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小学教育

延军农场中小学教育是在困难之中建立，又在困难之中发展的。
1958年9月份，二分场小学校就设在一所不到10平方米的小马架房里。墙透风、屋漏雨。
教室没有桌凳，就在地上钉几排木桩，木桩上钉几块长木板，高的是课桌，矮的是坐凳。凳不
够用，学生自己带。有些家长便到草甸子去挖塔头墩子来给学生当坐凳用。教师没有办公室，
也没有办公桌、凳。黑板也不大，用几块木板一钉、刨平，再涂上墨汁，就用来上课。冬天，
师生自己动手到新开的地里去拣树根，背回来烧炉子。当时砌的炉子、火墙，没用水泥勾缝，
泥巴干了就裂缝，一烧火满屋是烟，呛的师生喘不过气来。
1959年3月，场部小学开学时，分场党委书记杨希祯到会讲话，向师生们表示祝贺，鼓励
师生们艰苦奋斗，勤俭办学，发扬抗大精神，德、智、体全面发展，为农场培养人才。使师生
们受到教育和鼓舞。
1961年底，付友鸿任中心校长。他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经常到生产队小学听课，并到群众
中听取职工家属的意见。他规定每个教师除完成任务外，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业务水平。他
按时收老师的作业，并认真地批改。老师有了缺点错误，便不讲情面地批评。他还亲自担任毕
业班的数学教学工作。由于他工作严肃认真，使延兴的教育在萝北县跃居上游。
文化大革命中，延兴中心校开始大乱，正常的教育无法进行了。校长付友鸿被打成走资派、
历史反革命，经常挨批斗，有时被打得鼻青脸肿。主任段洁玉也被骂成“母狼、母狗、母狐
狸！”，气得段主任浑身发抖。支书也成了“黑郭健！”有时被打得满口流血。老师有挨批斗
的，有外出闹革命的，有在校混日子的。纪律森严的延兴中心校成了一盘散沙。
1966年10月14日，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因受“突击政治”之害，上课念语
录，文化课全变为政治课了。1968年，中小学学制大改变，将原中小学十二年的学制改为九年
一贯制。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二年。
1969年，兵团十三团大反“右倾”，把学校的老师下放劳动，美其名日：“接受贫下中农
再教育。”1969年秋，学校随团部搬迁到山上，广大师生又住上了马架房。上课又回到了建场
初期的困境。
1972年春，一中开办了高中二年级班，试验仪器一件也没有。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师们
自己动手做教具。如教学用的三角尺、大园规、量角器、物理用的小杠杆等。1972年秋，改秋
季招生为春季招生。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学校考试制度取消了。新生入学看年龄，升学连锅
端，毕业不看成绩好坏，只看年限够了就毕业分配。后来，又将九年一贯制改为十年一贯制，
初中由二年改为三年。
从此，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白卷英雄”张铁生跳出来反对学校抓智育，黄帅又反师道尊
严，弄得教师欲教不行，欲罢不忍。学生中“读书无用”的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4年，高中班改为专业班。“开门办学”名义上是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实质上是要师生们给连队义务劳动，以干代学。这期间，团直一中受到的挫折最大。
1973年冬，一中学校失火，烧毁了全校唯一的一栋500平方米的校舍，损失严重。另一栋
也冒了烟，因抢救及时，没有起火。起火原因很快查清；陈志刚在带学生修烟囱时，技术不熟
练，在接近棚顶锯沫时，出现漏洞，因此引起火灾。十三团将陈志刚隔离审查。
在这期间，一中教师钱君复反潮流，说学校回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了，说学校领导犯了“
走资派”错误，重用了坏人。他跑回上海告状，又给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写信，诬告十三团党
委和一中领导及教师。严重地干扰了一中的教学秩序。
延军农场建立后，由于教师中的城市知识青年全部返城，师资严重缺乏，农场便从本地初
中毕业生中或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了一批教师。为了提高师资水平，农场教育科和学校利用寒暑
假，自己培训师资，每次6至15天。培训方法：学文化知识，由高中教师讲课。学业务知识，
让有经验的刘淑琴，晁宏等老师辅导。刘淑琴老师讲的有条有理，晁宏老师讲的有声有色，对
老师们有很大启发。同时，也采用同年级同学科分段的方法，共同研究教材，共同备课。此外
还组织教师学习《心理学》、《教育学》。从1980年至1985年，还让一些教师离职进修，到
高等师范院校学习深造。还送很多教师到教育学院或师范专科学校函授进修。使很多老师取得
了合格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