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论坛
业绩辉煌，新中国的方志事业

——十万大军近二十年征程凝眸

郭长兴

2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实现了全
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移，也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再现辉煌提供了良好机遇。兴起于80年代之
初的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近20年来，全国十万修志大
军铁肩担道义，艰苦创业，不仅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这一优良文化传统，而且创造出修志史
上辉煌的一页。
谨就八个方面，实录所见所闻。
(一)新编地方志工作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评价，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一代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爱。江泽民同志阐述编纂新志书的深远意义并作重要指示，10年间为地方
志题词题名达15次之多。
新编地方志作为国情书、地情书，深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重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地方志工作的关爱有增无减。
1987年5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工作时曾精辟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
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
益后世的千秋大业”。“修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
当作——项重要事业来抓，并切实抓好。”
自1986年至1996年，10年间江泽民同志共为新编地方志书题词题名达15次之多，这可能是
他为一项文化事业题词之最。其中，为《奉贤县志》题：“鉴古知今，信今传古”；为《扬州
市志》题：“修好扬州市志，造福家乡人民”；为《宝钢志》题“宝钢是我国改革、开放建设
的大型现代企业，‘宝钢志’的编写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上海县志》题：“‘
上海’七百年，名城扬世界”；为《上海农业科研志》题：“弘扬中华农业遗产，繁荣现代科
学技术”等。所有这些手迹，均由《志苑珍宝》一书收载。该书同时还辑人多位中央
领导同志有关修志工作的讲话、批示、题文、作序等，共计243份。剀切中肯，期望殷殷，感人
至深。
党中央、国务院对新编地方志工作的重视和评价，在两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有充分体
现。1986年12月24日，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本届修志的首倡者、时任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同志发表讲话：“这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全国地方志工作蓬蓬勃勃向前开展的情况下召开的。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各地地
方志工作已经开始有了收获；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大的收获。这是非常叫人高
兴的事。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在这条战线上辛苦努力的各位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热烈的
祝贺！”
时隔10年，全国地方志第二次会议召开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李
鹏同志，1996年5月6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全体代表时说：“十几年来新编地方志工作取得很
大成绩。这些成绩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中取得的，也是全国
地方志工作者勤奋努力的结果。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于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
且向全国从事地方志工作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慰问。”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些指示，已然成为推进新方志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党中央批准恢复中国地方志小组活动，并更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各省区直辖市
普遍建立修志机构。指导小组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促进工作开展。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修志机构纷纷组建。1983年4月8日至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北
京召开会议宣布成立。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设立于1959年、后因“文化大革命”停止
工作的中国地方志小组活动、并改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后的首次会议。当时小组成员为11
人。1984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指导小组成员增补至18人，仍由曾三同志任
组长。
《1990年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中，笔者在记述曾三同志等人逝世时，写有如下一段文字
：“方志界人士注意到，1984年由中央决定扩充完善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其18名成员中，
近年有6人先后逝世，已达三分之一，而且几乎都是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在新方志编纂进入
第二个十年之际，尤其需要加强领导力量。全体地方志工作者殷切盼望中央能早日再次充实调
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期圆满完成本届盛世修志之伟业。”
时隔5年，令方志界倍感振奋的喜讯终于传来。1995年7月，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中国
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进行了调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任组长，小组成
员增至24人。调整后，人员有很大更动，规格有显著提高。
与中央的机构相适应，各地陆续组建或充实修志常设机构，至1996年6月20日西藏自治区
地方志编委会成立，全国(除台湾省外)省一级的修志机构全部组建完成，并且不约而同地一律
由当地主要领导人出任地方志编委会主任。在机构调整中，截至本文搁笔时止，省一级的尚无
变动，市县级机构则情况不一。一些具有文化底蕴和经济实力的省市，建立或积极筹建方志馆，
集编纂、收藏、开发、利用于一体，显示出方志事业的灿烂前景。昔日，清代方志大师章学
诚撰文疾呼《州县请立志科议》，在今日中国的大地上已变成现实。
两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首要者是两次颁布修志法规
性文件。为使地方志工作制度化、规范化，1985年7月15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了《新
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使全国修志工作有章可循。第二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成后，根
据全国修志工作的新形势，于1998年2月10日颁发了《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这个《
规定》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最高修志领导机关颁发的第一个具有法规效力的文献，是指导全
国修志工作的“宪法”。
各级修志机构的建立和典章的颁发，这就从组织上和制度上保证了地方志事业的顺利发展。
(三)国务院办公厅于12年间两发文件，就各地应把地方志编纂工作列入政府议事日程等有
关重大原则问题，作出明确部署。“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体制确立。
由国务院正式颁发文件，将地方志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议程，这是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期盼已
久的大事。能否实现是关系地方志工作成败、志书质量高低、修志进度快慢的头等大事。夙愿
终于得遂，春风二度，国务院办公厅连发两次关于修志工作的文件。
1985年4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1985]33号文件，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
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报告的通知。具体要求“各地要对地方志编纂工作进行一次检查，进一步
加强领导，充实人员，加强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问题。尚未建立地方志编
纂班子的地方，要根据本地区情况，逐步组建班子，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有关编制、经费、
出版等问题，由地方各级政府根据情况，予以适当解决。”
1996年11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以[1996]47号文件，再次对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做出部署，
要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并且明确规定：编
纂地方志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
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每20年左右续修一次，必须
建立一支德才兼备的修志队伍。地方各级政府要继续重视地方志编纂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列
入政府的议事日程，明确一位领导同志负责等。
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既对近20年来的修志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作用作了充分肯定，又对
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而李铁映同志概括提出的“一纳入”、“五到位”(即将修志工作纳入
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修志工作要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
更为具体。“党委领导，政府主持”，新中国修志工作体制，从此正式确立。
(四)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素质在实践中日益增强的修志队伍在成长。老中青结合，专兼
职结合，号称10万修志大军，新中国培养的学士硕士格外活跃，涌现出一批燕居谦式的杰出人
物。
修志队伍的素质，决定志书的学术品位和科学价值。因此，起步伊始，各地莫不物色德才
兼备者，力图组建一支高质量的修志队伍。近20年的实际表明，修志队伍的政治素质是好的，
“求实、创新、协作、奉献”的敬业精神蔚然成风，方志工作者的传统美德得到弘扬。至于业
务素质，毋庸讳言，从方方面面汇集到修志大旗下的“有志于此者”，对于方志理论和方志编
纂知识，须从“零公里”处起步。经过近20年的学习一实践一再学习—再实践的磨炼，这支队
伍已经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方志专业队伍，跻身于全国学术界。
80年代，一场大规模的培训方志人才的工作，广泛开展。据《中国地方志综览》记载，自
1982年至1987年6年间，全国范围的，省市区域的，或高等院校举办的方志研究班，以会代训
的评稿会等，共有89起之多。进入90年代，培训的次数虽有减少，但却向高层次发展。经国家
教委认可，苏州大学与江苏省志办联合举办地方史志专业硕士研究生班。该班于1996年11月开
学，人们热烈期待首批方志学硕士的诞生。
培训的另一卓有成效形式是评志稿评志书。自评、互评。中央评，省市评。一般读者评，
专家学者评。从思想观点到篇章结构，从资料运用到著述行文，从图表制作到标点符号，高标
准，严要求，细挑剔。评了改，改了再评。数易篇目，数易其稿，精益求精，屡见不鲜。如钢
淬火，似玉精雕。评稿评书，也评了修志的人，提高了修志的人。方志专家正是在这一次次的
锤炼中成长。
老中青结合，专兼职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学者，老干部，在本届修志中，是启
蒙者、先驱者，功莫大焉，应予以足够的评价。新中国高等教育造就的学士硕士，陆续大量调
入修志队伍，这支生力军构成了当前志坛的骨干力量。由于他们受过正规的文史哲等学科的专
业教育，素质佳，基础好，起点高，而且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工作十分出色。方志界的硕
果，号称“百部专著”、“千卷志书”、“万篇论文”，多出自他们的手笔。多位学士硕士已
走上省市志办的领导岗位，有的受命为总纂副总纂，有的担任了刊物的正副主编，有的已成为
学科带头人。同样应予重视的是，一大批自学成才者，经过顽强的刻苦自学，德才学识均有大
幅度提高，奉献的成果毫不逊色，某些方面甚至高人一筹。这些中青年专家，是志坛的无价之
宝。他们既要将传统文化作纵向发展，又要与世界文化作横向交流，可谓任重道远。
历经“三苦”(清苦、辛苦、艰苦)磨砺，功绩卓著的修志工作者中，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
历年各省市连连表彰，予以应得的荣誉。代表人物之一，便是世所共知的山西交城县志办主
任、主编燕居谦。他逝世后，1991年2月24日《人民日报》以《生命诚可贵，事业价更高》为
题，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他的自述，号召共产党员学习。县委、县政府为之立碑，碑身正面铭
刻：“人民公仆、当代吕梁英雄燕居谦纪念碑。”他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是无数“铁心修志”
者的楷模，修志大军以拥有这样的英雄好汉而无比自豪！
(五)在深入开展国情、地情调研基础上，以编纂省市县三级志书为主体，同时大量出版系
列地情类著作。全国志书两次大展览，两次大评奖，尽显盛世修志辉煌。
邓小平指出：“摸清、摸准我们的国情。”在一定意义上说，本届新志书编修实际是一次
规模空前的国情地情调查研究。志书和各类地情书即是此次调研的成果，调研的结晶。
1979年至1983年，呼玛、台安、万年、如东和本溪等五部新县志出版，是本届修志的首批
成果。1984年，在北京召开了五部县志学术研讨会。通过对这批新县志的剖析，重点研讨了新
编志书的指导思想、资料性、科学性、体现地方特点、体例创新等诸多问题。这五部县志投石
问路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后继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可资借鉴的教训。这两者无疑都是具有重
要意义的。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不断加大指导力度，千方百计提高志书质量。90年代出版的各级志书
的质量，较之早期出版的有明显提高，资料性、著述性、学术品位明显增强，装帧设计印制也
不可同日而语。一批名志佳构崭露头角。从进度上看，本世纪末的后两年为扫尾阶段，各地正
在全力拼搏，除西藏等起步较晚的地区需要稍长一点时间外，其余省市县可望基本完成本届志
书编纂任务。
为适应志书编纂的需求，各地都积极开展地情调研，广收博采各个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
除用于三级志书外，还用来编辑出版了各种行业志和其它地情丛书。以笔者所在的鞍山为例，
全市编辑出版行业志40余种，地情类丛书20多种，年鉴10卷，总量相当于19卷本《鞍山市志》
的两倍半。这些阶段性成果，不但有力地服务于当地的两个文明建设，充分发挥了社会效益，
也收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提高了修志部门的社会知名度，增强了自我生存的能力。一
举数得。
为了展示全国修志丰硕成果，扩大修志工作的社会影响，充分发挥包括志书在内的各种地
情类著作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织了两次全国性修志成果
大展。1993年3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与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首次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
展览会。醒目的会标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博物馆门前。展出的5000余种志书和地情类著作，
被媒体誉为当代文化精品，不仅吸引了京城社会各界人士前来观览并争购方志出版物，而且
全国大多数省及一些市县的方志工作者，不约而同地来到展览现场，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1995年9月，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主办，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承办的第二次全国方志年
鉴及有关历史图书博览会，在长春市地质宫揭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分国家部委的40多个
参展团，方志界人士及新闻、出版、图书和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代表共400余人出席开幕式，
参展书籍2000多种近万册。先后两次大展，是对修志工作的大检阅，扩大了地方志工作的社
会影响，繁荣了文化市场。
为了总结修志工作经验，提高志书质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先后开展评选优秀志书活动。
1993年9月，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经过审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出省市
县三级志书一等奖164部、二等奖247部、三等奖129部，共计540部，占已出版的三级志书的
40%。
199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又开展了第二次评选活动。1993年7月1日至1996年底，全国
三级志书又出版1718部，从中评选出优秀志书178部。评奖比例为这期间已出版志书的10%强。
其中一等奖占3%，为51部；二等奖占7%，为127部。
1997年8月，在浙江宁波举行了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的李铁映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并讲话，同时向获奖
单位颁发了证书和奖金。《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纪要》中指出，获奖志书各具优点和长处：
一、具有丰富翔实的地情资料，信息量大；二、记述真实准确，实事求是；三、体例严谨，结
构合理，在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四、在编纂思想上匠心独运，特色鲜
明；五、观点正确，科学性强。
这两次评选活动，对于总结修志工作经验，加强修志队伍建设，推动志书质量的提高均具
有重大作用。
(六)方志理论建设队伍基本形成，中国地方志协会与各专业志协作机构精心安排，刊物大
力推动，理论研讨活跃，收获颇丰。
本届修志起步之初，理论准备不足的窘状，经过近20年的拼搏，已经有了根本性改变。
新编方志理论的建设，一直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中国地方志协会(1985年前称中国地
方史志协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自1981年至1997年，中国地方志协会先后召开6次学术年会。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曾主持召开全国方志理论高级研讨会。曾隶属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
中国城市志指导组和民族志指导组，也曾在全国一些省市区多次举行过城市志、民族志学术研
讨会。各省市区地方志学会、区域性学术组织、由国务院各部委隶属的行业学会组织，都举办
过各种学术研讨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方志界学术研究的发展。以《中国地方志》为首的方志刊
物，不断发表新作力作，荟萃精华，鼓励争鸣，将理论研讨引向深入。而每部新志书诞生前后，
多有一篇乃至数篇有见地的论文发表，汇入方志理论建设的智慧之海。
在80年代初这届修志工作起步之时，各地一些大专院校的学者、教授，在传播方志基础理
论、培训修志队伍方面，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今日仍在发挥他们的专长，为修志工作贡献力量，
随着修志实践的深入发展，以中青年专家为中坚力量和学科带头人的理论素养从整体上看日
臻成熟。在方志界涌现出一大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修志实践经验的自己的理论队伍。这支主力
军的出现，是本届修志工作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就是在这支主力军的笔下，产生一批以马列
主义为指导的方志理论著作。
《1949—1996年方志学编著书目一览》，共收书目333种。其中，1949—1989年的40年间
出版的为126种；而1990—1996年的7年间出版的为207种。值得注意的是，通论类、编纂类、提
要考略类，多出版于80年代，而管理类、个人论文专著，群体论文汇集、志书评论专集和人物
类专著，则大部分出版于90年代。从该书目上，大体可以看出，本届修志的头十年，理论建设
属于萌芽阶段，锋芒初试，有少量成果；自90年代初开始逐呈繁荣昌盛景象，成果相对增多；
90年代后期则有较大变革，主要体现在为下个世纪续修研讨有关理论问题。
关于当代方志理论建设的形势，中国地方志协会会长王忍之同志作了实事求是的概括与分
析：“17年来，广大方志理论工作者和方志编纂者对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
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涉及方面很广泛，从新编地方志的性质、任务、特点、功能、
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到方志体例、篇章结构、记述内容、文体文风、组织管理、志书应用
等编纂学、管理学问题，以及方志史研究等问题，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发表了不少富有创见卓
识的论文和内容扎实、功力深厚的通论性、概论性专著和文集，对指导本届修志和培养修志队
伍，起了积极作用。”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忍之同志也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修志在继续，理论建设也永无穷期，但学科前沿的跋涉是艰难的，必须假以时日，方可开
创出更为崭新的局面。
(七)新编志书出口意义重大。海峡两岸修志协作交流逐步展开。修志之履正在迈出国门，
跻身国际学术论坛。
新中国的志书，世界各地学人为之瞩目，在海峡彼岸，在港澳地区更受到非同一般的热烈
欢迎。正如1990年2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新编志书出口的通知》中所指出
的：“新编志书走人国际市场，是向全世界人民宣传当代中国，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人民
之间友谊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对数以千百万计的海外华人思乡之念的莫大慰藉，可以部分地
满足他们访祖寻根的渴求。一个地方新编志书的出口，不仅可以大大地提高该地区在国际上的
知名度，也将起到吸引投资、促进改革开放、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新编志
书的海外销售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既有内因也有外因。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台湾自然也不例外。两岸同时都在继承这一传统，在具体做
法上有许多共同点，双方学者都有专题研究成果面世。交流日益频繁，规模也不断扩大。1990
年7月，粤琼港澳台地方志学术交流会在广州召开，台湾学者首次参加大陆举办的地方志学术
会议。其后，数年间又举办类似的会议多次。1997年12月，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讨
会在天津举行，重点研讨了两岸地方志编修的比较，方志学科的建设，修志工作中的热点和难
点等。会议富有成效，两岸人员都希望今后广泛开展此类活动。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据《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筹备工作汇报
提纲》所列“地方史志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