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编地方志若干关系的思考

鲁德正

列宁指出：“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列宁全集》第38卷
第161页)面对社会主义第一届新方志编纂工作有的省已基本完成，第二届续修新方志已经启动，
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部署，修志工作者要“深入探讨和总结二十年来地方志工作各方
面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理论的概括，探索新形势下修志工作的规律。”(1996年5月4—7
日《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与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于1998
—2000年联合举办了全省5期续志培训班。笔者应邀讲课，与省内外300多名修志工作者一起总
结第一届新编地方志的经验，共同探讨续志的编纂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即“新编地方志若
干关系”问题，为方志界同仁所关注，这也是新形势下探讨修志工作规律的一个组成部分，本
文浅探如下。
一、新方志事业的几个关系
(一)编修关系
编与修是新方志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修是指领导，编是执笔者。积20年修志的基本
经验，方志工作者归纳为一句话：“重视不重视，关键在认识；搞好搞不好，关键在领导；写
好写不好，关键在执笔。”鉴此，1997年5月8日《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要求：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体制”，这说明党和国家要求地方志工作坚持“一纳
入”、“五到位”，“即把修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任务之中”，要坚
持“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特别是职称)到位，条件到位。”(1996年5月7日
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加强地方志领导方面各地积累许多宝贵的经
验，诸如修志采取目标管理责任制，即推行以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奖惩的承编责任制，
领导在确保人、财、物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对保质保量完成修志任务给予奖励；对完不成修志
任务的，按目标管理规定处之。第一届新方志的实践证明，凡是修志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
首先是各级党政领导重视支持的结果。
修者在编纂官修志书中起着领导作用；编者在志书编纂中对于志书质量起着决定作用。编
者水平的高低，反映着志书质量水平的高低。特别是主编责任更加重大。主编职责有四贵：贵
在主持策划；贵在认真负责；贵在兼听且有主见；贵在一人笔削。主编有三大作用：驾驭资料，
胸怀全局；组织协调，众手成志，统筹兼顾，全志浑然一体。主编笔削重点有四个：一是消
除部门志的痕迹，加强志书的整体性；二是认真核实资料，纠错补漏；三是深入加工，显特、
求精；四是修饰文辞，规范化处理。
(二)主辅关系
各级地方史志机构有许多任务，其中主要有：编写省、市(地)、县(市、区)三级志书；编
写年鉴；编写专业志、部门志、厂矿企业志、村镇志、山水志；整理旧志；建立方志馆；建立
信息库；编地情丛书；编写史志书刊；提供地情资料服务；开展读志用志活动；进行方志理论
研究，培训修志队伍等等。
在地方史志机构诸多任务中，编纂省、市(地)、县(市、区)三级志书和开展用志活动，是
地方史志机构的主体工程，其他任务则是地方志的辅助工程。第一届修志的实践证明，只抓主
体工程，地方志不活，冷冷清清；只抓辅助工程，不搞主体工程，则修志机构不稳。只有主、
辅工程密切结合，二者才能相辅相成，共促方志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三)长、中、短关系
地方史志事业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按照
规划的期限可分为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年度计划；规(计)划的层次可分为国家计划，省地方
志规划，市(地)、县(市、区)规划。通过各类长、中短计划相互衔接，协调一致，按照规划的
制订和组织执行，保证地方史志事业协调稳定的发展。
第一，长中期计划。1956年在国家制定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中，编纂地方志被列入国家20
个重点项目之一，1960年前后，全国编过不少县志，但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较大，未能出
书；后因“文化大革命”，地方志工作被迫中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地方志被国家列入“六五”至“十五”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
主持，地方志编委会具体组织实施的体制。早在198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第二十六章《哲学社会科学》部分中，地方志被列为重点项目之一。在
1986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
其中在二十七条第九项内，又一次把地方志确定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重点项目，这
是地方史志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根据国家编修地方志长、中期规划，各省、市(地)、县从本地情况出发，也都制定本地修
志的长中远规划。以河南省修志长中远规划为例，1986年5月23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
转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关于落实《河南省志》‘七五’编纂规划的报告》的通知；1991年6月
25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以豫政办[1991]31号文，转发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关于今后十年
史志编纂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八五”、“九五”期间地方史志机
构的11项修志任务。1996年2月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根据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和中国地方
志指导小组二届一、二次会议精神，制定了《关于河南省地方史志工作“九五”计划和2010年
远景目标的要点》。
第二，短期计划。除了中长期计划外，年度短期的计划是落实中长期计划的一项必不可少
的基本计划。根据中长计划的要求，每年初要作出上年的工作总结，并作出当年的工作安排。
为了把修志这项软任务变成硬任务，许多修志单位的党政领导，采取了目标管理。使许多承编
单位的领导对修志工作采取了确保质量、加快进度的措施。他们把修志任务，逐项分解到每季
度，乃至每月之中。从而保证年度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
二、新志书编纂的几个关系
(一)继承与创新关系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
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文学艺术中的继承与创新的
关系问题，这些论述也同样适用于地方志的研究和编纂工作。我们既不能对旧志采取虚无主义
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也不能采取“照搬和模仿”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在实践中运用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理论，吸取旧志的精华，剔除其糟粕。所谓创新就是在继承
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展。
在继承方面，第一届新方志继承了旧志中的记、志、传、图、表录的体裁；横排竖写的结
构，横排分大类，大类下分小类；以及“志者，记也”，即寓褒贬于资料记述之中的章法等等。
既要继承，更要创新。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新志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第一，指导思想的创新。旧志缺乏事物间内在联系，充满
着唯心化和形而上学，贯穿着封建的伦理道德，有许多鬼怪迷信的糟粕。新志坚持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反映了事物之间的联系，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和
著述性。第二，内容的创新。旧志往往偏重于人文，而忽视对经济的记述；新志则把经济作为
记述的重点，坚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反映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既记物质文明建设，又记精神文明建设。第三，体裁的创新。新志在比较旧志之长短、察各
家之利弊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分类科学，编排也比较科学，层次清楚，条目清晰，重点突
出，特色鲜明。第四，方法创新。新志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方法，各单位通力合作，
众手成志。第五，笔法的创新。旧志受“述而不作”的清规戒律，只好让读者“在芜杂和众
多的材料中，去摸索，去探讨了”(董一博语)。而新方志在记述某一事物若不足以辨明是非时，
则采取画龙点睛之笔，以反映事物的本质。
(二)全志与分志关系
全志是一部志书的整体，它包括自然与社会、历史的现状；分志则是志书一部分。因此，
在志书的编纂中，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宏观的高度，从全局出发，进行编纂。编纂的志书是
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千万不能站在部门的局部，自立门户，各行其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志
书绝不能写成一个部门志相加的拼盘志书。这里边，主编(或总纂)的加工至关重要，特别要处
理好交叉与重复的关系。“交叉与重复”，是两个既联系又区别的概念。所谓“交叉”是指事
物之间客观存在的某些联系，所谓重复，是指某事物在志书中多次出现。志书交叉重复是相当
复杂的，有的表现在节、目上，有的表现在同一事物的内容上，有的表现在文字运用上。就志
书的交叉与重复来讲，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专志与全书的交叉重复；第二层次是
专志与专志的交叉重复；第三层次是专志中各章、节、目的交叉重复。对于专志来讲，前两者
属“外交叉”；后者属内交叉。地方志的编纂者应遵循《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要求的
“地方志的篇目设置，应合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本着详主略同原则，删去重复。以
教育为例，全志设有教育篇，各部门也都办教育，故专业志中的有关教育的章、节应归并在教
育志之中，可在专业志中相关部分点到为止。
(三)简与繁
简繁问题是指志书的篇幅问题。繁指列目过多，记述繁杂；简指目约言简。繁简问题不仅
仅是个字数问题，更重要的是应依据志书内容的实用价值和体例要求来决定。新方志中的一批
佳志名作，在篇目设计上表现丰满而不臃肿，叙述简洁而不累赘。但有些新志在编纂中存在的
一个突出问题，是失之于繁，表现分类设目上臃肿，主次轻重失当；记述过于繁琐。
要把握简与繁之法，古今中外名人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古希腊学者卢奇安(约125～192年)
的《论撰史》作了极为细致的分析。他指出：“文笔简洁在任何时候都是优点，尤其是在内容
丰富的场合，这个问题不仅是修辞而且是本质的问题。”“你不要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以为你
舞文弄墨，夸夸其谈，而不顾历史的发展。”文笔简洁对于历史撰述来说，不是修辞的问题，
而且是本质的问题。所谓本质问题，指的是否有利于写出历史的发展。同卢奇安一样，唐代史
学家刘知几也极力提倡文笔简洁，提出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他说的简要的标准是：“文
约而事丰”，他提倡“省句”、“省字”，并提出“省句为易，省字为难”。司马光主编的
《资治通鉴》就是惜墨如金。该书原稿有600卷之多，经司马光删改，只存81卷；司马光每天
删改的稿约达一丈多，全稿修改完成后，在洛阳未用残稿堆满了两间房子。梁启超论“史家的
四长”在讲到“简洁”时，也认为“不为文章之美，多言无害；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
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这就是古人说的“词达而已矣。”鲁迅也说过：“竭力将可有可无的
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第一届新方志编纂的实践，在处理简繁关系上的主要经验是：一是在搜集资料时是本着
“宁多勿漏，宁繁勿简”的原则。二是在志书编纂时要坚持“宁简勿繁，宁精勿多，宁深勿滥”
的原则，我们要求记述全面系统，而不是“事无巨细，一概收录”，面对大量资料，善于忍痛
割爱，精编实用价值大的资料，大刀阔斧删去不具备文献价值的资料。三是在编纂专业志时要
坚持“求深不求细，求特不求全”。四是在删繁时要坚持详今明史，详特略共，详独略同，详
此略彼等原则。
三、新志书质量的几个关系
(一)内容、形式与质量的关系
形式与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范围之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也能影响内容。两者是
辩证统一的。地方志的形式是指如何表达志书的内容而言。地方志的形式，一般包括：一是记
述形式，含志书的体裁、篇目、结构和章法等。二是外部形式，含封面和版式设计以及版式大
小等。三是纸介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电子出版物又分光盘和网络等。
新编志书内容与形式的质量标准是什么？1997年5月8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二届三次会
议通过的《全国地方志评奖实施办法》第四条标准明确要求：“观点鲜明正确；篇目结构合理；
资料翔实准确；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鲜明；行文朴实简练流畅；图表运用得当，全
书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这种标准质量的量化，使新方志编纂者有所遵循，从一届修志的
开始，直到出版成书，在新编志书的各个阶段以及各个环节，都要在内容与形式上高标准严要
求，自始至终狠抓质量不放松。
(二)人才与质量的关系
编辑的职责，绝不是“作者写稿，编辑改稿”那样轻而易举，编辑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
和业务素质如何，是决定我们志书质量的重要因素。如果编辑素质好，严格把关，差志稿就难
以出版，经过加工编辑的好志书就会尽快问世。所以修志人才与志书质量关系成正比。修志人
员的水平愈高，编出来的志书质量愈高。唐刘知几撰《史通》以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
史学”、“史识”三长，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要求修志人员具有“识、明、公”三长。提出了
“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地
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为《中国地方志》题词：“敬业、求真、科学、奉献”，这是对新编
地方志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根据几年来修志的实践，新编地方志工作者要加强三修养(政治修
养、思想修养、品德修养)，发扬四种精神(奉献精神、求是精神、实干精神、廉洁精神)，练
好五个基本功(善于学习，善于调查研究，善于文字编辑，善于体例创新，善于协调关系)搞好
三个结合(老、中、青相结合的修志队伍)。
我们的修志人员知识结构成线状，无论是横线还是竖线，都会产生“对不上”、“挂不上
钩”的现象。修志人员必须是专博相结合的修志队伍。鲁迅有句名言，“博识家的话多浅，专
门家的话多悖。”所以新编地方志的领导者要善于借用别人的智慧提高自己志书的质量。在修
志队伍中，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参加，他们对修志事业有“余兴、余热、余威”，他们是修志
的顾问和参谋；有中流砥柱的中年，他们是修志领导和骨干力量；还有奋发有为的青年参加，
他们是续修新志的接班人。这里着重谈一下如何发挥老同志的作用。早在1955年4月29日，周
恩来总理曾邀集60岁以上的政协全国委员举行座谈会，他“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
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在修志工作中有老同志参加，他们阅历广，经验多，
是史志工作的开拓者，有志于此；他们对地方历史熟悉，是历史的当事人、知情人和见证人，
被称之为“活字典”、“行业通”、“地方通”。这样，既可保证志书质量，又无需增加编制，
真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三)理论研究与质量的关系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
度。”如果“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
联系都无法了解。”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
论的思维。”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修志的实践
促进了方志理论的研究，方志理论的研究，又促进了志书质量的提高。方志学理论研究包括社
会专家和方志学研究专家互相结合而形成的方志学理论体系。仅以河南第一届修志理论研究为
例，20年来，全省举办各类史志培训班1300多期，开展省、市、县三级志书研讨会80余次，发
表史志研究文章3000余篇，出版方志研究专著18部，出版各类志书评论专辑40余部，一批专家
学者和方志工作者为建设新方志理论，苦心孤诣，殚精竭虑；为社会主义方志学的健康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续修第二届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狠抓方志理论研究，正如李铁映同志在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指出：“新时期地方志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新方
志的理论指导。新方志理论建设水平高低，直接关系着新方志质量的高低……必须加强新方志
理论研究，把它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管理与质量的关系
修志管理是否科学，也直接影响着志书的质量。总结第一届修志中的经验教训，应着重搞
好五个管理：一是民主管理；二是队伍管理；三是制度管理；四是规则管理；五是财务管理。
在修志工作中凡是领导管理有方的，方志事业就出现蒸蒸日上的繁荣局面，修志工作者争创名
志佳作；凡是管理落后的，那里的修志工作则出现一种修志工作危机感，志书质量更是无从谈
起。为确保志书质量，修志管理工作要克服三个障碍：一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障碍；二是滥竽充
数的人才障碍；三是形而上学的方法障碍。
(五)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志书质量与速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保证志书质量的前提下，加快
志书的进度。志书的质量是志书的生命，这是第一位的，当然“没有质量的速度与没有速度的
质量”的两种倾向都是要不得的。一方面要防止欲速则不达的倾向；防止在修志工作中脱离实
际，急于“早完成、早交差、早解脱、早找出路”，具体表现为匆匆脱稿，急于定稿，急于出
版，草率收兵。结果在新方志也出现少数错字连篇、文字粗糙等质量较差的问题。志书是万不
能急于求成的。
另一方面在信息化的时代，修志也不能旷日持久，拖拖拉拉；更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清代一位方志学家讲过：“修志大业，似缓实急，成于振作，败于逡巡(迟缓之意)。”在第
一届新方志编纂中，时至今日有些县、区志编写20载，还未出版，尽管原因很多，这不能说不
是一个问题。特赠明代文嘉作的《今日诗》劝之，诗曰：“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
不为，此事何时了！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若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
为君聊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它告诫我们做各项工作，诸如修志工作，自始至终要抓
紧。这样，至少有两个好处：一可以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二可以达到编以致用的目的。总
之，修志工作中两种倾向造成两种恶果，这就是粗制滥造是最大的浪费；同样，旷日持久也是
最大的浪费。其唯一的出路是在坚持质量第一的条件下，好中求快，早出效益，更好地为两个
文明建设服务。这是我们编志与用志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以上关于新方志三个方面十一大关系的思考，是第一届新方志实践的浅探；也试想为第二
届新方志的实践提供一点借鉴。文章某些观点与提法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和朋友们批评
指正。
(转自《黑龙江史志》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