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丰收年景忆灾年

程仁韶

北大荒变成北大仓了，当年广阔无垠的荒草甸子，而今是国家的重要商品粮基地。这是几
代人奋斗的结果。
粮食多了，品种也多了，不再为吃不上大米饭而抱怨，不再为一天只有六两粮而发愁。如
今，许多人不知饥饿为何物，不再把粮食视为生命第一需要了。路边、垃圾箱中到处可见扔掉
的馒头、饼子、包子…有拾荒者拾去喂猪，换来的钱养活了自己。谁想过粮食得来不易？谁想
过“科学种田”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说真的，在未经历三年灾害之前，我也没想过。
虽然“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我很小的时候，认不
全诗中的字便会背了。父亲一遍遍地教，还给讲诗的意思。母亲规定我吃饭时不许掉饭粒，吃
多少添多少，不许碗中剩饭。父母不厌其烦地教导，倒也给我形成了习惯。稍大，懂得了诗的
意义，理解了父母的良苦用心，铭记父母的教导，端起饭碗就想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道理似乎明白了，但毕竟停留在理论上，家中不缺粮，不愁吃，从没有尝到过饿的滋味。真正
尝到饥饿的难受是在三年灾害时期。从那时起才真正体会到粮食的重要。
三年灾害指的是1960—1962三年。那时我在虎林牡丹江农垦局工作。
1960年春天，大雨滂沱，地里一片汪洋，播不下种，高岗地出的苗，也给一场接一场的大
雨淹死了。这年，连种子也没有收回来。
1961年春天来了，天老爷似乎专门和人作对。抬头看天，天阴沉着脸，天泪牵线似的下，
低头看地，一片汪洋，就是高岗地水也饱和了。今年再种不上，吃什么？人们忧心忡忡，决意
和天决一死战！提出：“与天战斗，其乐无穷！”坚信“人定胜天”！其实，那时的科学不发
达，斗不过天，种地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还得靠天吃饭。“天要下雨，无法可止”。这是事实，
谁也改变不了。可当时，人们都无视于这个事实，“天不让播种，我们偏要播；整不了地，不
整地还不行？”似乎只要种子下了地，就会长出粮食来。于是，人机畜齐上阵播种。地里水汪
汪白茫茫一片，原来就在沼泽地生长的草，生长茁壮，草色青青，骄傲地站在地头嘲弄着人们。
拖拉机拉着播种机在水草中播种：为了提高工效，某农场还发明了“裤播机”。这种机器浑身
上下没有一点铁，它只是人们的裤子，把裤腰和一条裤腿扎住，另一条腿口张着。播种时，工
人把灌满了种子的裤子扛在肩上，张口的腿朝后，人在荒草地里跑，豆种便哗哗地撒在地里。
人跑的速度即工效。夏锄季节，远看大豆地，绿油油的一片，近看只见草不见苗，仔细寻找，
才在草丛中找到几株又黄又瘦的豆苗。锄地工人扛着新发明的钐刀式耘锄在地里钐草，一天20
亩、30亩、甚至100亩。对这一系列做法，当时也有人有看法。在闲谈时的顺口溜中就流露出
来：“稀奇稀奇真稀奇，裤子变成播种机，金灿灿的豆种撒下地，颗粒无收饿肚皮。”“说荒
唐，道荒唐，水淹地，烂泥塘，不整地，强播种，巧说人力比天强。草儿肥，苗儿瘦，草比豆
苗长。大钐刀，钐草头，小苗儿，豆芽样。秋风起，没收成，一年辛苦白奔忙。”闲唠归闲唠，
只不过过了一下发牢骚的瘾，谁也不敢作为一条意见来提，那时正开展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
争呢！
蛮干是打不败老天的。饥荒出现了，想招度荒成为当时最棘手的问题。粮食打不上，草籽
倒丰收了。有人从理论上阐述，草籽营养丰富，不仅可以做畜禽饲料，人也可以吃。于是，掀
起了多采草籽，广辟粮源高潮。这年9月份，奋战10天，夺下了两万吨草籽。可能那时人饿糊
涂了，如果草籽能当粮食的话，人们何苦那样辛辛苦苦去种庄稼呢？
一年辛苦白奔忙。人们开始从失败的教训中悟出点什么，那裤播机、那不整地就播种的做
法，似乎有问题，何况个别地区传来消息，排除积水，整地播种的收成就好些。1962年种地说
啥也不能再不整地了。这年，虽然没有下大雨，但因水利工程不配套，积水难排，加上头两年
未翻地强播种形成的草荒，土壤板结了，翻这样的地比在荒草甸开荒还难。人们的干劲是冲天
的，不知从哪里又冒出来这样一套理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地翻得越深越高产，
似乎粮食的产量与翻地的深度成正比。大家把仅剩的一点力全用在翻地上，翻地的深度递增，
1尺、2尺、…最深的1丈2，把白桨土都翻上来了。事实又教训了人，翻得太深的地，歉收。写
到这里，想起古代一位思想家讲的话：“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两句话作家秦
牧曾把它意译为诗：“大自然的模样多么庄严，难道你就倒在它的面前，倒不如掌握其中法则，
命令它听从你的驱遣。”不向命运屈服，不向天灾低头，这精神可贵。然而，没有掌握大自然
的法则，一次次的失败那是必然的。
请别嘲笑那时的荒谬无知。我们现在都清楚地认识到明智来自科学。然而，科学由何而生？
这不得不上溯于历史。别忘记那时的新中国才十一二岁啊！旧中国的遗产是：贫穷落后，满身
背着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的不平等条约。一个刚刚获得新生的“少年”，正在尽全力反抗帝国
主义的压迫呢！百废俱兴，岂是一时半刻能办到的。千百年来农民种地靠的是一张木犁，累死
累活养不活自己，谁听说过“科学种田”？用历史的眼光来反思，沉积在心头的只有愤恨。
三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微不足道的，在人的一生中也不能归人“长”字号。可生活在
这个地区的人，这三年的确难熬，那千余天的日子，天天在和饥饿作斗争。口粮递减，没有副
食，三年没有一滴豆油，许多人浮肿，手脚、脸像发了的面包，光亮亮的，一按一个坑。直到
1962年，为照顾浮肿病人，高级干部、工程师，每月特殊供给一斤黄豆。
我们家当然也在经受着饥饿考验。就在1960年那个饥饿而寒冷的冬天，我的小女儿出世了，
真不是时候。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就要想办法让她活下去。北方的节气歌中有“寒露不算冷，
霜降变了天。”女儿正是霜降那天来到世间的。那时，上级规定过了11月1日才能送暖气，医
院里冰冷冰冷的，老北风卷着雪花从病房的破玻璃洞中往里灌，女儿一出娘胎便冻感冒了。产
妇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可从食堂买来的饭菜是一小碗大馇子，一碟大头菜菜邦子，鱼肉蛋已
绝迹多时了。现今，妇女生孩子，要吃什么就有什么，鸡蛋吃得不爱吃，可那时候正在割资本
主义尾巴，有钱也买不着蛋。有位热心的会计，是当地人，由她母亲帮忙，从农村给我买来10
个鸡蛋，每个8角钱，还是偷偷地送来的(怕挨批)。这10个鸡蛋像宝似的。老伴儿说给我下奶，
我哪能吃得下？面前有个4岁的儿子，他的粮食关系在幼儿园。那时，成人的口粮已减少，儿
童是国家的未来，口粮不减。也许是人的求生本能吧，幼儿园的管理员昧着良心偷扣了孩子们
的口粮，孩子吃不饱。想着儿子路过小食堂(局处长食堂)，把沟中的蛋壳当蛋捡起，一脸的由
希望转为失望的神情，我说服老伴儿，把那几个蛋留给了儿子，他正在成长啊！
母亲吃不饱，哪有奶喂孩子？同是大荒垦殖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的困难成了周围的
人关心的事，虽然大家都在忍受饥饿。妇联主任韩德庄和我同住一幢小茅屋。她到处找人帮我
订了半斤牛奶：那个写《红灯记》(原名《革命自有后来人》)的作者罗国士，送来了他保存了
几年也舍不得吃的一瓶蜂蜜、半瓶葡萄糖粉。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这年，报社在房后空地种了一片土豆，特殊照顾孩子，给了我们半麻袋。每天一早，平青
就慌忙起来，把土豆擦成丝，用力搓碎，沉淀出粉喂女儿。土豆渣大人吃，连土豆皮也舍不得
扔。
女儿长大后仍然很喜欢吃土豆。她常戏谑地说：“土豆于我有救命之恩，我永远不会厌弃
它。”
最难熬的日子要算1961年，1960年虽然受灾，还有前一年的底子，灾害是在秋后才显现出
来的。可1961年就不同了，饥荒步步紧逼，粮食定量早已无法保证，我们的口粮已由每月30斤
减至18斤了。从机关到农场都在大搞代食品度荒，从豆秸、高粱秆、苞米秸、榆树皮、橡子中
提取淀粉，和着草籽、高粱大豆叶、柞树叶子做成“烤糕”。这种烤糕是用烤炉烤出来的，一
块块酱红色长方形的立方体，很硬，像红砖，吃了不消化，大便秘结。还发明了“米饭增量
法”，做饭前把米泡上一小时，上蒸笼蒸，反复加水三次，反复蒸三次，一把米能蒸出一大碗
松松软软的大米饭来，看似庞大，吃进嘴像吃雪花糖一样，进嘴就化。有人悄悄地说，这是自
己骗自己，是精神抗饿法。
职工中流传一套嗑：“一天六两粮，肚皮饿得慌。走进大食堂，心里暗估量，烤糕个头大，
树皮节籽不带粮；窝窝头个儿小，玉米粉儿色金黄，大的难咽填半饱，小的好吃肚角藏。腹内
空空难忍受，烤糕一块哄饥肠。”这是真实的写照。
在食堂就餐如此，在家开伙的更难。那年，我们因为两个孩子的粮食关系在幼儿园，他们
星期天回来，即使我们整天不吃，也难喂饱他们，再说女儿不满一岁，那硬如砖块的烤糕，她
也咽不下去啊。我们只好把我们的粮食关系从食堂迁出来，星期日总能给孩子煮些稀饭。
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那天，下着鹅毛大雪，我和老伴儿从粮店领回两个人一共才36斤大
粒子，家中无秤，我找来一只小茶杯，正好一天两茶杯。每次都是头天晚上煮成粥，冻一夜，
第二天一早，用刀划成三块，每餐两人合吃一块，虽然吃不饱，不管怎么说，这样安排两个孩
子星期天总有吃的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到月底了，30号那天，我煮完最后一把苞米。第二天一早去买粮，售货
员一看粮本，说：“下月的粮现在不能卖，你明天来吧！”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我愣在那儿。
售粮员看我发愣，解释说：“今天是31号，这个月月大，下个月的粮明天1号放。”
“唉呀，真混，我怎么会把这个月是月大忘了呢，怪我。”老伴看我难过，赶快把责任揽
过去。
谁承担责任都没有用，缺一天的口粮，本来就漉漉的饥肠，如何打发？我们俩沮丧地走出
了粮店。
路过自由市场，那里能不能找到吃的东西？我们抱着一线希望走了过去。市场就在车站旁
边的空地上，并不兴旺。在一堆乱石边，三几个老乡在那儿蹲着，面前摆着几把扫帚、洗衣板、
菜板、木掀等物，没有一样是能吃的。老伴叹气说：“那笤帚是面条就好了。”“你呀，什么
时候啊，还有心说笑！”我没好气地说他。
原是请假去粮店的，粮没买着，肚子虽饿着，班不能不上，我们径直向办公室走去。远远
地看见儿子跌跌撞撞迎面跑来，已是10月底，老北风呼呼地吹着，儿子的脸蛋冻得通红。“哎
呀，他怎么从幼儿园跑出来了？”老伴儿几步蹿上去抱起了儿子。
“我饿，我要吃饭。”儿子哭着说。
家中已断粮，我们俩原打算就这么悄没声地饿一天，待明天买着粮再说。这下好，孩子小，
他可不懂得克制、忍耐。怎么办呢？借粮，谁家有粮借你？买，上哪买去？副食品店空空的，
像水洗了一样，上饭店是要粮票的。正在无计可施时，新分配来报社的王学耕(原铁道兵报社
的总编，因划为右派，下放来北大荒劳动)，得知我们的情况，沉默了片刻，说：“我记得我
还有一斤粮票，是在北京最后一次出差时剩下的，来北大荒时老婆让我带着，以备不时之需，
我给你们找找。”他头也不回匆匆地向宿舍走去，不一会又匆匆回来了，笑嘻嘻地给我一斤全
国粮票。我呆呆地接过来，只觉得心在颤抖，连一句感激的话也说不出来。和他认识才几天，
可以说是萍水相逢，一个谈不上深交的人，一个同样地在饥饿中熬煎的人，当别人有危难时，
解囊相赠，这是什么精神？仅仅是恻隐之心么？
粮票在今天已无实用价值，它作为一种票证存入了历史。现在的粮满市场都是，想买多少
有多少，谁还能找到凭票供应的地方？遥想当年，那粮票可和生命联在一起。
是那一张小小的粮票，换来了一斤金灿灿的大馇子，给了孩子欢笑，给我们饿得发软的腿
注入了活力。由此悟到，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有纵横的荆棘，也有芳草。人生的路再艰难，
也应打起精神鼓足劲儿走下去。当此时，我又想起早年母亲的话：“且把有时思五日，莫待无
时想有时。”这两句经验之谈，在丰年也是值得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