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的回顾与展望

黄道立

方志和方志学在我国是一门既古老又崭新的学科。说它古老，方志在我国已有二千多年的
历史(若根据我的探索，甲骨文中就有方志的萌芽，则时间更早)。关于方志理论的出现，也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说它崭新，方志的记载虽说属于广义的历史，但如何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各方面的成就，为编好志，用好志服务，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有许多新课题，新方
法，需要广泛探讨。
下面我想就方志学的历史回顾与远大前景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历史回顾

方志在我国虽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关方志的理论在东晋《华阳国志·序》中也早就有较系
统的论述，但方志学一词的出现却较晚。众所周知它是1924年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
总成绩一方志学》一文中最先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列举了一些经名家编纂的清代佳
志，并着重推崇章学诚，介绍他的修志主张和方法，指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
这一说法自然对当时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因此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继我国方志传统理论，特别是章学诚较系统的理论之后，一
时联系修志实践，关于专论方志的书籍便陆续在社会上出现，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这些书有
的虽有些新见解，如主张修志要注重有关国计、民生的内容，体裁要按“时代所需”等等，但
对方志学的一些基础理论，如方志的产生、源流等等，大都未摆脱传统方志理论的巢穴。加上
这些书多偏重实际经验和编纂方法的介绍，有的几乎是工作的总结，所以对方志学的一些根本
理论问题未能作出有力的探讨。
方志学理论滞后实践的严峻现象，固然是其产生以来自身的不足，但由之而引起的方志和
方志学在社会上遭到一些偏见也不无关系。
例如从主观上来看，方志是属史，还是属地这一带根本性的属性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当
然难以博得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和关心；再例如旧志的确多数质量不高，被人看成仅从史学发展
上提供资料的附庸；又例如以前修志总是一哄而起，志成则散，这哄哄散散并无常设机构，平
时并无资料积累，编志时人员又临时拼凑，又被人们看成是地方官敷衍塞责对上应付差事的事。
加上这一哄一散，多多少少还会给行政机构和地方行业，增添困难，带来麻烦。你看偏见如此
之多，岂不对方志事业的发展带来殊多的困扰！
特别是这些看法有的又多出首创“方志学”名词的梁启超本人之口。梁总结前人的成果，
首先提出方志学一词，为方志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块基石，这个功劳实不可灭。但是同时他又跳
不出史学家的立场，把方志资料仅看成是供史学家要明“社会真象”从中“披沙拣金之凭籍”。
因此他又片面地谈了些不太科学的话，如“方志中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
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等等。如此自然给方志在社会上的作用，
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此所以从1924年“方志学”名词问世以来直到1990年，共66年，其间虽出版过一些方志专
书，但未能在社会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并没有把方志学同其他一切独立学科一样等同看
待。这反映在这一阶段所出版的权威工具书中，如新、旧版《辞源》、《辞海》，80年代台湾
出版的《中华大百科全书》等，其中都只有“方志”词条，而没有“方志学”词条。
结合上届修志，实践出真知，对方志学也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全国普修地方志，研究方志学的推动下，1990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出版，
其中才把“方志学”词条与“方志”词条共两条一并列入书中(见该书133—138页)，从而打破
权威工具书在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只列“方志”不列“方志学”的编排格局，“方志学”正式
编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标志着它已开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学术之林了，从而开始对社
会发挥它所应起的作用。

二、前景展望

方志属于广义的历史，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而逐渐清楚地认识到的。马克思、恩格斯曾说：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
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
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这是
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他们所说的“我们仅仅知道一
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个历史科学就是广义的历史。所谓广义的历史根据新版《辞
海》的定义是“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而通常所说的历史是仅指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是史学研究的对象。在上述马、恩一段话中还说到：“自然史，即所
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在这里足见广义历史中的自然史部分(即自然科学)，是可分
成许多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而他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而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
的一个方面。在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广义历史中的人类社会史(即社会科学)部分也是可以分成许
多独立的分支而进行研究的。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学或史学也不过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
部门。
由此可见广义历史和通常所说的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包括后者，是后者进行研究
的基础，而后者仅是前者中的一个部分，决不能笼笼统统地说是可以代表前者。
然而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古人对这两个概念是混淆不清的。古人虽然有时把史的概念说
得很大，如说“六经皆史’，是先王“经纬世宙之迹”等等。可是其实这都不过是仅从人类社
会角度反映人对自然的影响或自然对人的制约(即两者的密切相联和相互制约)。至于对自然史
(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是缺乏研究和不甚了解的。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人类社会发展史和
广义历史这两种不同的概念。这样的混淆不仅带来了我国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忽视对自然科学广
泛深入研究的影响，而且还把我国早具有既记地又记人，既记自然又记社会的这个既是优点又
是特点的方志，仅看成是史学的分支，只是为史学的发展提供资料。这自然就是贬低了方志所
应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了。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一方面是科学研究分工愈细愈专成果愈明确，愈具体；另方
面是综合多项科研成就加以利用，效应愈迅速愈广泛。前者如通常的史学，现在早已突破前人
含混不清的历史概念，明确界定它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其中当然也会包括自然史和人类
史这两者“密切相连”和“彼此相互制约”的作用和结果。后者可以今天的方志和方志学为例，
无论是编方志和用方志，都必须综合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方面成就，否则编和用都不
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然而在今天还有的同志重蹈古人的旧辙，并更明确地认为马、恩所说的“我们仅仅知道一
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就是通常所说的史学或历史学。并重新认定，方志就是这种史
学中的一部分，“地方史这个分支。”
为了说明方志就是史，这些同志举出一些古人混淆广义历史和通常历史概念的一些说法，
大加论证。其实这些都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并无多大实际意义。虽然他们也说“任何科学都有
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这些过程就是它的历史。”但是他们囿于古人方志即史之说，就是分不清
广义历史和通常历史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结果他们形象地概括的“历史科学是贯穿一切科学的
科学。”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除了历史科学而外而没有其它的科学”，而是把通常的历史学说
成“唯一的科学”，是凌驾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
还有的同志以《史记》为例，说《史记》中有“河渠书”，似乎中国传统史学中，早就有
研究自然的。其实只要打开《史记》一看，“河渠书”开宗明义就提出“禹抑洪水，十三年过
家不入门……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太史公作“河渠书”也只是从社会角度“曰
甚哉，水之为利害也”。说明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人类与自然相互制约的关系。至於对河渠，
对自然本身发展变化的过程，太史公并未作出在那时也不可能作出科学的交代。所以至今我们
对司马迁便只能尊之为“人文初祖。”
上面花了较多的篇幅说明广义历史与史学的不同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不明确这一点，就会
对方志的性质认识不清，它的作用和功能也就不能充分地发挥。
方志是广义历史的记载，换句话来说方志也是从自然到人文，从历史到现状的地情记载
(地情是整个国情的部分)。对国情必须“摸清”，“摸准”，否则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
会受到影响。特别是结合改革开放事业，要引进外资、外力，对地方上的自然条件、人文状况
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是难以收到效益，甚或会失败的。
把方志看成是史学的一部分，最大的弊端是容易忽视对自然界发展变化客观规律应有的了
解和研究。过去仅从人类社会需要出发，片面强调人定胜天，不考虑客观条件，只顾向自然界
索取，结果不是欲速不达，就是破坏生态环境，有的至今还遗患无穷，不正是有力的明证吗！
当然面对自然界不注意努力克服困难，靠天吃饭，裹足不前也是不对的。
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犯“左”的或右的错误，主要是对自然史和人类史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未能取得协调一致的发展。特别是犯“左”倾错误时，忽视对自然客观规
律应有的深刻认识，在利用、改造自然时，陷入盲目性，更是如此。
展望未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与自然共进的方向。为保证这个方向的不偏不离，我
认为编方志、用方志的方志事业，正好为之提供了全面的服务。当然要做好服务，方志事业仅
靠自己跳出史学的牢笼是远远不够的，还得靠沟通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关系，记载
它们多方面的成就，并为国家，为政府提供咨询，促进新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地方志是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正好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
务。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对方志事业的要求必将愈来愈严、愈高，方志事业的贡献也必将愈来
愈明显、愈具体。而当务之急，是培养方志专业的人才，提高方志队伍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