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集体、个体经济
章下序

　　1958年农场建场，正处在全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之中，“一大二公”视为
农场的骄傲。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把集体、个体经济成份存在视为“发展资本主义”
的“土壤”和“萌芽”。为此农场一方面将有劳动能力的职工家属批准为正式职工，一方面又
将职工小开荒、家庭副业一概取消。
　　1960年，农场遭受严重涝灾，加上管理失当，农业连年欠收，职工生活得不到保证，根据
上级规定，才不得不允许职工搞“小开荒”种“自留地”，搞一些“家庭副业。”当时农场规
定，职工及家属每人分给三分地，作为自给菜地，另外划给食堂部分耕地，作为菜地和集体就
餐人员的口粮补充。由于职工增加了三大分(合0.45亩)“园田地”，促进了家庭饲养猪、禽和
庭院经济作物的发展，有的还有少量剩余产品进入市场，从此农场个体经济开始萌发。
　　与此同时，由于1960年灾害带来的困难，农场在全国精简职工浪潮中，于1961年动员职工
家属(主要是1958年参加工作的家属)退职。于是闲散劳力大量增加，为解决由此造成职工家庭
收入减少而出现的诸多困难，农场开始组织闲散劳力的集体生产，如基层单位成立“家属生产
队”，总场成立制鞋厂，厂长、政指由农场指派干部担任，这些做法，已由中共中央批示的
《国营农场的几个主要问题》(五条)和农垦部《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规定(草案)》
(十六条)予以肯定。因此，国营农场内部，在国营经济直接领导下的个体和集体经济，得到了
一定发展，特别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场供应执行“低标准”、“瓜菜代，”
肉蛋、鱼、烟草等各种商品供应严重短缺时期，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视家庭副业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温床”，严格限制私人养猪、种自留
地，职工家庭副业萎缩。
　　1968年12月，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不久，便作出决定：“职工种自留地应予取消，由连队集
体种菜供应”，“职工私人养猪，要严格限制，改变性质，不能养母猪，由连队供应仔猪，给
适当的饲料，养肥后由连队统一收购交售国家，并给职工个人一定报酬。”这个决定给农场职
工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和困难。为了认真落实上述规定，兵团工作组曾在我场刮起一股“割资
本主义尾巴”风，凡是“超过规定”的，职工家的障子拔掉，青苗被锄掉，果树被砍掉，畜禽
被没收掉。而且，还把三分场十九队一名职工作为发展资水主义的典型在全团、在三师干部大
会上检查批判。1970年兵团根据广大干部职工的不满情绪，作了如下补充规定：“为了辅助职
工家庭吃菜，按家庭人口计算，4口以下不超过2分地，5口以上不超过3分地。只准种蔬菜，收
获的蔬菜不准去卖。”对职工养猪也作了修改：“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职工家属每户可养
一、二头育肥猪，统一纳入收购计划，不准私人杀猪出卖”。职工家庭种植、养殖生产，仍然
完全限制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
　　在兵团期间原有的唯一家属集体生产，也给予严格限制，不允许将连队经营的生产下放给
家属队生产，不允许经营商业，不允许经营国家指定单位种、养的品种。而且还规定“家属集
体生产的产品，应列入连队的收购计划，不得自行销售”，“年终分配所得不得高于一级农工
工资水平”。由于种种限制，农场各连队的家属生产队相继解体，农场直属的唯一家属集体企
业——制鞋厂，也于1975年被撤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场集体、个体经济有了新的发展。1981年，农场设立综合服务
公司，经理王平川，它除直属一个饭店、一个商店、一个家属制瓦厂外，还负责全场的集体、
个体经济的组织领导工作。在“开放、搞活”中，农场更加积极扶持集体，个体经济的发展。
1984年4月，在综合服务公司的基础上成立劳动服务公司，经理赵令新，它既是农场的集体所
有制企业，又是全场劳动服务机构。该公司初建只有30多名职工，到1987年已有职工233人，
其中固定工28人，合同制工人27人，集体所有制工人129人，临时工49人，家属53户，206人。
经营项目，由初期的3个，发展到17个，除原有的饭店、商店、农业生产外，还有砖瓦厂、木
器厂、修理厂、糕点厂等，木器厂生产的大衣架、脸盆架、花盆架、角柜、地板块、旅行凳等
产品已远销北京、上海。四年中建起3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和家属房，为农场安置了140名待业
青年，公司成立四年累计盈利38万元，固定资产由原来的3万元，增加到88万元，流动资金5万
元，四年累计上交税金4.8万元。全场个体的工、商，运、建、服务业，都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