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盘否定原农场的管理经验

　　兴凯湖农场十三年摸索和积累的经验，逐步形成的一套经营管理制度，尽管有劳
改农场的特殊性和不完善之处，但有关生产技术、管理方面的经验和管理制度，还是有利于
经营管理和促进生产发展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
错误思潮的左右，当时提出“砸烂公检法”、“砸烂旧北京市委在兴凯湖的黑窝子”的口号，
全盘否定原农场，要把“旧农场的反革命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管理体制、经营方式、规
章制度彻底砸烂”。四十三团政治处向全团发出号召，“狠批×××在边防建设上的修正主
义路线，树立反修防修常备无懈的思想”。团党委于1970年工作重点中又明确提出：“批判
修正主义办场路线。”生产建设兵团建立初，对原农场的批判是全面的涉及到所有的领域，
认为“这个机构无恶不作，如不砸碎，所谓兵团组建就是一句空话”。其具体措施：
首先，干部大换班，职工大调动。兵团基于“要把原农场的反革命政治路线、组织路线、
管理体制、经营方式、规章制度底彻砸烂，才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的认识，
把原来农场的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以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历史有问题为罪名
加以批判，或因其“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予以排斥。把他们积累的实
践经验也统统说成是“老一套”、“旧框框”加以拒绝。于是，对原农场的领导干部进行批
斗，原副科级以上的干部“靠边站”，对于一般干部则集中办各种“学习班”，或下放劳动，
甚至视为“监改对象”。1971年对341名干部当包袱甩出，调往其他团。对一些职工及家属
子女，出于“纯洁边防”大量内迁，都是基于政治考虑，不考虑干部的管理能力，业务水平
和在原单位工作的熟练程度，职工的技术问题等，因此不能不给兵团的生产建设造成损失。
其次，否定和废除合理的规章制度。原农场规定的经营管理制度，均以修正主义罪名全
面废除，“精神万能”、“制度无用”的思想甚为嚣张，到1972年底，必要的统一报表没有
了，认为“三年不算账，钱也跑不到外国去”，生产无计划，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
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机具无保养制度。管理人员普遍存在“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
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管理人员人浮于事，非生产人员猛增，加大了管理费；计划、
财务管理日渐松弛；各种资金专款不能专用，有钱就花，没钱就要，物资积压严重；统计资
料不全不实，许多报表都是估计数字，无专业统计，业务水平低，只听领导叫怎么报就怎么
报，大大地助长了盲目、主观的官僚主义作风，削弱了经济核算观念；“事事处处算政治账，
不算经济账”。谁算经济账就是修正主义、金钱主义。使浪费达到惊人的程度，全团标准
亩耗油量一项比国家规定增加了近四万元。加之基层长期形成对待罪犯的管教方式，谈不上
什么企业经营管理，而且兵团组建后实行月薪制，普遍地存在着“干不干，一天一块二毛半”，
甚至干的不如看的，不干的不如捣乱的，出勤无记录，干活无定额，好坏一个样，严重
地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全团积肥用工37,569个工，只积肥12,666吨，平均每个工积肥
0.34吨，而且质量很差，有的纯粹是凑数。这不仅给当时生产造成损失，而且给“大锅饭”、
“铁饭碗”的经营思想种下了恶果。
第三，空头政治，单纯军事思想日趋严重。兵团时期，“揭、查、挖、批”、“一打三
反”、“深揭猛批”等政治运动不断，而且一切工作以所谓“大批判开路”，动辄游斗、搜
查，抄家，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1970年，团党委又明确提出：“一切工作都要以
准备打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结果组织上出现“三多”，非生产机构多，非生产人员多，
非生产活动多。什么长途野营拉练、军训操练、夜间集合、轮流站岗、挖掩体、地道，兴师
动众，破坏了环境，妨碍了交通。上工所谓天天读，“雷打不动”，干活先背“语录”，突
出政治，不管农时和生产的特点，一律要求军事化，强迫命令相当严重。如小麦苗耙本来是
活土灭草保证丰收的一项措施，但是看见耙后麦苗东倒西歪，就命令立即停止耙苗，否则按
“反革命”论处。收割小麦，高唱“语录”，不捆，不堆，割倒完事。致使损失浪费严重。
秋翻地这是农场多年来保证丰产的重要措施。1969年全部耕地没有秋翻，又没留种子，造成
来年春播时一系列困难，连种子也求密山县支援。
不考虑兴凯湖地区特点，盲目号召小麦旱灌，当时农场干部刘俊英劝阻，被说成是“右倾保
守，不执行命令”而遭到批评，并责令检讨。但十天后灌过水的麦苗大片死亡，未灌的麦苗
生长茁壮，在事实面前，不了了之。1970年7月，司令部命令突出一个“早”字，要求8月 1
日前全团麦收报捷。当时大部分连队的小麦在乳熟末期，个别连队的小麦在乳熟期，强调一
律收割，造成全场小麦每亩少收30—40斤。因此减产300万斤，加重了全团亏损．
由于四十三团前期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方针、政策，使生产每况愈下。
1968—1973生产经营情况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