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战北大荒的外专官兵


李汝松

1958年3月，共和国吹响了向北大荒进军的号角。十万官兵转业复员，向地球开战。官兵
中许多是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的初、中级军官，也有不少建国后入伍、未受战争洗礼
的。我们军委外语专科学校的60名复转官兵大部分属于后者。其中一部分是抗美援朝中参军入
伍、学有专长的军官和老学员，也有实行义务兵役制后通过高考陆续进入军事院校的新老学员。
我们60人到八五六农场后，被分到二分场新组建的四队和五队。当时既无房舍又无耕地，
完全是白手起家。这对我们这些来自首都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到五队的外专
官兵编成两个班，我们班以学日语的为主，另一个班是学法语和英语的。
开荒生活异常艰苦，难以想象。工作条件极差，整天冰雪泥水里地过日子，劳动强度大，
劳动时间长。还要与蚊子、小咬等作斗争，这段生活使我终生难忘。它是我一生中一笔难得的
财富和日后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这年年底，北京新华社由于事业的发展，急需大批外语干部来充实他们的队伍。于是，两
次派人到垦区选调。原计划选调30人，因为垦区初创，也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经讨价还价，农
场第一批只给他们三、四个人。他们是学法语的王景禄、袁雅章、褚朝洞等。1959年秋，他们
再次来场选调，于是学日语的李白安和李守贞二人先后赴京任职。这样，学日语且毕业的只剩
我一个人了。我感到失落和孤独。李守贞走前，我正带领钢铁班在二队帮助脱谷。我把他从分
场(他正在分场办手续)接到二队，睡在一起，彻夜长谈，心中不是滋味。因为我们毕竟同窗五、
六年，又在北大荒并肩战斗过两年，感情至深，真是依依难舍。他反复安慰我说：“对你会
有更好的安排。”他俩去北京后，李守贞多次去日本工作，担任记者，李自安后调到山东中医
学院任教。1995年参加老同志会，在京再次相逢，但都两鬓染霜，难于相认了。
1960年初，我调新建的开荒队任统计。不久又传来调我回去的消息，也许是农场不放，不
久又音信全无。我作了扎根农场的打算，准备在北大荒安家落户，度过一生。于是1961年11月
与山东支边青年于淑贤结了婚。不到半年，就接到寻找我的电话，是原单位解放军外语学院准
备把我调回任教的。不久，我便偕新婚的妻子经北京去张家口赴任。在部队任教8年，直至1969
年林彪大砍军事院校，我又一次转业，当了4年工人。外院复办后，学校曾多次动员我归队，
由于心灰意懒，我都婉言谢绝了。以后我来到西安的西北大学，又转到西安工业学院。
我离开农场后，又有几位外专的同学调离农场，其中有李承言、赵锡麟和李元民。李承言
到山西一个中学教英语，后在临汾市教育局工作，是中学高级教师，已退休；赵锡麟调农垦部
任法语翻译，多次出国援外，后在农业部任处长多年；李元民调海南岛热带作物学院任教，后
回老家徐州，在农科所工作。
大部分外专官兵都还留在农场，为祖国的农垦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遗憾的是由于多年没
有联系，他们的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了。目前我所知道的有和我一个系、曾学了两年日语的陈
继润。他曾是农场职业高中的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退休后，1996年去世。
在这里我还要记述一位我所尊敬的人——王教员。王教员名王效颖，去北大荒前是外专的
一名教员，我们并不认识，去北大荒后，我们编在一个班，他是我班年纪最大的，他长我十四
五岁，处处关心照顾我，像个老大哥。他很有文才，能诗善文，日语极好，还写得一手好字。
当时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走前妻子做了心脏手术，去大连老家休养，他只身到北大荒。秋
天，农场有了房子，他才把妻子和最小的一个儿子接来。我是他家常客，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
他当过炊事班长，工作认真负责，生活乐观，从不因自己的委屈怨天尤人。1960年，我调开
荒队任统计，五队又与十队对调，之后由于距离很远，交通又十分不便，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1973年我来西安后，得知陕西出版社缺日语编辑，便推荐了他。当与他联系上时，才知道他已
患绝症，不能赴任，使我非常遗憾，也失去再次见面的机会。之后，他与病魔苦斗多年，幸亏
有个贤惠的妻子照顾并陪伴他度过余生。有一年连续给他写了两封信，都没有回音，后得知他
已离开人世，使我悲痛万分。又从其他人那里听说他的妻子还健在，子女也已长大成人。这对
我又是个安慰。其他外专同志的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愿他们健康长寿，晚年幸福，愿农场繁
荣昌盛，再创辉煌。请接受一个农垦老战士的衷心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