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见真情

——与知青同舟共济的沧桑岁月

裴良玉

1968年10月，冰霜早早地光顾了北国大地。史无前例的“文革”夺权斗争进入了“全国一
片红”阶段。随之而来的知青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它宣告了清理阶级队
伍的开始。
在我刚刚过完34岁生日那天，我这个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小知识分子，被“工农兵”
铁扫帚从上层领域中扫地出门。卷起行李，告别了工作十几年的新闻机关，湮没在上山下乡的
洪流之中。
在北大荒深处，有一块刚刚被开发的处女地，它坐落在海拔五百多公尺的大兴安岭脚下的
过渡台地上。丘陵起伏、荆莽丛生、野兽出没。在这片片丛林中隐约地透出一座座高墙和岗楼。
这里曾是关押犯人劳动改造的地方——黑龙江省第二十劳改支队，对外称老莱农场。我们被
放进这座刚刚拆除大墙的往日监舍里，在一铺50人居住的大炕上安家落户了。
冬去春来，冰雪消融，老莱大地从沉睡中醒来，睁开朦胧双眼，敞开宽阔胸怀，迎来了三
千多知青、五百多下放干部。按半军事化建制，大队改营，中队改连，下设排、班，在“广积
粮、不称霸、准备打仗！”的呼啸声中搞起军事训练。在这一群体中，不时地出现一个又一个
满面胡须的老兵，目光呆滞，步履艰难，忧肠满怀。他们便是来这里“吃小米，爬大山”，到
劳动中“重新学习”的下放干部，冠以“五七战士”荣称，每个营里不下百人。
春播在即，我被任命为八班的班头。当年我身体很健壮，给拖拉机上种、上肥，背背扛扛，
身子骨比小青年抗压。到连队不到两个月，就被提为三排排副。
日久天长同知青们混熟了，在宿舍里、在出工干活小憩时，我们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侃个
没完。按政治部门部署，路线斗争要“年年讲、天天讲”，田间地头摆战场，开展大批判、大
颂扬。业余时间我写词编曲，组织知青唱歌跳舞，为此常常受到营里表扬。收工后我们在篮球
场上展开车轮大战，场上缺员时我披挂上阵打组织后卫，多员时我吹哨当裁判，一吹就是两三
场，还别说，我现在怀里能揣上国家二级裁判证，真是从那个时候起步的。我的心境从未有过
这样坦然，同知青们在感情上有说不出的默契。蒙在心头上的阴云，被这几百颗滚烫的心溶解
了。天地之大，哪块热土都能生根发芽，哪块黄土都能埋人，索性我把家眷从城里搬来农场。
这样平静、祥和的日子太短了。原单位清理阶级队伍的头目，带领斗批改小组下乡扫荡了。
我这个躲进避风港的革命对象，被叫到案前，罗列了若干条罪状，要我讲清楚。一向委曲求
全的我，发倔了。一反往常，依理争辩，声音传进了连队宿舍，我的排长(知青)领着20多人闯
进了会场，高读“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在会上向这些不可一世的大员们宣布：“眼下正
值夏锄大忙，老裴必须回连里领人干活，你们要相信群众，他有问题交给我们处理。”说罢，
把我“驾”出会场，躲过了一场灾难。此举焉能是福，又给我被彻底清除报界的“罪证”上加
了一条，“挑动群众斗群众”，必清无疑。
老莱的夜是那么寂静，只有棚壁上的蟋蟀在吱吱地叫着。我无法入睡，透过窗棂默默地注
视着一颗颗被浓雾笼罩的、时隐时现的星星，苦苦地思索着命运的安排。
思索使人豁朗，我决心用自己的双脚重新走出一条人生之路。白天领着知青干活，晚间组
织他们排戏、演戏，从基层演到总场，从县城演到省城，这么一闹腾，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老
莱农场，宣传的蜚声内外，地区和县里凡是有慰问演出的差事，必到农场请这支小分队。我一
下挪动两个台阶，从连队搬到了总场政治部为宣传干事，农场把全场文艺精华集中到场部良种
实验站，承包果树园，宜农宜文。这里是农场的世外桃源，风景如画，劳动之余队员们集中在
树荫下排戏、排舞，把一座小果园闹腾得热火朝天，生机勃勃，琴声歌声飘荡在这天堂乐园。
夏锄是农时最忙季节，小分队为送戏到连队，赶排了适宜在田间演出的剧目并制作了方便
于携带的小型布景道具。奔向连队，先下田，同农工并肩锄草。收工后，一台露天样板戏开演
了！小山村沸腾了，男女老少围在两台半挂车合成的舞台前听戏观舞，不时地发出雷鸣般的掌
声，连队干部和知青们更是赞叹不已。第二天拂晓，小分队又悄悄地离开了这个连队向一个新
的地点进发了。
在那多事的年代，小分队有如一叶轻舟，漂泊在茫茫大海之中，稍稍偏离一点“路线斗争”
的轨道，就要触礁，轻则搁浅，重则沉入海底。
通过同他们两年多的摸爬滚打，我也看出一点苗头，这些少男少女下乡时刚刚十七八岁，
现在已是二十多岁正当年，大龄的已二十四五岁，他们已经到向往和需要爱情的年龄了，特别
是搞文艺的，整天在一起劳动、排戏，感情的撞击要比生产连队中的青年强烈。
假如在这只引人瞩目的文艺团体里，结成若干个情人对子，漫步在花前月下，谈起恋爱来，
那社会舆论能吃得消吗？场革委会能允许这个文艺团体继续存在吗？不，不能任其发展。我
辞掉了宣传部的工作，把办公桌从办公楼搬到了果园，把关系落到了连队，专一抓文宣队工作。
在大会上讲，在会后谈，很快这个问题解决了，为了这个整体的存在，他们忍痛割爱，把爱
情悄悄地埋藏在心里，队员之间没人公开谈恋爱了。一位队长年已二十三四了，深深爱着队里
的一位可爱又聪慧的姑娘，两人心照不宣，直到他考上了大学，临要入学了，才向她表白了爱
情，大学毕业后，两人终成眷属。相继又有两位队员相爱了，虽然他们十分注意影响，但是还
是引起注意，组织上决定把他们工作分开，把他们中的一方调出文宣队，到小学任教，势态缓
解了。
这一批可爱又可怜的孩子们，在十七八岁时就远离温馨的家庭，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荒野
小村，一位姓马的女队员，刚满16岁，初中还没念完，当局长的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大叛徒，
锒铛入狱，母亲病倒在床，弟弟妹妹还小不懂事，这个家，已够她伤心的了。街道革委会又
一纸公文下来了——下乡接受再教育。孩子告别了母亲，想去号里看看父亲，专政队硬是不许
父女相见，她含着泪来到了千里之遥的农场。忧郁、思念、天寒、炕凉，不到一年她患上了严
重风湿性心脏病，下不了床。基于家庭境况，她不想回家治疗，更不想把病情告诉多病的妈妈，
她坚强地忍耐着，知青战友都为她久治不愈的病痛心急如焚。缺医少药的分场卫生所只能用
消炎止痛药维持着。我爱人老苑听说之后，赶到知青宿舍，看到平时一向天真活泼的小马，竟
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她潸然泪下，同连里商量要把小马接到我家养病，知青们感动了，小
马更是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热泪。从此我家多了一口人，我这个家长被“撵”到青年宿舍同知青
们同吃同住了。工夫不负有心人，老苑一碗汤、一碗水地精心护理，并把她放在热炕头上，煮
上热汤放进艾蒿，为她热敷、浸泡，驱寒赶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小马又重新站起来了！不
但能唱，也能跳了。
刚刚被放出来的父亲闻讯来探望女儿了，听女儿哭述患病、治病的经过之后，这位在日寇
刺刀下都不曾眨一下眼皮的老革命，泪水横流了，一定要把孩子给我们当女儿不可。其实我的
家何止是小马的家，是所有知青的，谁有点风寒感冒就来住上几天，吃点热面，睡上几宿热炕，
发身大汗，加上老苑的精心护理，保证康复归队。逢年过节，我家热闹非凡，包饺子、烙饼，
大家动手，大家吃，20多人团团围坐，过个团圆年，顿时小青年思乡之苦消失一半。
我们以父爱母爱温暖着这个集体，以真挚和坦诚的情感同知青相处，也赢得了他们的爱。
在我家，上山砍柴、耕种园田，都是知青们利用休息时间抢着干。我家门前的菜园比别人家的
都要大，是知青们开的荒，又是他们从山上砍来的枝条圈起来的，春种夏收，担水浇灌，大家
干大家吃。记得，那是1971年夏天，小分队食堂被火烧了，队员们每顿饭要到距离三里多路的
机关食堂打饭吃。劳累一天的孩子们，不想多走路，只好一口凉、一口热地对付着，我们看在
眼里，疼在心上。那些天我一直跑上边，研究恢复食堂。经费下来了，但需要自己割苫房草、
挖草筏子，偏巧这个节骨眼，我儿子腿上长了个疖子，不能上学，老苑几次三番催我领孩子到
医院看病，我——直脱不开身。这天要上北山坳挖筏子，我起早到医院开了两瓶七厘散，也未
来得及嘱咐孩子怎么个用法，放下药就领男队员上山了，孩子错将外敷药内服吃了，不到十分
钟，孩子连呕带吐，折腾的面色蜡黄。队里的女队员知道后，几个弱女子硬把一个十二三岁的
男孩子背出二里多路，送到医院灌肠抢救。待我从山上到医院时，孩子已经脱离了危险，大家
都露出了笑容，阴差阳错，因祸得福，可能由于外药内服渗透力大的缘故吧，不久，孩子多日
未愈的疖子竞好了。
这年冬天，一股“吐故纳新”的政治运动有如暴风骤雨般卷入平静的果园。刚刚送走贫宣
队，又进来了军宣队，一进驻果园便虎视眈眈地把目光落到我身上，非要揭开这里的阶级斗争
盖子，“大家要擦亮眼睛，不要被假象所蒙蔽，老裴何许人也，为什么一名堂堂报社记者不能
被使用，而下放到山沟沟里劳动改造？！”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靠边站了，开始背对
背揭发批判。相处多年的知青，每人心里都有一秆公平秤。他们说：“我们没有见到老裴的过
去，只看到他的现实表现，他身为领导率先垂范，为小分队呕心沥血，无私奉献，没发现他有
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连续几天的发动会，愣是没人揭发问题，新年、春节排演
任务迫在眉睫，只好把我请回来抓工作。
转年，绿色遮盖大地的时候，省里在齐齐哈尔组建了嫩江农垦分局，我被调到分局宣传部
抓文化宣传。虽然工作岗位变化了，但还是面向农场的文化宣传工作，仍然同这支我曾战斗过
的文宣队紧紧地相连着；我的家虽然迁回齐市，但仍然是知青们回城省亲、进城办事的“交通
站”。
那是一个初冬的傍晚，下班前的一刻钟，我办公桌上的电话机里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
老莱农场文宣队谈慧丽同志在抢运沙石中因车祸不幸牺牲。这一事实使我无法接受，这位多才
多艺而又多灾多难的女孩，怎么会这么早地结束了她的年轻生命。这一夜，曾是她指导老师的
我，包括我家所有成员都无法入眠，1969年春，小谈从上海来到北大荒，她身材适中，长着一
副白里透红的园园脸蛋和一双明亮、清澈眸子。来到农场后，在连队里她默默地干着脏累差的
活计，收工后一个人躲在僻静的小屋里，以琴为伴，排解她心中的积郁。但是，仍然摆脱不了
她有个国民党军官生身父亲的政治阴影。
在一场全场文艺汇演会上，她的琴声征服了我，尽管她出身背景不妥，但做一名大幕侧面
的伴奏员还可以用，小谈入选了。在那“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血统论年代里，让像小谈这样“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登台亮相，不能不招至非议。一小部分带着“左”视眼镜的人大放厥词：
“沙家浜里的阿庆嫂，穿上蓝褂子，披上红头巾谁个都可以扮演，为什么不要工农兵去扮演？
而让那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在台上群魔乱舞。”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凡是上山下乡来到这里
参加劳动、从事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都是工农兵，都有平等竞争机会，这得到了农场党的核心
组和革委会的支持。小谈深深感到这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无论是劳动，还是演出，她都是那么
认真、投入。不久，她崭露头角。她不仅仅小提琴可稳坐头把交椅，二胡、手风琴都有独奏水
平。在去大兴安岭慰问演出中，她的横笛维妙维肖，成了民乐合奏曲的主旋律，让人叫绝，几
次返场后，板二胡重奏《老俩口学毛选》她的板胡清晰动听；再度返场，她坐定台前，二胡独
奏《红军哥哥回来了》，使全场观众大饱眼福，耳目一新。有人评价她是吹、拉、弹、唱无所
不精的才女。她有副铜铃般的金嗓子，唱起民歌真是声情并茂，委婉动听；几出样板戏旦角选
段，她无一不精通，音域宽、韵律准。京剧《海港》方海珍的唱段多而长，一般要配AB角，而
她不但一人唱全场戏，落幕后还要参加乐队的间奏，够得上小分队的台柱子，以“老莱农场的
方海珍”闻名。一些专业剧团来了，省军区文工团来了，想调她加盟，可又都因她的家庭关系
而告吹。这对她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打击，但她从未因此而气馁，照样在这片黑土地上发挥她的
光和热。五年的时间里，她的足迹踏遍了周边县城、驻军、兵团、农场、林场、矿山、农村，
她以出色的劳动、精湛的演技、高尚的品格，争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入了团、当选了队长。
然而，就在她各项成就步入巅峰时刻，在一次跟车拉运沙石劳动中，她为了其他队员的安
全，把扔到车上的铁锹，一把一把地拾起来插入沙石中，然后自己才去车头取来棉袄，一只袖
子尚未穿上时，车启动了，她被甩到车下，车轮碾过，一位才女在这寂静的山间草地上合上了
双目，世间的赞美和责难，她再也不去想了。
噩耗传来，人心俱裂。在外埠上大学的、招工返城的、请假回城省亲的战友闻讯回来了；
附近县城的领导、驻军首长、兵团知青战友赶来了。我这个老指导第二天一早偕同分局宣传部
领导赶到了农场。30多名队员把我紧紧地搂在中间，嚎啕恸哭，就是这一吊唁场面，却引来一
场风波，局里知道后电告我返回齐市。我任可冒第二次下放的风险，也要送小谈最后一程。直
到开完追悼会、火化、把骨灰送上南去的列车才回局里上班。在向党委汇报时，我以生动的事
实，讲述了死者的生前感人业绩，加上部门领导周旋，得到了局里主要领导人的同情和谅解。
但不久把我从宣传部调到文教卫生科，算是平衡了关系。事后，知青们从微薄的32元钱收入中，
集资给我买了一个纪念品，雕刻上“良师益友”四个金光大字，并写上他们30多人的名字，
这太珍贵了。我把它摆放在书柜里，精心地珍藏起来。
乌云滚过，霞光灿烂。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项政策得到落
实，知青和下放干部根据自己的留去意愿，大部分返城了。
30年后，我已两鬓斑白，知青们为这不了情，成立了联谊会，聘我当顾问，1992、1996年
连续两届分别在大连、上海聚会，30多位知青都到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然如初，只是额头和
眼角多了几道皱纹。如今这一代人经过上山下乡和返城谋生的风风雨雨锤炼，已成为时代的骄
子，有的成为厅处级领导干部，有的已是功成名就的高科技人员和改革大潮中的企业家。在金
钱和地位变化了的今天，他们更加成熟和富有情感了，一如既往地尊我这位当年指导员为“良
师益友”。在他们的身上我找到了当年农场生活的人生价值和真谛。
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曾经养育过他们的北大荒，在那
艰难的年代，是北大荒以她那宽厚的胸怀接纳并用她那特有的精神塑造了知青。他们视北大荒
为起跑点，是第二故乡，企盼会有那么一天重归故里，回访、回报北大荒，了却一段大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