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筹建总局史志办的日子里

郭力

总局机关快搬家了，我又去机关大楼拜访史志办的几位同志。离休后，很少进机关大楼。
以前虽然每天几乎要坐满8小时，刚从生产建设兵团改建为农场总局的头两年，甚至吃住都在
这儿。
如今，年八偶尔到大楼，不过看望老朋友要点资料。史志办在扎扎实实搞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还用余暇时间，出些文学作品，颇吸引人。可是，他们不会想到，80年代初，我与史志办，
还有一小段不解之缘。
那时，我一调来，就住在宣传处，筹建《北大荒文艺》(后经省批准，改为《北大荒文学》)。
粉碎“四人帮”后，总局机关人员不那么臃肿，“一个萝卜顶几个坑”。整个宣传处才十
三四个人，还包括统战、精神文明、新闻、文化方面的对外接待，各种会议展览，包括一个文
学编辑部。编辑部刚建时，只有三个老家伙。除了本职组编稿、校对、出版发行外，宣传处忙
不过来，还得临时抓着服务中心任务。如蹲点调查思想情况，考核基层宣传干部，参加大型会
议材料整理，以及对外接待等。大约1982年初，没想到又压上一项任务。
有一天，总局王桂林副书记路过宣传处，看到我正在编稿，就踱了进来。坐在我对面，问
了问刊物情况，并对我提出的业余作者的困难，答应重视解决，随即谈到省里督促成立史志办
的事，问我们是否先兼起来。
我在60年代初期，负责组织写作过一个农场的志书，深知其中的艰巨和繁杂。就诚恳地向
桂林同志作解释。史志工作专业性很强，调查核实任务重，需要自成一体，而且史志重翔实，
文学可虚构，两码事。桂林听了，说：“那我们再考虑一下吧。”
不久，分工主管我们的郑加真副处长就给我又加项任务：在史志办未调来专职人员前，我
先兼办一下，第一项是先下到各管局和重点农场摸底，当然原来的编辑工作不得放松。于是，
在下去组稿、培训业余创作骨干的同时，也要和管局农场党委打交道，督促重视建立健全史志
工作体制的事情。
从1982年3月起到10月，我先跑了红兴隆、宝泉岭、牡丹江、绥化、哈尔滨等管理局和他
们所属的部分农场，偏重于督促了解史志工作的开展情况。在此基础上，筹备和召开赵光、友
谊、普阳(浩良河化肥厂列席)等史志工作开展得较好的农场经验交流会。那时，佳木斯市报社
的丁继松同志调来协助郑加真负责此项工作。但是，由于他离开垦区近20年，乍来有些生疏，
领导要我再继续兼着干一段。于是，1983年初，我到西部北安、嫩江、九三等局组稿办文学班
时，又以总局史志办兼职人员身份，也做了一些有关史志方面的工作。
那一年多，我东边跑到饶河、八五四等场，西边到过肇源、泰来，南至宁安，北边去了嘉
荫、嫩北。总的看来，全垦区史志工作开展得不一致，差别极大，纵向来说，部分农场较好，
管局大部分开始建或未排上号，总局还未设专人(丁继松那时还兼着文化宣传工作)负责。横向
来说，老农场较好一些，如赵光、友谊、曙光、宁安、新华等。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1983年7月，我到历史较久的查哈阳农场，几次到刚组建的史志
办，发现几位同志都在打扑克，对场史工作不甚了了。据说都是机关工作较长的老同志。我找
党委霍书记，建议人员精干些，于是他们才开始组织史志办工作人员学习一些史志业务知识，
再分头下去发动下面提供资料和撰稿。而普阳农场70年代才从汤原分出，至蒲鸭河垦荒新建。
场党委领导却十分重视，较早地安排专人专用经费，列出大致纲目。记得1982年5月7日，我到
普阳和专职负责的郭硕基碰了头。郭硕基是原英雄部队15军军部参谋，四川人，善于动脑，文
笔不错，口才更强。我们聊了一气，不由晚上在办公室又谈起来。我们就史与志、人与事、是
和非、政治与经济、一般和特殊的区别、标准以及什么样人才能立传等，畅谈、争论、不觉到
拂晓，使我得益不小。在友谊农场和九三局见到当时负责史志的同志(可惜不记得名字了)，了
解到他们热爱史志工作，已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也深受感动，现在这一部部翔实的志书，的确
是好多史志工作者的心血浇灌而成的。垦区后人应永志不忘，向他们致谢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