思想；破旧文化，立新文化；破旧风俗，立新风俗；破旧习惯，立新习惯”。他们把延兴
农场图书室(即原予一师的图书室)的大量藏书抱出来烧掉。这个图书室的藏书有万余册，有古
今中外的名著。这些书籍在熊熊火光中化为灰烬。原予备一师的军旗存放在一个精致的纸盒里，
这个纸盒也被一个烧书者扔进了火里，纸盒和军旗一齐被烧掉。烧书者还搜查了干部、教师、
工人家中的藏书，都扔进火里烧掉。这种破四旧的方法也传播到各生产队，千万本图书都被扔
进火堆中。
1966年6月25日，农场党委召开千人大会，声讨“三家村”的罪行。在大会快结束时，党
委书记单西庆传达中央文件后，对各生产队领导提出要求：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对职工的吃、住、病、休、难等问题，要很好解决。次日，场部中心校教师孙盛成、程为民、
荆毅(女)三人贴出全场第一张大字报，题为《驳单西庆黑话》，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大
字报指出：单西庆以关心群众的假面具出现，实质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生活归纳
为一个“难”字。
7月16日，场党委派出以政治处主任王金余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中心校，批判所谓“小三
家村”。场部机关及附近单位的群众给学校送了大批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把三位教师说成是黑
帮、反革命。还有一部分人开始批判炎炎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清官”论，他们说炎炎是延
兴的吴晗。
不久，农场工作组撤出学校。
1966年9月，农场成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简称文革办公室。邝雄洲任主任，殷培祥任副
主任。邝、殷二主任求稳怕乱，无所作为。
1966年10月，社教团进场。农场成立贫协。经群众选举，郭万洪为主任，王福长，张以金
为副主任。同时，成立红卫兵总部，宋广才任总指挥。
同月，开始揪斗“走资派”。联合加工厂厂长王全义、医院院长高荆庭、中心校校长付友
鸿被揪斗，游街戴高帽。高荆庭戴铁皮制的高帽。生产队队长张华亭说：“戴铁高帽，受得了
吗?”此话被人告秘，立即被红卫兵抓住，他也戴铁高帽在延兴游街示众。
同月，上级通知农场派一名三好学生作为红卫兵代表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此时，传来革
命大串连的消息，中心校部分青年教师，农中班大部分学生开始外出大串连，进京接受毛主席
检阅。
1966年11月，社教团撤走，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场部以陈友梅、郑发为首成立“先锋造
反团”。中心校成立“驱虎豹造反团”。开始大规模揪斗“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大字报，大字块贴满延兴街头。
二、“国民党东北潜伏救国军”案
五队牧羊人吴兆申向地主出身的姑娘李淑英求爱。李淑英不同意，吴怀恨在心。1967年1月，
吴兆申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制造了一个假案。他把一个名单交给五队文革小组，上面是“国
民党东北潜伏救国军萝北大队名单。大队长：付友鸿。中队长：钟策。小
队长：叶山、李淑英(全是地主出身子女)”。吴又在办公室偷放了一瓶汽油，说是“救国军”
要炸掉五队的办公室。
1967年1月16日，付友鸿等人被抓住批斗、游街示众。其妻子也受到牵连。钟策的妻子胡
慧茹被说成是救国军秘书，孩子是联络员。吴兆申还诬蔑李淑英，说李已经与他通奸。造反者
便把一双破鞋挂在李的脖子上游街示众。付友鸿等被拳打脚踢，受尽折磨。
萝北县公安局派出以马焕祯为首组成的专案组，经过31天的调查了解，查对笔迹，终于查
了个水落石出。萝北县公安局以陷害罪逮捕了吴兆申，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
三、两派的夺权斗争
1967年2月初，场红卫兵总部和中心校红卫兵争夺原社教团的办公室。场贫协进行调解无
效，扣押了外出串连归来的五名教师。
2月3日，场部地区首次出现群众自发性大辩论，争论焦点是揪这五名教师对不对。此时恰
逢哈尔滨红卫兵来场串连，他们支持五位教师，反对农场贫协，放了被扣押的五位教师。
2月中旬，场内两派开始形成，一派叫“人民战争派”(以驱虎豹造反团为核心)，一派叫
“红总”(以二八造反团为核心)。
两派为了显示本派的革命造反精神强，就狠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采取拽
头发、打耳光等手段，按着“走资派”的头，形成九十度的大弯腰。一些当权派难受皮肉之苦，
都剃了光头。造反派抓不着头发，就用拳头捶头。
上海“一月风暴”对农场影响很大。为了夺权，各单位纷纷成立了“造反团”，什么“千
钧棒”、“二八团”、“争朝夕”、“征腐恶”、“主沉浮”，什么“驱虎豹”、“中流击
水”、“东风万里”，什么“刘胡兰造反团”、“江姐造反团”，等等，造反团的战报、传单、
海报、勒令顿时泛滥起来，有的造反团只有一个人，也出战报造声势。
在夺权斗争中，场内两派展开了激烈论战。“千钧棒”造反团夺场工会的权，未成。场广
播站便成为争夺的焦点。中心校红卫兵去夺，修配厂造反团也去夺。他们在广播站内贴出布告，
宣布广播站站长钱通礼下放劳动，广播员王翠兰代职留用。由“争朝夕”造反团团长来广播站
当编辑。过了几天，广播器材弄坏了，不能广播了，夺权者才自动退出。
夺权的结果是：两派尖锐对立，又受外地武斗的影响，场内人民战争派一些造反团的头目
在积极准备武斗凶器。“千钧棒”造反团团长周镜伟从县城偷来40枚手榴弹。工程队(鸭蛋河)
在制造炸药、扎枪头。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单西庆书记、王承先场长被揪斗，农场指挥机构
瘫痪了。
四、建立革命委员会
1967年10月下旬，场内两派在场武装部和边防站军代表的劝说下，进行了第一次大联合。
11月初，哈尔滨一个自称为红卫兵代表的苏扬来场串连，把农场第一次大联合搞垮了。
1968年2月，场武装部和军代表又积极做工作，促使场内两派进行第二次大联合，并报请
上级批准厂成立延兴农场革命委员会。解放了场长王承先来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武装部长武
万祥任副主任。常委有管庆林(副场长、老干部)程为民、迟慕援(造反派头头)。
革委会成立了三个办公室。生产办公室由王承先、管庆林负责；清查办公室由刘玉明负责；
大批判办公室由石杰(造反派小头头)负责。各队也先后成立革委会和三个领导小组。
场革委会曾讨论过单西庆的解放问题，准备要批判，批判后就解放他出来任场革委会主任。
由于派性作怪、一些造反派揪住他不放，给他扣上了场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又打入“黑帮
队”，长达两年之久。他多次被批斗，斗争时，给他挂上黑牌子，坐飞机，拽头发，有一次把
他的头部打流血了，还勒令他和良种站站长吴水尧三九天上鹤岗“万人坑”去赤脚跪走砂石路，
身心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很多职工听到此事都同情地流泪。
五、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场革委会清查办公室成立后，便派人四处内查外调，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深
挖漏网“走资派”，揪斗了大批干部和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厂到1968年底，全场被揪斗批判的
干部群众已超过100人。大哈腰，逼供信，是普遍现象。有的造反团搞人海战术，“轮番攻击”，
给被揪斗者安上“叛徒”、“特务”、“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崽子”、
“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等罪名，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人心惶恐不安。
场革委会成立后，多次召开全场性批判大会，批判东北农垦总局领导人张林池、王正林、
王景坤，萝北分局第一书记刘海，农场前任党委书记宋云彪等。
在清队中，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提出“不断反右”论，《黑龙江日报》发表社论：
《打击造反派，就是反革命》，标题是特号黑体字，令人触目惊心。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在十三团筹建领导小组的参与主持下，农场于1968年10月成立
了“五七”学习班。机关大批干部和工作人员被送入这个学习班学习。十三团筹建领导小组在
12月份农场召开的第三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用大会上宣布，令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王
承先停职交待问题，把常委程为民、迟慕援清出革委会。至此，场革委会名存实亡，农场大权
已转移到十三团的领导手中。学校教师、机关干部十分之八、九被下放生产连队，或任职，或
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六、王承先保护人民
1968年2月，王承先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这时，清队开始，在那种复杂的情况下，他冒
着风险，保护了一部分人民群众。
汽车队的丁肇塾因写了一联有岐义的标语而被揪斗，赵腾也受到审查。王承先亲自做了说
服动员工作，汽车队造反者才解放了他们二人。
侯春芳给清查办写了检举信，列出孟凡瑞数条反对林副主席的罪状。王承先把孟凡瑞叫到
自己家里，核对检举信的内容是否真实。孟凡瑞承认自己确实说了“林彪对毛主席阿谀奉承，
是为了往上爬”、“林彪的形象并不光辉，他长得面黄肌瘦，黑扫帚眉、蛇眼、鹰钩鼻子”之
类的话。王承先说：“不能根据一个人的检举就定罪。现在形势逼人，一两句错话就有坐牢的
危险。你千万不要再乱讲话了。我冒着被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危险，再保护你度过这一关”。
12月，王承先停职交待问题时，仍向十三团保卫股长周茂琪等同志说明自己的看法，认为
孟心直口快，说了几句错话，不应打成反革命。周茂琪听取了王承先的意见，对孟仍采取了保
护政策。使孟避免一场“牢狱”之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孟打听到王承先在海伦农场工作，就寄给他一封感谢信。王承先在百
忙中回了一封短信：
繁瑞同志：
来信收到。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你，是应该的。如果要感谢的话，应感谢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此致
敬礼！
王承先
1976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