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志探讨
方志续修纵横谈

黄道立

连续性(不断续修)是方志的特征之一。唐代方志尚在图经阶段即曾规定三年一修，后又改
为五年一修；五代及北宋也曾规定逢闰年造送图经；图经发展至方志之后，全国各地方志续修
之举，便更加普遍。
众所周知，关于中国方志的特征，说法多样，但一般认为其具有四大特征，即地域性、连
续性、综合性和资料性。在世界各国类似中国志书的图书中，同时具有地域性、综合性、资料
性的书籍，为数是不少的，但它们都缺乏连续不断进行编修这一特点。所以我们可以说，连续
性是中国方志在世界上能成为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个非常明显又十分重要的特征。
续修虽说是方志的一个非常明显和十分重要的特征，但在历史上它却表现得十分松懈和散
漫。续修虽名目繁多，如重修、新修、创修、鼎修、续补、重刊、续增、重纂等等，但却缺乏
一定规范和制度可循。清代曾规定每60年一修，民国时期也曾规定省志每30年、县志每15年一
修，但多是一纸空文，很难兑现。而使续修规范化、制度化，具有系统的科学的含义，应该说
是从本次续修(社会主义方志第一次续修)才真正开始。
先来简略地说一说历史上续修的情况。
在旧时修志中，续修次数较多的，可以常熟县为代表。今常熟县境，在宋代就修有琴川志
三部(已佚)，元代也有一部志书佚失，现存的元代志书有《重修琴川志》一部(续补宋志)。明
代弘治、嘉靖、万历、崇祯年间共修常熟县志或文献六部，另外还有一部《海虞别乘》。到清
代，常熟志书的续修就更多了，据现存材料粗略统计，前后共修13次。虽说平均每隔20年续修
一次，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除康熙时的两部相距20年，1731年雍正时续修1712年康熙志相距
20年，1795年乾隆时续修雍正志相距60多年外(因1729年雍正时朝廷曾下令各州县志每60年一
修)，其它续修相距时间都不规范，也不明确。同时，由于是不规范的续修，所以续修的名目也
是多种多样，如：注草、续志草、续志草补、补记、补记续、采访录等等。加之县境区划的变
迁、县名的更换，有时还采用合志的形式(合志本指两个以上的政区合编一志的情况，但“本
处一地，史事难分，撤并频繁，建置较迟”的，也有用合志名目者)。至于这些续修体例很难
一致，内容结构松散，片面追求注补，那就更不用说了。更有甚者，如果一卷《校勘记》编写、
刊印的时间不同，也算一次续修。照这种算法，续修的次数就更多了。
综上观之，历史上的续修，内容松散，有的单从注、补、校着眼，很难全面反映新时期的
新发展、新变化，以及对过去的新认识；在时间的衔接上也参差不齐。显然这样的续修或“续
志体”存在问题是很多的，是今天社会主义方志的续修所不取的。
如此说来，历史上的续修是否未起多大的作用？当然也不能这样说。历史上较规范的续修，
虽然每次都追述历史的沿革，但是其重点则是反映两次修志期间本地区各方面发展变化的新内
容。这种较系统未中断的特点，如前所述，正是中国方志独具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所以无论
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时，不少都要从方志这种连续性的记述中，找
寻可证实的资料。当然，由于过去缺乏科学、正确的理论，旧志的记载中糟粕较多。但今后社
会主义方志有了正确理论的指导，在不断续修中，会在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促进两
个文明建设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续志除能起到志书的一般作用外，还能增补过去的遗
缺，订正以往的错讹，这两种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下面再以杭州一地的续修为例，做点粗略的说明。
杭州有志由来己久，古有《吴郡缘海四县记》、《吴郡临海记》、《古杭记》、《杭州古
图经》等，明确时期的还有南朝宋元嘉时的《钱塘记》、北宋《祥符(杭州)图经》等。这些志
书虽都已佚失，但其中有些记载却被南宋的《临安志》等书籍辑录了下来。
现存著名的临安三志，是指乾道、淳祐、咸淳年间三次纂修的《临安志》，三者纂修相距
约在七八十年和二十余年间。它们虽都已残缺，有的甚至仅存“十之一二”，但经索源探微，
从中仍可看出不同时期杭州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发展变化；历任地方官如白居易、范仲淹、
苏轼等的事迹都有记载。特别是由潜说友纂修的咸淳志，所存卷数最多，内容也最丰。所谓
“区划明晰，体例井然”，能补乾道志、淳祐志之漏，并纠其舛。“明人作《西湖志》诸书多
采用之。”《四库总目》曾谓潜说友“其人殊不足道，而其书则颇有条理”。现存明、清两代
及民国时期所修杭州志多种，对咸淳志中的丰富资料，当不乏援引之处。继承、更正并发展、
丰富前志的内容，正是方志代代相续的具体表现。
李铁映同志说：“志书是中华民族世代奋斗、兴衰荣辱的史诗画卷。伴民族、随历史，代
代相济，永不断章。”今天研究方志续修的作用，已超出了前人所论述的具体表现范围。也以
临安乾道、咸淳二志为例，比较不同时期所修的方志，从纲目、内容、字里行间，就可看出南
宋末期粉饰太平，政治大局衰败的情况。乾道志首创“行在所”一门目，固然是指皇帝所在的
临安地方，(《四库总目》认为：“第一卷纪宫阙官署，题曰行在所，以别于郡志，体例最善，
后潜志实遵用之。”)但在当时还有不忘旧都汴梁的意思。正如当时爱国诗人陆游示儿绝笔所
说的那样：“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到潜
说友纂修咸淳志时，已是南宋的晚期，南宋偏安江南已近150年。卷一至十五称“行在所录”，
不过是习惯上的沿用罢了。统治阶级偏安一隅，早已忘掉了中原的失地和人民。“暖风熏得游
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种情况在潜志的序言中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他说：“开庆群小，误国召戒，一时谋臣，
或倡异议，几摇根本。”公元1259年是南宋理宗赵昀开庆元年(开庆年号仅此一年)。这一年，
南宋军民奋起抵抗南下的蒙古军，蒙古大汗蒙哥在合州(今四川合川)的战斗中受重创而死。忽
必烈率领蒙古军进攻鄂州(今武昌)，也受到顽强的抵抗，毫无进展。然而受命率部援鄂的贾似
道不仅按兵不动，反遣密使向忽必烈求和，愿称臣，割江北地，纳“岁币”、银绢各20万两尺。
其时正逢忽必烈闻蒙哥死讯，急于北归争夺汗位，所以阴许和议和撤兵，一时蒙古大军压境
之势暂得缓解。贾似道以卑屈的手段，换得了南宋其后约20年的苟安，却又大施谎报“诸路大
捷”，于是便诓得了潜志在序言中的称赞：“……独倚今太傅辩章国公(笔者注：指贾似道)，
外顿八紘，内维九鼎，宗庙社稷之灵，待以妥宁，卒以披攘蒙霜，再奠宇宙。”潜志“武备”
一门，不载“兵事”，这种缺漏也可说是当时疏于战戎，不思进取的表现。
潜说友虽是进士出身，但欠明大义，以攀权附贵、阿谀奉承为能事；志中凡遇似道衔命皆
提行或空格，这种做法也颇为后人非议。他曲意附和贾似道，后又因故得罪贾似道；及宋亡降
元受官，终因支军不力，被剖腹死。如此便被《四库总目》冠上了上述“其人殊不足道”的定
语。
当前社会主义方志的首次续修已是箭在弦上。现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早做理论准备，改
变上届修志仓促上马的局面，力求做到事先成竹在胸，是很有必要的。
社会主义方志到底如何续修呢？显然旧传统、老办法是绝对行不通的。要明确这个问题，
需要在总结上届修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方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做—番再认
识。
上届修志不是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也不是党和政府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但在忙于上马、尽
快实干的情况下，提到方志的重要性，搬出来的根据，不外就是韩愈过韶关也要看志书；朱熹
上任首先要问志书；在战争年代，毛主席也很重视方志，每攻下一个城镇都要寻找查看方志；
以及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可补史之缺，纠史之误，等等。说到方志的功能也就是“资治、教化、
存史”，可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等等。当然这些说法都不错，但它们说的只是表
面现象，很少从理论上说清方志发展到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旁代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加上传统中还有些不太科学的说法，如方志是史之附庸；地方官修志大多是奉行故事；方
志不能入于著作之林，它的资料只是供史学发展“披沙拣金”；稍明文字的人就可为方志积累
资料；得志不修志，修志不得志，如此等等。尽管党和政府在修志全过程中一再强调方志的重
要作用，并创造许多条件，提供种种方便，对方志事业的发展寄予很高的希望；但上述那些暗
流始终未能得到完全澄清，或多或少给修志工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幸运的是，在编修社会主义第一届新方志之初，胡乔木同志代表党和政府提出了修志要贯
彻“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的“三新”原则，这才从总体上保证了志书的质量。所
以对已出志书所得的重大成就，党和人民仍然是充分肯定的。
如何从根本上进一步认识方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呢？
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方志”词条中指出，方志是“综合记载地方自然和人
文情况的著作，又称地方志”。这里已点明方志是记载一方地情的著作，而不是史学的附庸，
不是仅供“披沙拣金”的；但这样说还不够充分。
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讲的好，方志“是‘官修’的地情书”，也是
“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国情书”。它这种“有特殊体例的著述”，不是一家之言、史家
专著、史料汇编、资料大全和百科全书等所能代替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志是史的基础。”
李铁映同志还着重引出了小平同志的指示：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摸清、摸
准我们的国情”。方志负担着从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摸清、摸准国情的责任。这样一来，它在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便再明显不过了。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要明了当代，也就是要摸清、摸准我们的国情，就必须具有对过
去历史的深厚知识和对“活的历史”(现状)的洞察能力。早在1986年，江泽民同志就对我们修
志工作者提出了“鉴古知今、信今传古”的要求。这不仅指明了古和今、今和古在认识上的辩
证关系，要求我们把志书编好；而且也要求修志工作者在一个阶段的工作完成后，仍要不断深
入实际，了解现状，为地方事业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地方志要从历史和现状中全面、系统地
摸清、摸准自然和人文的所有国情资料，这种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基础依据的工作，其严肃性、
认真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李铁映同志在这次报告中，已把地方志由原来的“官修”提高到
“官职”、“官责”的地位，将之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方志工
作必须由国家各级政府来领导、主持，主要是省、市、县三级政府，有组织、有计划、有安排、
有审定的一种专责；否则这一庞杂而又细致认真的工作是很难高质量地完成的。
不仅如此，李铁映同志还提到“修志为用”，“要指导社会用志，为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
开放事业服务。”摸清、摸准国情，明确今后的发展趋势，目的也就是为了社会主义光辉远大
的前途。修志为了用志，正是由地方志紧密联系实际的性质所决定的。历史“可以把它划分为
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方志中所记载的史，主要指的应是这种广义的历史；
通过记载这种历史，研究如何将物的条件和人的要素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推广用志已成为当前方志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过去仅仅把方志看成是史学的附
庸、说是可以“资治、教化、存史”而结果却大多束之高阁，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用志不仅是
方志广泛社会效益得到实现的表现，而且也是自身搜集反馈信息，不断充实提高的必由之路。
谈到这里，与方志的续修又挂上钩了。
自然的、人文的国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不论在变革自然或
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
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
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今天方志的续修要科学如实地反
映这些内容，与过去章学诚所说的“夫三十年为一世，可以补辑遗文，搜罗掌故，更三十年而
往，遗待后贤，使甲编乙录，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续马、范之续班，不亦善乎”已不可同日而
语了。按照章的说法，续修不过是为了“补辑遗文”、“搜罗掌故”、“新新相承”。而今天
的续修不仅仅是这些，更重要的是记载人们变革自然、变革社会的历程，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
续修工作开始之前，有些基本问题是要认真考虑的：
首先是续志的命名问题。历史上有新修、重修、创修、鼎修、增补、续修等等各种各样的
称谓，其实它们不过都是续修的别意代词；社会主义续志的命名以朴实为宜，即以《XX(省、
市、县)志》为名，下面标明续志断限的起止年份。封建社会的志书，多数仍以写出皇帝年号
办法表明续修的年代，并不用那些别意赘词，这种简明本分的做法可供借鉴。
《1990年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纪要》曾估计：“可能过十年、十几年就要续修一次。”这
是根据当前社会发展变化十分迅速所做出的推算，比过去所说一般每60年或每30年一修要快得
多了，当然过去也有说县志每15年一修的。武汉市志办把本届续修的下限定在公元2000年，根
据李铁映同志报告中所说“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把本届续修的上
限定在公元1986年，那么本届续修正好是以15年为一个阶段。看来续修每隔15年一次，还是比
较合适的。
上届志书的上限一般定在1840年，下限定在1985年，因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85年
36年间的内容，都在上届修志的断限之内。如果说本届续修有必要对上届志书的内容有所补
充或更正(例如，新资料的发现可补充或更正前志内容者；对建国后“左”的失误，一时认识
不清而造成误记、漏记者，等等)，笔者认为可在本届续修相关部分指明、补记或改正。根据
具体情况，形式可以多样化。如直接在志书文字中追述或更改，再就是加注说明情况，以及列
出专门部分讲清原委等等。至于说本届续修可否把上限定在1949年，再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写起
呢？笔者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续修不等于从头再来，特别是上届修志有“三新”原则保证，
质量基本上合乎要求。章学诚有些话如“前志不当，后志改之，宜存互证”，“前志有征，后
志误改，当备采择”，“志当递续，不当递改，宜衷凡例”，对今天的续修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修志需要甘为“筌蹄嚆矢之功程”的志士，而不需要“嚣嚣以作者自命”的狂者，特别反
对那些“袭旧志之记载，而更作者之姓名”的不道德的做法。更补前志，一般是有了新的资料、
新的说明作为根据；但是这些根据，是否就能真正指明原委说清问题呢？也不尽然。所以章学
诚便专门指出后志可能有“误改”的情况。这里不是“唯章是奉”，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章学
诚研究方志的严肃、谨慎的态度。
关于续修的资料来源问题，根据新的情况，笔者认为首先在文献方面。有年鉴的地方，年
鉴是个得力的支柱；没有年鉴的地方，就靠平日的积累。此外，档案等部门的情况介绍、专题
报告、经验总结等等，都是重要的参考。当然其它方面的文献，如有关的报刊、图书、专家论
著，以及私人、单位、乡里、家族、街道等等的回忆记载、活动报道、契约、名录等等也不能
放过。必要时就连前志的有关记载也得认真查看，这样可以起到“温故而知新”的作用。
资料来源的第二个方面是口碑。当前就应抓紧组织各方面离、退休人员座谈，并进行采访。
有关见证人的专题采访，电台、电视台的许多专题或重要的报道，都可作为可征内容，加以收
集、整理。此外，民歌、民谣、民谚等等，能反映新时期的变化和乡土气息、地方特色者也要
注意搜集，不可忽视。
至于实物，资料的第三个方面的来源，在当前就更多了。除考古新发现外，其它如新建馆、
楼、桥、塔、碑，书画名作，乃至寺院、古建筑的重建等等，凡具有纪念意义，能传之久远者，
都应注意搜集。另外，照相、图片、有关音像制品等也是重要的实物。选用印制这些实物与续
修志书的编纂相结合，最能说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巨大变化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续修时加强对资料来源的调查研究和鉴定说明，是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保证。过去修志有
一种“有闻必录”的说法，现在看来是不可取的。有文献可稽但未经调查研究，写成的志书也
是有缺陷的；即使是由名人、专家执笔，这种缺陷也难以避免。例如清代乾嘉之际，毕沅主陕，
他既重视修志，又注意聘请名家。当时《邠州志》和《澄城县志》，就分别由一时的舆地名家
孙星衍和洪亮吉、孙星衍主纂。“不过稍加翻检，便会感到那只是整齐有关州县事先所准备的
资料，并非亲历乡曲，得之目验。”(见史念海、曹尔琴：《方志刍议·论方志的纂修与实地
考察》。)修志必须重视文献，征引要详注出处，这是慎重的表现；但缺乏实地勘察和调查研
究，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点。
上届修志，笔者曾提出资料要经过科学的识别和认定，以提高其科学性和准确性。例如陕
西秦俑馆的铜兵车，由数以千计的零件装配而成。经科学鉴定，其中轴的部位铜合金的硬度就
很高，而车上供装饰的工艺品就较软，其他各处质地都不一样。再如江陵古尸刚出土时，人们
的直观是棺木横置椁内，椁内有不少水。一时横葬之说甚有影响，说这是无文献记载的新发现。
后经博物馆同志做实验证明，由于棺木上重下轻，地下水浸入椁内，年深日久达到一定高度
时，棺木便自然横翻，并非一开始就是横葬。当然这些科学识别和认定的工作，需由有关专家
来做。90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评审《秭归县志》时，不少与会的方志界领导和专
家、学者提出，志书中的许多天然化石、出土文物等缺乏足够的说明和鉴定。笔者当时曾表态
说：“志书中的这些古远原始材料，本来就是这样毛毛糙糙的。”其实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理
由。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不得已的问题，后虽经补救也未必都能得到完满的解决；但在今天，
特别是当前的续修，人志的考古新发现或自然界的新变化等等，均需力求经过科学的识别和认
定。否则“人云亦云”，照抄报章、杂志上的报道，肯定会影响志书的质量。
相对于社会现象而言，除明显的突变给人们造成灾害外，自然界的变化是微小的，几乎是
静止的，人们难以觉察的；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自然界的记述多从静态方面着眼。其实不然。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战天斗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促使自然发生变化。因此要
增进我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科学性而减少盲目性，要进一步认识人力影响自然发生变化的
规律。今后也有必要对自然现象做些动态的记述。例如建国后几十年来，有些山区通过坡改梯，
耕地面积到底扩大了多少？坡改梯促使地表发生变化，前后对比到底有哪些好处？特别是再用
一些具体统计数字显示，这样山区坡改梯的巨大优越性，由于有了动态的科学的记述，便具有
了很强的说服力。再如建国后几十年来，各地兴修水利，促使自然条件变化。如果也通过逐渐
积累式的动态记述，就比一般歌功颂德式的写法更具科学性。特别是三峡工程完工后，“高峡
出平湖”，水位大幅度提高，水面拓宽，水深增大，必将引起这一带自然条件的相应变化。这
些也都需要通过实地调查研究，科学地载人志书。至于自然界的突变，例如，据报载，1991年
8月6日巴东发生泥石流，淤满了12条山沟，120个桥涵，堵塞了52公里长的公路。我们编写方
志，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些文献资料，而必须通过调查研究，看这次自然界的突变，是否改
变了山区的交通，影响了河流的流向流速，以及地表的坡度和土质是否发生了变化等等。所有
上述情况，都应属于本次方志续修科学认定处理资料要解决的问题。
谈到续修的篇目和体例问题，笔者认为，篇目仍应按照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
上层建筑的格局，从实情需要出发来制定。至于体例，续志当然也应有大事记和概述。不过大
事记就不必统合古今，而应从1986年开始；概述也可变通，重点是综述历史；下面各分志分陈
1986年以来的现状。估计这个体例在续修中是比较简便易行的。
篇目的设置要从实际需要出发，结合各地不同情况认真研究解决。续修的重点是反映经济
的发展、法制的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当然自然条件的变化、考古新发现、科研新成就、城乡
建设规模的扩大、新兴事业的发展(如环保、旅游等)，以及教育事业的大发展等都应有足够的
篇幅来反映。篇目基本上可以首届志书的篇目为模式，少数可做变通或更改。凡是反映社会生
活巨大变化的新内容，除在相关部类中充分记载外，也可酌情增添必要的新篇目，如经济开发
区等。至于前志已有记载，以后未发生变化者，如传统风俗习惯、方言等，就可省略甚或取消。
总之，续志篇目的设立应从不重复、不赘述、科学人志的角度考虑。
关于续修采用何种组织形式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以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业机构编纂为
主。在目前条件下，必要时可请有关专家、学者参加部分篇目的编纂或修改，讨论篇目时也要
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由专业机构总其所成。要提高志书的质量，必须要专家参与修订。
鉴于方志丝毫不能脱离实际这一特点。参与修志的专家应包括地方上的“藏龙卧虎”之士。
今天的修志工作，已由“官修”发展为“官职”、“官责”，又有“一纳入”、“五到位”
的保证。为了把这项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作做好，各级政府机关和主要领导同志
有责任定期督促、检查，以保证工作的进度和质量。
由于有上届修志的丰富经验，社会主义首次续修工作有着充分的条件能够胜利完成。但它
毕竟还是新的创举，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可能随时会遇到一些问题，志界同仁应认真研讨解
决，以利工作的顺利开展。
(原载《中国地方志》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