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与文学

赵宝海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储量丰富，卷帙浩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它的内容广博
而又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都能在地方志中得到体现，可以说地方志是一
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金矿。它与中国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经济、资源、民族、
风土、风俗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与地方志也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笔者试从地方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与中国作家、诗人对地方志的杰出贡献两个方面，
对地方志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地方志对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

文史不分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在历代作家、诗人中染指历史和方志的人很多，从司
马迁到郭沫若，一些著名的作家、诗人既是文学大家，又是历史学、方志学的大家，他们研究
历史促进了文学创作，从事文学创作也促进了对历史的研究，往往在这两个领域都能展示他们
卓越才华，留下传世之作。不仅如此，一些不搞历史、方志的作家、诗人也很重视地方志。唐
代文学家韩愈在他的诗《游韶州》中写道：“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
(按：指地方志)将人界，每逢佳处便开看。”现代作家郁达夫在凭吊玲珑山寺琴操墓所作诗中
写道：“如何八卷临安志，不记琴操一段情？”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地方志的重视、喜爱与期
望。

(一)中国的方志文化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诗人。地方志陶冶了他们的情操、气节，
增强了他们对祖国、对乡土、对中华大好河山的热爱；通过地方志，他们对中国社会有了不同
程度的了解和把握，从而增强了他们认识社会、剖析社会的能力。

这种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在地方志未定型时就产生了。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不但作品影
响巨大，他的品德和情操也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赞赏。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与封建统治阶级
同流合污，隐逸山林，稼穑自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质是一种对不合理社会
的抗争。这种精神境界、道德情操的形成不能不说与地方志有关。阅读、欣赏陶诗，我们可以
发现作者对中国现存第一部方志类著作《山海经》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泛览周王传，流观山
海图”，吟唱出著名的《读〈山海经〉十三首》，对夸父、精卫、刑天等与自然、与社会抗争
的亦人亦神的祖先是十分钦佩和赞赏的。“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精卫衔微木，将以
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等千古名句的诞生，既是作者对《山海经》所记人物的推
崇，又是作者抗争精神的写照。
不仅古代的作家、诗人受到地方志的影响，中国现当代的作家、诗人也深受其影响。我国
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从童年时起就受到《山海经》的熏陶，他“渴慕着绘
图的《山海经》”，视其为“最为心爱的宝书”。茆贵鸣在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58周年而写的
《鲁迅与方志》中写道：“鲁迅一生博览群书，治学严谨。早年时代，他就开始对地方史志产
生了一种浓厚的兴趣。他一直认为，野史也好，方志也好，都是极其难得的宝贵财富，人们从
中可以了解民情，熟悉民性，汲取营养；积累创作素材。毋庸置疑，他后来的一系列文学作品
中，对由于受封建文化观念长期吞噬而已麻木、落后、愚昧的中国农民极为冷峻而严厉的责备，
与他广泛阅读野史、方志等地方文献不无一定的关系。”作者认为：“他(按：指鲁迅)对民
情、民性的极大悟性，正是源于他对地方史志的广泛涉猎和对风俗民情的博闻强记。”文学大
师郭沫若“与中国传统的方志也有着难解之缘，这种缘份是在他少年时代结下的。他15岁到乐
山县城进入高等小学堂后，有一位最让学生害怕的绰号叫“老虎”的监学易曙辉先生，他给学
生讲授了一些地方志的知识，郭沫若认为“这是比较有趣味的一门功课”，“但于我们，特别
是我自己，却是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浓郁的乡土之情在他
的长篇自传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我的童年》开头便写道：“大渡河流入岷江(府河)处的西
南岸，耸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的地方。”作者对故乡诗意
的赞美和眷恋洋溢于字里行间。当代著名小说家陈忠实对中国社会的把握和洞察，得益于地方
史志。雷电在《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中写道：“他不仅想从那些浩瀚的史籍中翻检出对自
己创作有用的素材，更重要的是对这一方土地进行一次纵深的思索。”“他对生活的沧桑感和
洞察力因之更加深刻、准确了。”(见1993年7月27日《光明日报》)其认识能力和解剖能力的
提高，显而易见是得益于地方史志的帮助。
(二)一些著名的地方志类作品成为某个种类文学作品的开山之作、代表作。对作家、诗人
的创作方法、语体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地方志与文学是近亲，除史
学之外，它们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是罕见的。一些地方志类的著作本身就是传诵千载的文学名
著，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武林旧事》等；一些文学作品也包含着丰富的地方志
特色，如左思的《三都赋》，作者在艺术描写上十分重视“真实”，他在《序》中自谓此赋的
内容是“验之方志”、“稽之地图”的，因之有人称赞它是微缩的地方志。清代英和撰写的
《卜魁纪略》是黑龙江著名的方志，实是其名作《卜魁城赋》自注语的汇辑本，是文学的副产
品。由于这些特性和特点的存在，地方志对作家、诗人的创作方法、语体风格的影响是很自然
的。北魏郦道元为人称道的《水经注》既是著名的地方志类著作，又是著名的散文作品。《中
国文学史》论述道：“《水经注》中写景的文字，最为历来人们所传诵，并推崇为游记文的开
创者。”“他(按：指郦道元)的一些写景手法对后来柳宗元等人的游记有很大启发作用。”唐
代著名诗人李白的作品也深受《水经注》的影响，试看他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
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诗选》(复旦大学中文系
文学教研组选注)在此诗的题解中写道：“《水经注·江水》有一段话是此篇遣词造语的根据，
节录如下：‘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
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
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其影响是深刻的。
(三)地方志是中国历代作家、诗人创作的重要取材园地，地方志拓宽了文学的题材领域，
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内容，促进了文学繁荣。前述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就是取材于
《山海经》的。李白、李贺等著名诗人也广泛利用地方志中的素材进行创作，李白诗《蜀道难》
中的名句“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就是取材于《华阳国志·蜀志》。在现当
代作家、诗人中这样的事例也很多。著名作家萧军在其长篇巨著《吴越春秋史话》的前记中说，
此书“根据的材料就不外是：《越绝书》、《吴越春秋》。……其中主要还是以《吴越春秋》
为蓝本”。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就对地方史志资料多所参考、借鉴，从
“几个县几尺高的志、史中，他共抄、摘了30多万字的资料”。姜子扬在《从<白鹿原>看地方
志》一文中深有感触地写道：“阅读过小说《白鹿原》以后，从其内容上可以看出来，作者陈
忠实同志在创作它的过程中，翻阅过一些地方志，深入地研究过并且采用了其中不少资料。不
惟如此，这部小说中还塑造了民国时期志人的形象。描写了当时修志的完整过程，读后使人对
地方志的功用及一系列有关问题，得到了明晰的生动的领悟。”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地方志作
为作家、诗人的取材地之一是极其重要的。
(四)地方志为一些诗文提供了有效的载体，使一些弥足珍贵的作品得以流传至今；地方志
也为一些文人骚客作传，从而使其事迹得以保留；同时地方志所载之诗文为后代直接间接地提
供了历史及地情资料，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及物产等方面的情况。《全唐诗》是唐代诗歌总
集，收集得比较全面，但是唐诗研究者仍然可以从地方志中找到《全唐诗》遗漏的作品。1982
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外编》共分四编，除前两编(只占全书四分之一)未采录地方志
中的唐诗外，其余两部均从方志中采录了数量可观的唐诗，仅其第三编“全唐诗补逸”(占全
书四分之一)从数十种方志中辑录的唐诗就多达五六十首(残句不含在内)；其第四编(占全书的
四分之二)从地方志中采录的唐诗更为可观。地方志还为《全唐诗》校异补阙等提供了很多资
料。陈懋仁在所撰《泉南杂志》中曾明确写道：“万首唐人绝句中于吾郡及泉州有未收者。”
他收录唐诗的目的在于“以备补遗”。正是修志者的这种远见卓识为后代唐诗的整理提供了便
利条件，为唐诗的流传做出了贡献。地方志中的人物传记也以一定的篇幅为当地的作家、诗人
等杰出人物作传，这就对我们了解正史所不记或记载不全不详的人物的事迹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如《后水济传》作者陈忱的生平和身世后人了解甚少，在《南浔镇志》、《潮州府志》中有较
多的记录。《全唐诗外编》一书也利用地方志保存的资料，弄清了一些《全唐诗》不录、正史
又不载的诗人的事迹。
地方志自宋代以后始设艺文志，其收录的诗文内容广泛，题材多样，基本是歌咏本地的作
品，或咏历史、或记风土、或述民俗、或录物产，提供了较丰富的历史和地情资料，与志书的
有关内容互为补充，互相辉映，成为志书的有机组成部分。请看《依兰县志》(民国9年出版)
所载阮忠植的《三姓土风》(按：三姓指依兰县)：“倦眼看三姓，惊习阅六春。地原旗管领，
治改道分巡。土著皆胡裔，金邦号女真。峰峦环市井，城郭枕江滨。北面松花岸，东居赫哲人。
他方来垦殖，遍野辟荆榛。葛氏称豪族，关家习武身。昔曾为部落，今已设村屯。将种官披甲，
农夫月建寅。雀瓴飘孔翠，乌拉踏层茵。伏腊追先祖，年时跳大神。胙余分祭肉，菘美类乡莼。
屋里锅连炕，炉炊木作薪。迎门堆拌垛，攀树摘松仁。游牧供生活，开荒别垧昀。暖寒乖节序，
满汉结婚姻。此户无缠足，深闺爱点唇。翌竿缘报本，高留懒翻新。操业多围猎，偷安不厌贫。
鬼狐能入室，豺虎惯为邻。倭岭翔孤雁，丹波簇细鳞。河流双古洞，石块阻通津。莫道耙犁旧，
还推踏板陈。觅参夸贡品，剖蚌耀奇珍。水獭皮堪贵，山貂性最驯。鹿茸医弱病，熊掌宴嘉宾。
萝菔红心脆，蘑菇白色匀。天空恒积雪，风紧易扬尘。接物虽愚拙，衡情却厚醇。磋跎惭老尹，
何以化斯民。”这首诗诗题就突出了乡土内容，纵观全诗，处处体现出乡土特色，对历史沿革、
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生活环境、土特产品等，如数家珍，一件件娓娓道来，乡土之情、乡土
之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堪称“是一部完整的诗歌形式的风土志”。
(五)地方志保留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资料，丰富了我国文学作品的种类和内容，为神话学研
究者提供了宝贵而又丰富的素材。杨克兴、王兴义编著的《中国神话故事》(上、中、下)于
《华阳国志》、《崖州志》、《山海经》等几十种地方志中征引了数量可观的神话资料，共达
100多部次，并改写、扩写成了一篇篇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我国当代著名的神话学专家袁珂
先生在研究中就较多地利用了地方志中的神话资料，翻阅其代表作《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可
以看出袁先生对地方志的披阅之勤和利用之益。

二、作家、诗人对地方志的杰出贡献

地方志记载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它是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风俗、民
族的百科全书。因此，作家、诗人们对地方志特别珍视和钟爱，或加以利用，或亲自撰修，或
给予整理，无论是从内容和形式对地方志均有杰出的贡献。促进了地方志的发展，提高了地方
志的质量。
(一)作家、诗人参与修志实践，撰写出了一批佳志、名志。成绩较突出的有宋代的范成大，
明代的康海、冯梦龙，以及现代的鲁迅等。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不仅工于诗，在地方志撰述
上亦负盛名，其地方志著作有《桂海虞衡集》、《吴郡志》。作者在《桂海虞衡集》的自序中
说这本书是追记自己“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载者，萃为一书；蛮陬绝徼，见闻
可记者，亦附著之，以备土训之图”。《四库提要》称赞本书“诸篇皆叙述简雅，无夸饰土风、
附会古事之习，亦颇有考证”。在撰述《吴郡志》时，作者“汇集旧书，剪裁新事。征引资料
浩博，叙述简要明了，故被称为‘地志中之善本’”。
明代著名诗人康海，陕西武功人，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与李梦阳、何景明
等人并称前七子，不但文学著作较丰富，有贡献于中国文学，在地方志领域也独树一帜，贡献
杰出，是不可多得的方志学家。他撰修的《武功县志》是一部颇具特色、很有影响的志书，张
洲曾于乾隆二十六年盛赞是书简而有体、质而弥文，“论者比之太史公书”，称其书是“记载
之极轨，志乘之标则也”。虽有溢美之词，但其在方志史上取得的杰出成就是应该肯定的。
《武功县志》不仅在义例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他的方志学思想也深寓于志书之中，如他把
“撰志的目的严格地规定为惩恶劝善，重昭立训，极力强调方志要经世致用，即为社会政治服
务的主张”，这种理论对后世的方志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章学诚倡导的“警恶惩创”、
“有裨风教”、“使百世而下者，怯者勇生，贪者廉立”的理论中可以看到前者对后者的启迪
和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发展。
(二)在地方志的辑佚、整理等方面，作家、诗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方面贡献较大、
影响面较广的首推鲁迅和郭沫若。茆贵鸣在《鲁迅与方志》一文中认为：“民国期间，在辑录
古方志方面，尤以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影响为最大。”这本书共辑录了8种会稽先贤地
理著作，鲁迅一丝不苟地考证、校勘和抄写，除撰写总序外，还分别为8种著作撰写序文，于
1915年出版发行，其史料价值、利用价值是弥足珍贵的。郭沫若同志对地方志的使用和整理更
是中国志坛的佳话。1962年1月，郭老到海南崖县休假，有机会读到光绪《崖州志》，觉得“
颇有史料价值，在地方志书中当属佳制”。因其存者甚少，中共崖县县委想重新印行，遂请郭
老帮助整理，他仅用10天时间就完成了点校工作，对《崖州志》的保存和利用做出了贡献。在
为这部重印的志书写的序言中，郭老倡导整理古方志要“从糟粕吸取精华，从砂碛中淘取金屑”，
对地方志书的态度非常明确：“旧者应加以保存，而新者则有待于撰述。”这是郭老严谨治学
精神的体现，也是郭老对新中国方志工作的呼唤。
(三)当代作家修志的成功范例。我国自80年代开展修志工作以来，一批作家、诗人走进志
苑，亲自撰修方志。他们充分发挥文化素质上的优势，实事求是，注重文采，增强可读性，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其中尤以《黑龙江省志·国营农场志》最为突出，堪
称当代作家修志的成功范例，该志先后获得黑龙江省、国家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这部志书
的主编郑加真同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其长篇小说《江畔朝阳》
曾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副主编楼芹、齐长伐同志，也以诗文扬名于垦区内外；编辑丁继松
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以散文著称，有多部散文集面世；在撰稿人中也有多名省、市级作家
协会会员，而且这些编撰者都亲自参与北大荒的开发和建设，文化品位较高，内容丰富，这是
这部志书成功的关键。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克服重重困难，历经十载艰辛，七易其
稿，终于把一部具有鲜明特色和丰采的《国营农场志》奉献给读者。这部志书详实而又全面地
记述了黑龙江国营农场自1947年到1985年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光辉历程，尤其突出的是，在
记述垦区人民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重点记述了他们在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创造
的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勇于开拓”为内涵的北大荒精神，体现了
一种精神力量，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方志学者梁滨久认为《国营农场志》对北大荒精神的
记述“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以此“耸立佳志之林”，它的成功“还在于找到了表现无产阶
级精神力量的具体编写方法”，这就是以事系人，这部70万字的志书共6篇32章121节，用以事
系人的方法记述的人物达361个，“创造了省志专志系人之冠”，“具有创造性”。在写法上，
编撰者不是为写人而写人，而是把人物融于事件之中，采用点面结合、群体形象和典型事迹结
合等记述方法，“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纪实手段，使事业写得充实，人物写得丰满。获得
了典型、生动、真实的效果，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