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教育 反“右倾” 学习班
1969年初,三十七团组建后,首先召集原农场机关干部办学习班,并有连队部分代表参加,
集中火力批判斗争所谓“漏网走资派”。以“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把
四个农场领导全部打倒,十个正副科长,打倒了九个。农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谁要是和
这些“走资派”一接触说句话,就是路线不清,就是通风报信。广大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从三月份开始,在省统一部署下,全团开展反“右倾”。机关办反“右倾”学习班。原机
关绝大部分干部参加,从连队抽调部分青年为骨干。集中食宿,不准回家,重点“走资派”单
独隔离看守,吃剩饭咸菜。机关干部以“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
社会关系、历史问题……等罪名检查交待,接受批判,遭变相体罚。搞“夺人还魂”,人人过
关,斗争致死一人。历时半年以后,绝大部分机关干部下放到连队劳动改造或在劳动中审查。
原生产队干部被撤职,有“问题”者进“牛棚”,遭受非人的折磨。这是建场以来对干部打击
最惨重的一次。干部奇缺,便突击提拔,有的非党群众,竟被提拔为指导员。
清理阶级队伍
1969年1 月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中,公布
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三十七团党委在对
原农场干部进行反“右倾”的同时,对广大职工群众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确定全团应清
对象为8250人(全团总人口为14,156 人)。老职工中属于国民党起义、投城、解放的人也当
做重点对象,严格审查。从而破坏了新老职工之间的亲密正常关系。到年底已清8000人,揪出
“阶级敌人”和嫌疑分子146 人。其中定为敌我矛盾的43人,定性戴帽的29人,“解放”了63
人。
一打三反运动
从1970年初开始,全团开展了为期两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反盗
窃、反投机倒把)。这次运动,以中央三、五、六号文件为指针,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批判
开路。组织了一百多人的宣传队进驻全团25个单位,后调整为九个宣传队进驻“老、大、难”
单位。到十四连的宣传队是七进七出。对原来管钱管物人员普遍办班审查,形成“打虎要钱”
之势。当时涉及到所谓政治、刑事、经济案件的共达334 人。其中最大案件是所谓“705 —苏
修特务组织案”和“地下银行”案。在办案中私设公堂,动用二十多种刑罚,大搞逼、供、信。
仅“705 ”案件就涉及三十余人,牵涉到虎林、共乐,在省里也是挂号的。办案中有2 人被迫
害而死亡。
一打三反中办案情况
落实政策情况
附: “七○五案件”始末
1969年2 月3 日凌晨,在七队(大青山)四华里外单独居住的刘长江老汉房子起火,刘长
江被烧死在屋内。当晚站岗的是尹荣章、杨振义。因天气较冷,他俩进屋取暖。杨入睡,尹听
有电话报火警。马上叫人救火。当时在七队“支左”的解放军和本队群众几十人赶到火场,天
明时把火扑灭。扒开废墟,找到被烧死的刘长江。队里组织四人验尸,发现死者头部后左侧有
个洞。有人说刘是怕运动而自杀,有人认为是他杀。最后未做结论,就掩埋了尸体。
1970年4 月,一打三反运动铺开。七队在忆、查、追中又提出关于刘长江之死。当时七队
宣传队正在清查经济账目。重点查了会计尹荣章等人。接着就追问尹“69.2.3案件”之事,
“你是怎样发现火情的?”尹一会儿说是团部打来的电话,一会儿又说是六连打来的……,讲
不清楚。
有天晚上,队里进行忆、查、追,有个组在卫生所讨论。这时尹去看病,听到里面有人说:
“刘长江的死,老尹电话讲不清就有问题。”尹没看病就回去了。心想这案子有人往我身上推,
我是外来户,想整我容易,那我就豁出来了。于是就编出一套口供,写成书面材料,于5月12日
交给宣传队。说电话是假的,杀刘长江是有组织的,是事先预谋的;这个反动组织有名称、有
代号、有纲领、有任务、有分工。从而三十七团挖出一个反共通苏同盟军反动组织的骇人听闻
的消息在全县传开了。
1970年9月,师部副政委童德山来团检查工作。一打三反办公室成员向其汇报了七队运动
情况,并表示要成立专案组。因尹是七○年五月交待的材料,所以定为“七○五案件”。
专案组分别在五连、九连、场部和七队办了四个班。在办班过程中,大搞逼供信,引供,
诱供,私设公堂,动用了二十多种刑罚。有4人受不过折磨而逃跑,被抓回来重打。并几次派
人去其家搜查。先后有两人被折磨含冤而死,三人致伤,三十六人受株连。不少人在政治上精
神上受到很大摧残。被隔离办班时间最长的是一年零七个月,最短的半个月。
1971年10月,兵团和师领导来检查工作,听取汇报后,经过详细调查了解,都认为“七○
五案件”是逼供信的产物,应早日平反。团党委召开常委会,决定撤销“七○五”专案组,成
立平反工作组。1979年“七○五案件”彻底平反。
割资本主义尾巴
三十七团成立后,推行“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极左路线,把
职工家庭经营的正当自给性副业,当作发展资本主义的“温床”,大割“资本主义尾巴”。首
先取消了自留地,严格限制职工家庭养猪、养鸡鸭,职工在房前屋后种窝瓜栽果树也不允许。
职工吃菜由连队供应。这不仅加重了职工的经济负担,而且连队蔬菜供不应求,给职工生活带
来极大的不便。后来略有放宽,但仍限制重重。否则就被认为是“小自由”过杠,是“自发的
资本主义倾向”而受到批判。
大搞政治建军 政治冲击一切
团成立后,大搞政治建军,按部队要求开展四好连队运动,强调“四个第一”,特别是把
“人的因素第一”强调到排斥一切的程度。在大搞政治建军的口号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
路线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之首。要求“学用结合”,
“立竿见影”,强调学出新水平,用出新水平。“天天读”雷打不动,讲用会接连不断。每到
四好评比时,战士要人人讲用总结,干部要个个“爬坡”检讨。大搞路线分析,处处“摆事分
线”,事事“由线入观”。“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谁抓生产、抓工作、讲技术,谁就被指责
为“唯生产力论”、“白专道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是“修正主义流毒”……
等等。因而造成所谓“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抓经济工作险上加险”的局面。清谈者受赏
识,实干者受歧视。并再三强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讲科学,违反
规律,是非颠倒的状况比比皆是。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团里首先召集党员进行传达,警戒森严,非常秘密。有的人听
说林彪及其死党搞反革命政变时,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不敢相信,大为愕然。客观上宣告了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而高喊突出政治,形式主义,极左思潮的影响并没有就
此中断。
1974年,“四人帮”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要批当代大儒,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总理。团里在开展“批林批孔”中,举办学习班,层层培训骨干,大讲儒法斗争史,批判各个
朝代的儒家代表人物。并把《三字经》《女儿经》也翻印出来,详细讲解,逐字逐句大加批判,
以肃其流毒。许多老职工和青年说,这玩艺我们没看过也不知道,还不如抓紧时间干点活。以
后又掀起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