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左的错误


在我场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的同时，通过“反右倾”，以“大跃进”为主流的运动，促使了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在我场广为流行，严重的违背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
使本来因建场不久还非常脆弱的农场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第一、层层提不切合实际的指标。总场要求杨木河、和平、平原三个分场到1962年耕地面
积达到35万亩，实际只完成计划开荒任务的28％左右，到1962年耕地面积只剩下47，766 亩
（体制调整时撤掉了一部分生产队、撂荒了一些地）。858 总场根据1958年“农垦部党组关于
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五个指示，决定给密山、合江农垦局的通知”精神，又给各分场下达了粮豆
产量指标：小麦亩产保证 550斤，力争1,000 斤，15％的小麦面积亩产在1，500 —1,800斤；
玉米亩产保证2,000 斤，力争2,500 斤，20％的玉米面积亩产在3,000 斤；大豆亩产保证400
斤，力争600 斤，10％的大豆面积亩产在1000斤，5％的大豆面积亩产2,000 斤；水稻亩产保
证2,000 斤，力争 2，500 斤。实践证明，这些指标是根本不能实现的。几年的实际粮豆亩产
量是：1958年36斤，1959年95斤，1960年9 斤，1961年45斤， 1962 年69斤。

第二、浮夸风和瞎指挥。当时广为流行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作不顾质量，
无限度的追求数量，虚报进度，谎报产量。杨木河分场机关，种了一亩亩产百万斤水稻的场长
试验田，将地挖深1.8 米，然后一层粪一层土铺好，机关一百多劳力挖了一个月，挖土1，198
立方米，加上铺进去的粪肥，共动用土方2,396 立方米。亩保苗300 多万株，因通风透光不
好，加之施肥过多，管理措施不利，发生了严重稻瘟病，颗粒未收。1960年曾普遍推广使用的
条播机（松土工具耠子和播种工具耧相结合的产物），两人使用，日播大豆70亩（群众叫气死
拖拉机）。人工锄草日工效高达50亩，（锄过后群众说：大草吓一跳。小草哈哈笑，）名日
“先播种、后整地”，实际是把种子撒在杂草没人的二荒地上，结果是三个分场50％的面积绝
产，30％的大豆面积亩保苗只有几千株，都隐藏在一米多深的杂草里面。三个分场的生产队级
干部，因赶不上“大跃进”的形势，有40％被撤职。

生产上胡干蛮干，不尊重自然规律。1959年3 个分场大豆播种面积高达75％，杨木河分场
80％，杨木河分场第9 生产队92％。在机务上，不顾机械的承受能力和维护保养机械的规章制
度，只强调破除旧的规章制度，而不注重建立新的规章制度，拖拉机经常带病坚持工作，至1962
年体制调整前夕三个分场的各种型号拖拉机报废 60％以上，成了一堆破钢烂铁。1958年至1959
年杨木河分场、和平分场修筑的庆丰水库，共出动1,200 余人，奋战了5 个多月，耗资40余万
元，没最后完工就放弃了。在生产建设上不计成本，不搞核算，“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
账”，“只算积极账”，“不算实际账”。

第三、共产风。1958年9 月，各单位成立共产主义大食堂，迫使职工，家属过共产主义生
活，不分职工、家属，每人每月交伙食费6 元。开始是大米白面，几天后是粗茶淡饭，到最后
是新法做饭（每斤红高梁面蒸9 斤发糕）。生产上由于瞎指挥不出成果，只落得坐吃山空，导
致1960年自然灾害后的严重饥荒。总场、农垦局任意平调各分场的人力财力，分场又平调各生
产队的人力畜力，相互共产。在分配上只搞平均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定奖励制度和按劳分
配。

由于“左”倾错误在农场的泛滥，使农场搞了大量无效劳动，使原来已经逐步建立起来的
计划管理、财务管理、机务管理、成本核算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被否定，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
致使场内各种比例关系失调。并由此助长了说大话、说假话、吹牛皮等不良风气，滋长了懒汉
思想和干部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使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加深了干群之间矛盾。同时使生
产建设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大大挫伤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这是造成严
重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