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
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
·赵国春·
孙素英知道，这都是丁玲自己花钱给大家买的，顺便嘟嚷了一句：“你又不挣钱，两个
人花老陈那三十几元钱的工资，装什么阔。通知一声，大家就都买了。”
丁玲笑着催她：“我们花销少，这点钱还拿得出，快点发吧!”
孙素英刚把文具发完，丁玲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母鸡”两个字，教完“母鸡”，又教
“生蛋”。最后，她拿出两张白纸，上面分别用毛笔写着“母鸡”和“生蛋”几个字。
“以后咱们学完的字，就写下来贴到鸡舍里，天天抬头看得见。这样就学得快、记得牢了。”
下课前，丁玲一再叮嘱大家。
后来，人们在鸡舍、育雏室、孵化间、饲料室，到处都能看到一张张写着秀丽的毛笔字的
白纸块，大伙有空就写，有空就念。高班和中班觉得这个办法好，也学去了，她们管这叫“抬
头见字”。
当时的学习条件很艰苦，冬季漫长，但屋子太冷，又没有电灯。夏季白天长，人们都很疲
劳，想睡午觉，只能挤时间上课，碰到灯光不足或人们劳动很疲劳的时候，丁玲就采取讨论和
讲故事的办法，吸引大家。
一次，丁玲讲起《王若飞在狱中》的故事。谁知越讲来听的人越多，台下二百多名职工鸦
雀无声，都瞪起眼睛听着，讲了两个多小时才讲完。从此，丁玲讲故事出了名，“五四”青年
节时，场团委找她，传统教育时，场里有人请她，虽然她讲的只是自己的一些经历，但人们却
饶有兴趣地听着，都愿意来学习了。
经过丁玲的热心辅导，一个冬天下来，丁玲这个班的学生，有一半都摘了文盲的帽子。有
十来个原来目不识丁的家属妇女能读书看报了，有的还能提笔写文章写信了。
在汤原农场原畜牧队俱乐部小院的入口处，立着两块很大的黑板。人们上下工，都愿意在
黑板前停留，看一看哪组得了先进，谁做了好事，场部又有什么号召，每周一期的黑板报，成
了全队文化生活的窗口。丁玲亲自画报头和插图，组织编写诗文。
“五一”节前一天晚上，累了一天的丁玲和陈明刚刚入睡，丁玲又被关节炎疼醒，她忽然
听到窗外滴嗒起雨声。“哎!糟糕，黑板报淋雨了!”丁玲的惊叹声未落，陈明“啊”的一声，
从炕上翻身坐起，立即披上衣服，丁玲也穿上衣服，二人将两块黑板连同架子抬放在房檐下，
又将别队的黑板也抬放在避雨处，忽然场里几个巡逻的人打着手电走过来，还以为是黑夜出来
搞破坏活动，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第二天上午，场公安局专门向丁玲他们解释并道歉。
七、国外留学的儿子来信
1960年底，农垦局通知，说王震部长有事，召陈明回京。陈明回农场不久，通知摘了他的
“右派帽子”，可丁玲的“帽子”依然不动。
那些日子，丁玲特别想念远在异国的儿女。多么可爱的一对儿女呀!他俩都是在延安长大
的，早早入了党，跟着党过了多年的艰苦生活，在童年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出国留学后又
受到了她这个“大右派”母亲的牵连……当时，女儿从莫斯科打来长途电话，泣不成声，反复
地说：“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丁玲没有勇气接电话，不敢听女儿的哭声，坐在电话机旁，
泪下如雨。陈明接过电话，只是说：“你们听党的话。不要管我们的事。你要坚强起来，要熬
过去，自己好好学习、生活吧。”
畜牧队有个打夜班的老王头，四川人，是跟着当连长的儿子转业来农场。儿子一换地方，
他孤老头子也干不了什么活，就留在畜牧队打更。天一黑，他就到各个鸡舍巡视，看有没有关
好小门洞，看火墙的炉火烧得旺不旺。要是丁玲白天顾不上到场部收发室取报纸，老王头来巡
夜时就顺便给捎来，偶尔也主动来看她，却不敢多坐，喝一杯开水，抽半枝香烟，说一两句话
就走，也不要听她的回答。
那晚，老王头捎来了丁玲的儿子从遥远的列宁格勒寄来的一封信，写得非常平静，一点也
不动感情，告诉她：毕业论文已经写完，老师同学都非常满意，不久可以领到毕业文凭；但年
底还不能回国，将去潜水舰艇实习几个月，计划明年夏天回来，他询问了母亲的生活，希望在
“劳动改造”中有收获，有进步；末了提出，经过仔细的考虑，决定在一个时期里不同她发生
任何关系和任何联系……丁玲看后，完完全全的怔住了，这难道是最爱她的儿子写给她的“判
决书”吗?她一时欲哭无泪，有话无处说，就那么一下子呆坐在椅子上。儿子蒋祖林，出生后
九十多天，父亲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他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妈妈身上，
他对妈妈的感情最深。丁玲这时，忘记了屋外狂风怒吼，也不知夜有多深了，呆呆地站在那里，
直到突然发现老王头站在桌边，茫然地看着她。半天，他才说：“出了什么事了?唉，陈明不在
家，要多照顾自己啊!”他望着她仍不能动，不能说，只是呆呆地，就给她倒了一杯水，又向炉
子里加了木柴，加了煤块，最后扶她到床上，为她关了灯，才退了出去。她昏昏沉沉地睡了一
天。第二天，写了一封短信寄往列宁格勒，说：“完全支持你，同意你的决定。你是对的，放
心妈妈好了。”
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一夜，当一股凉气袭到她脸上的时候，丁玲才醒来。陈明贴到她耳朵
小声说：“队上有人一早赶来找我，老王头捎信说你病了。我立即请假起身回来了。你到底怎
么啦?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已经承受了一切，还要准备承受今后的一切，我们在一起，我相
信你能挺得住一切……”陈明说着，替丁玲擦去满脸泪痕。
王震对丁玲一直很关心，每次到佳木斯，总要打电话给丁玲，约她去聊聊，了解她的生活
情况。有一次，王震发现丁玲的右手肿了，忙问是怎么一回事。当他得知是每天剁鸡饲料造成
的，立即打电话给宝泉岭农场场长高大钧，要他立即到佳木斯。
高大钧风风火火赶到佳木斯后，一进门，王震就说：“我叫你来，是要给你一个任务，一
个光荣的任务!”高大钧半开玩笑地说：“首长指示，坚决照办!”说完还立了正，行了个军礼。
王震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坐下谈。”
“丁玲同志下来锻炼、改造，不要在肉体上进行惩罚。你看，手都肿了，这样不好，人家
有错误，要慢慢帮助。将来这些同志还可以为党工作。她是作家，你知道不知道?”高大钧点
了点头。王震又继续说：“把丁玲调到你那儿去，不要参加劳动，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丁
玲是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不要让人家抬不起头来，在思想上多帮助她。”高大钧边听边点头，
最后对王震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她!”
1963年10月，丁玲因间歇头痛和胸闷，请假到北京检查治疗。王震同志听说后，把丁玲和
陈明叫来，关心地对丁玲说：“你在一个农场呆的时间太久了，局限性太大，可以到垦区各地
去走走看看，换个地方，做点写作的准备，让农场给你一些写作条件。”
周恩来总理也非常关怀丁玲。1963年11 月间，丁玲的女儿蒋祖慧在天桥剧场和周恩来总
理并排坐在一起，陪着总理观看她编导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祖慧是在苏联列宁格勒学
习芭蕾舞编导的。《巴黎圣母院》是她毕业回国后编导的第二个芭蕾舞剧。总理兴致很好，前
几年就看了一遍，这是第二次来看祖慧编导的这部剧。总理看着坐在身旁的祖慧，关切地问：
“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28岁了。”祖慧答。
总理问：“你妈妈在农场身体好吗?”
祖慧连忙回答总理：“我妈妈在农场身体很好。”
总理微微地侧过身来，炯炯的目光里满含着关切之情：“还常跟妈妈通信吗?”
祖慧说：“我常跟妈妈通信。”
接着，祖慧还告诉总理：“我回国后，还去北大荒看过妈妈。”
总理放心地点点头：“好!”
八、转赴宝泉岭
1964年12月5日，丁玲和陈明来到宝泉岭农场安家落户。宝泉岭农场比汤原农场显得更荒
凉，交通也更为不便。
组织科通知丁玲编制在工会文化宫，没有安排具体工作。只是这里的生产队搞得好，出现
了许多新人物，新典型。后来，农场党委同意了丁玲的要求，负责组织职工家属们的学习。
陈明在农场工会帮助工作。农场安排他们住在招待所的底楼最后一间，那是一个套房，一
里一外两个屋子，里间做卧室，放个方桌，摆了些书，可以写作。外问放了张桌子，安了炉子，
放了切菜的案板、煮饭的锅、盆盆罐罐，是厨房，也是陈明备课、办公的地方，又是他们共同
会客、辅导学生的地方。尽管很挤，但他们已很满意了。冬天，北方天气寒冷，房子四周砌的
是火墙，供取暖用。高大钧特意嘱咐招待所主任，每天连带帮丁玲烧火墙。这样的套房招待所
只有两间，给丁玲、陈明住一间，场领导人中有不同意见。高大钧说：“王部长说的，对丁玲
政治上要严格，生活上要照顾。将来有问题，我检讨。”
春播时节，农场里的人手不够用。机关里抽出一些人去生产队支援麦播了。丁玲每天都尽
量早来，扫地、擦桌子，把办公室打扫干净。
杜晚香，是第七队的女标兵，真名叫邓婉荣，后来丁玲在写散文时，在文章里把她的名字
改成了杜晚香。认识杜晚香，是丁玲刚来这个农场参观时，场长领着她跑生产队，特意介绍了
这位邓婉荣同志。丁玲急于要见她，白天去她家一次，她不在。晚上亮灯了再去，她在家，一
家人正围着炕桌吃饭。邓婉荣亲亲热热地招呼丁玲，同时又殷勤地给炕上的公公婆婆添饭舀菜，
嘴里十分甜蜜。
丁玲想在各个家属区办黑板报，可是没有木板。“杜晚香”知道了，她一声不响，跑到文
化宫舞台后楼，找木工师傅，在一些废旧木堆里翻寻着，自己还掏了两元钱，到木材厂买了一
些下脚料，请木工师傅拼拼凑凑，钉成几块木板，然后分给八个家属区，让家属们自己抹灰刷
黑。不几天，黑板报就都挂起来了。
有一天，忽然从楼下广场传来了两个女人吵架的声音。丁玲趴窗户往下一看，只见一群看
热闹的正拥着两个女人，朝场部这边走来。
“又是六委那两个家属!”工会干事“杜晚香”着急地说了一句，就跑下楼劝架去了。
丁玲来到宝泉岭不到一年，但也听说，场部家属宿舍划分成八个居民委员会，家属大约有
二三百名。工会女工部管不到家属，平时她们干完家务，就东家走西家串，唠家常传闲话。六
委主任小张，是个老实巴交，不爱说话的山东小媳妇，急得常常掉眼泪。
一会，“杜晚香”脸上冒着汗，眉头紧锁着走回来，轻轻叹了口气：“这些个家属，可怎
么管管好呀?”
丁玲说：“人家都说这些家属是闲人生事，我看这话有道理。要是有人把她们组织起来，
学习、劳动，她们有正经事情干了，眼睛就不会总盯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了。这样也能给场里
解决一些劳动力。”
“杜晚香”的眉头也舒展开了：“大娘，我也正寻思咱们女工部也得管管这些家属的事。
你帮帮我，咱们一起搞，就从六委开头吧。”
午后的阳光照在六委张主任家的小院里，暖洋洋的。四十几位家属挤坐在屋里屋外的小板
凳上，听“杜晚香”讲话，她们都很佩服“杜晚香”，因为她不摆架子，说话办事都畅快。
丁玲乐呵呵地和家属们热情地打着招呼说：“我来六委帮助你们学习。从今后，我就是你
们六委的人了。”
个子不高大眼睛的小胡，手里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说：“学习、劳动我们都高兴。可家里
的孩子给谁看?”许多人也随声附和着：“是呀，我们孩子小，还没上学呢。”
坐在“杜晚香”身边的丁玲说：“咱们办个托儿所，不好吗?”
“办托儿所，说说倒容易，我们也早就想办，可房子上哪儿找呀?”
在当时那个时候，谁敢说能找到房子呢? 连许多职工都住着草房子。会就这么没有结果地
散了。回家的路上，丁玲想起来50年代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和大家一起捐款买房子办托儿所的
事了。她想如果现在能买到合适的房子，情愿把自己最后的一点积蓄献出来。可这在农场，哪
有现成的房子卖呢?
忽然，她脑子里蹦出一个想法。她顾不上回家，扭身朝场部大楼走去，找高大钧求援去。
高大钧第一次见到丁玲，是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当时在山西临汾的刘村。那时，高大
钧从陕北公学调到晋察翼前线，从延安过黄河，进晋东南，正巧丁玲带着西战团来。高大钧知
道丁玲是作家，但不认识她。那天，他在总部刚下车，就见到一群人围在一起，当中是位身着
日本军大衣的士兵，圆圆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正和周围的人热烈地说着什么。有人告诉他，
这就是丁玲。他匆匆地看了她一眼，就去执行任务了。
见到了丁玲来，高大钧放下电话，忙热情让座：“你来半年了，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
唠唠，可总没有时间，一年365天，就是没个闲时候!”他一边说着，一边给丁玲沏茶。
高大钧自从接到了王震部长的指示后，对丁玲同志一直很关心。有时下队，他路过丁玲家
门口，就让她坐车一起转转，开开眼界。老爹逮了鱼，他就打发女儿拿几条送到丁玲家。宝泉
岭农场当时没种水稻，他知道丁玲老两口爱吃大米，就让人从梧桐河农场换大米。他那最小的
女儿高文华爱上丁玲家玩，中午丁玲就搂着他的小闺女睡。有一次，丁玲送给高文华一支白颜
色笔杆的铅笔，这是丁玲在国外访问购买得到的，她对高文华说：“我没什么东西送你，这支
笔送给你学习文化用吧。”高文华一直舍不得用，直到现在还珍藏着。上级发来形势讲话材料，
高大钧就打发秘书给丁玲送去，说：“这个老太太就怕消息闭塞。”这些到了“文化大革命”，
都成了高大钧的罪状了。
丁玲非常了解高大钧这个人，他直来直去，快言快语，也喜欢别人讲话不拐弯抹角。就直
截了当地说：“我遇到困难了，想请求你的支援。”
“啊!是生活上的?还是工作上的?”高大钧很认真地问。
丁玲把组织家属学习的想法和办托儿所没有房子的困难，都跟高大钧说了。老场长听完非
常高兴地说：“应该支持，这是为农场办好事嘛!至于空房子，眼下的确不好找，不过我马上
就让房产科想办法，明天就给你回音。”
第二天，房产科的同志告诉丁玲：“好房子实在找不出，破草房倒是有一问闲着。要是合
适，场里可以找人帮助修修。”
这间草房子就在六委这排草房的尽头，原先是养牛的，闲了几年没用，房顶漏雨，墙壁坍
塌，虽是初夏5月了，屋角还有尺把厚的积雪。丁玲跟着“杜晚香”，带着十几名家属，到十
几里外的草甸上去打草，苫好房顶，又和泥脱坯，补好了墙壁，屋里新抹的墙，刷上了雪白的
石灰。丁玲买了一些花花绿绿的彩纸、气球和小玩具，挂在棚顶。经过这么一打扮，引得孩子
们都往这里跑。
孩子们入了托儿所，六委的33名家属组成了家属队，全都参加了麦收劳动。丁玲又和“杜
晚香”说：“咱们得趁热打铁，趁着这股热乎劲，把学习也搞起来。”
“行!你文化水平高，比我强，该怎么学，就由你领头吧。”“杜晚香”说。
在汤原农场畜牧队就有了扫盲经验的丁玲，又从书店买回了《雷锋的故事》，一有空就给
大家讲一段。不久，六委就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家属们争着做好事，街道变得干干净净，
公厕也经常有人打扫。场部里的人都瞪着眼睛说：“这帮老娘们儿，咋变得这么能干?”麦收
时节，场部周围的几个生产队，都抢着邀六委的家属队去帮助麦收。六委的家属队，远近闻名。
这年冬天，宝泉岭第六居民委员会，被省妇联评为黑龙江省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
冬季来临，北大荒进入了“猫冬”的时候。一天下午，丁玲正领着家属们商量冬季学习计
划，“杜晚香”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一封信，眉开眼笑地说：“省妇联要召开表
彰先进大会，来了通知，让六委派一名代表参加，还要在会上介绍经验呢。你们快选个代表吧!”
“当然是丁大娘去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
“杜晚香”望望坐在炕沿上的丁玲，她正抿着嘴笑呢，是呀，这半年多，她为了六委的工
作，跑了多少路，操了多少心呀。
丁玲笑着说道：“你们大家对我好，我都知道。可六委的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再说，
我既不是家属委员，又不是六委家属，怎么能当代表呢?”
家属委员们互相看了看，没有说话，丁玲又接着说：“我看小张去比较合适，她是主任，
六委的全面工作她都熟悉。”
小张有些急了：“挂名的主任是我，干工作多的主任可是你呀!”小胡在一旁把话接过去：
“你是编内主任，丁大娘是编外主任!”
“对，编外主任!这个名字起得好!”
连夜，丁玲为出席会议的代表赶写发言稿。临走时，丁玲还找出自己的短呢大衣和毛围巾
送给代表，路上防寒。
1965年冬天，农场工会为丁玲作政治鉴定时，大家又发出了为她摘帽的呼声。这不仅出于
同情、尊重，也出于义愤不平。有个工人说：“论政治，她一轮红日在胸中；论思想，她是活
雷锋；论工作，该评她劳模；论作风，她是延安精神。谁不同意，我们愿和她辩论，签上名字
往上送。”许多工人在她的鉴定上签了名。在党委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但是上报
后又无音讯，直到1966年5月，来了通知：不予批准。工人们齐声叹息：“老丁没有出头之日
了。”
1966年上半年，丁玲在和“杜晚香”相处两年多之后，以这位女标兵为模特，写出了散文
《杜晚香》。1979年发表以来，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980年法文版是以《大姐》为名出版了该
篇文章。
九、“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1966年春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它如一股狂风刮在了中国大地上。
北大荒也不例外，灾难再一次无情地降临到丁玲、陈明头上。
7月16日，在汤原农场贴出了一份耸人听闻的大字报。农场有地下俱乐部，黑帅是丁玲，
黑高参是陈明，还有某某三十多名黑爪牙。说他们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其实列举的那
三十多个人，有的是机关工作的得力干部，转业官兵，有的是扫盲班的学员，有的是爱好文学
的青年，有的是关心过丁玲的鸡场女工，都很老实、本分。但那时是颠倒黑白的年月，有人气
势汹汹地声称要揪出丁玲、陈明。
与此同时，宝泉岭农场也气氛恐怖。大字报铺天盖地，也声称揪斗大右派丁玲和陈明。宝
泉岭农场党委决定发给丁玲的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停发了，红卫兵勒令丁玲、陈明离开招待所，
搬到八委只有七平方米的土墙茅屋中去住。
1967年11月13日，天还没有亮，陈明被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所惊醒。他习惯地碰碰睡在身旁
的丁玲，轻声道：“又来人了!”丁玲便弹簧似的一跳坐起来了。两个带红袖标的人莽撞地拉
开了屋门，又拉开了卧室的门，立在炕头，连声嚷道：“起来!起来!”陈明拉开电灯开关，掀
开被子，急忙穿衣服。
这些人连声催着丁玲：“快，快穿!”她没做声，镇静而迅速地穿衣服。一转眼，他们便
簇拥着丁玲，旋风似的离开了小屋。
陈明披着棉袄，追到门外，只有满天星悬挂在寒冷的夜空。他跑到街头，去寻找刚刚出去
的丁玲。张惶之中，他忽然感到脚底下踩着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他伸手捡起来，原来是丁玲的
那块包头用的蓝色线头巾，他决心一定找到丁玲。
当陈明穿好棉衣，再次走上街头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急匆匆地来到设在原基建队的B
派(“文化大革命”中农场两伙造反派其中一派)的指挥部。当他刚走到红楼外面的
操场上，四五个带袖标的年轻人抱着一个篮球，从楼房的大门里窜出来。他们看见陈明便
吼道：“你来干什么?快走开!”陈明说：“我要找指挥部的负责人。”“找他干什么?这不是
你来的地方。你捣什么乱!”说着几个人就攥着拳头窜到他的身边，两个拳头在他面前一晃：
“快走，小心砸断你狗腿!”边说边对他使眼色。
没有办法，陈明只好找到农场的公安分局。当时的公安分局也归农场革命委员会领导。他
把情况讲了，问他们是否知道丁玲的下落。他们猜测道：“可能抓到生产队去了?也许还在场
部。”打听不到丁玲的下落，陈明只好离开他们，去想别的办法。他一个人走在残雪覆盖的路
上，苦苦地思念着突然被劫走了的亲人。
忽然，一个亲切的声音喊道：“老陈!到哪去?”原来是文化宫的工人梁东，他们一向相处
很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一年来很少见面，陈明高兴地问他：“许久不见了，工作怎
么样?”他把自行车推到陈明面前，亲切地问道：“老丁怎么样?”
“她，唉!她被揪走了，不知揪到哪里去了，我正在找她。”陈明答道。
梁东用惊愕的眼光望着陈明，忙问：“是哪一边人揪的?”
“是你们的人，我刚到指挥部去问，没有让我进门。”
梁东果断地说：“没有关系，坐上我的车，我带你去。老丁是死老虎，六十多岁了，老揪
她干什么!”
陈明坐在梁东自行车的后边，来到了基建大队的楼房，梁东直接把老陈带进指挥部的办公
室，里边认识陈明的几个人把他拦在过道里。陈明开门见山把当天早晨的事说了一遍，请他们
告诉丁玲的下落，可他们几个都说不知道。
陈明望望梁东，悻悻地往外走。在楼梯口遇见了原场部党委会工作的周泉，他当时是B派
的一个负责人。陈明忧郁地望着他，心里满是失望、气愤。周泉没有任何表情地和陈明一起下
楼，一直走到大门口，分路时他小声对陈明说道：“老丁可能是到汤原去了。”
“啊?”陈明站住了，急切地问道：“真的，到汤原去了?”
“大概是的。汤原农场来人揪她的。”
“我要到汤原去。”陈明想到衣服上钉着一大块白布招牌的丁玲，一路上可能发生的事，
大声喊道。
周泉仍小声说：“去看看也好，她岁数那么大了。”
陈明什么话也顾不得说，匆匆忙忙地直奔客车站。
十、陈明三去汤原
下午，陈明搭上了从萝北去鹤岗的汽车。来到了佳木斯车站，他是熟悉这里的。1958年冬
天他和汤原农场的战友们一起参加鹤岗到佳木斯的复线土方工程。每逢节假日回汤原，大概都
是在这里转车，常常一呆就是半宿。看着两个候车大厅都挤满了人，他找到一根柱子，席地而
坐，渐渐却阖上了眼皮。在朦胧中突然有人轻轻碰了他一下，他睁眼一看，一顶蓬蓬松松的帽
底下露着一张瘦脸。是汤原农场组织科的小郑。小郑警惕地朝四面望望，才低声说道：“老陈，
你这是去哪里?”老陈说：“去汤原。”小郑急忙握住老陈的手说：“汤原今天一早发生武斗，
你去干什么?”陈明担心地问：“什么武斗，老丁今早上刚刚被揪回农场，你听到什么没有?”
小郑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低声说道：“我们被围在汽车队五六天了，缺水断粮，家属送饭都
送不进去。今早武斗开始，人家真枪实弹，我们三个人冲出来都失散了。”
陈明和小郑过去只是认识，但从来没有这样亲近。从他的言谈中，陈明得知汤原农场也分
两大派。看来揪走丁玲的不是小郑这一派的，这一派势力很大。两派里都有陈明熟悉的人，这
两派里许多人都是患难与共的垦荒战士，有的还是抗美援朝时上甘岭战斗中同生死的战友，如
今竞成了刀枪相对，不共戴天的仇人，真是难以理解。
开始检票进站了，小郑紧紧握住陈明的手，说了声保重，扯低了帽檐儿，便匆匆离去。
陈明走出汤原车站，摸黑往前走了一段路。拐了一个弯，快走到农场的木材厂附近，突然
有人喊道：“站住!什么人?"他答道：“是我。”这时两边地里出现了好几个人影，远远地围
了上来。当他们走近陈明的时候，一个令老陈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嚷道：“这不是老陈吗?老陈，
你到哪儿去?”陈明认出来了。说话的是刚到农场时他的副排长张礼同志。陈明握着张礼的手
问道：“老丁到这里来了吗?”张礼似乎有点难为情地答道：“来了，在我们这里。”听他这
样一说，压在陈明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陈明说：“我就是到你们这里来看老丁的。”张礼
把陈明引进木材厂的一栋房子里。陈明看到靠墙一铺大炕，睡满了人。张礼让陈明坐在炕对面
的凳子上，对着火炉，他们五六个人围着陈明身边，亲密地叙起旧来。
“老张，真是你们把老丁揪来了?”陈明急切地问道。
张礼带点腼腆的样子笑道：“是的，今天上午就来了。”
陈明说：“老丁在哪里?我是来看她的，给她送眼镜、衣服来的。”
这几个人给陈明又倒水又递烟，尽说宽心话。张礼说：“老丁在武装排，就是她工作过的
畜牧队，那儿都是熟人，你放心好了。”
当陈明听说有两个人在武斗中打断了腿住医院时，心里很难受，又担心丁玲的处境。他们
说：“你只管放心，到我们这里，一根指头都不会碰到她身上。”
“你们离开我们才三年，她老多了!”
“你们在这里有群众，老丁不会吃亏的。”
陈明说：“那你们把她揪来干什么?”
张礼笑了：“老陈，你还不明白?老丁是大右派，在农场六年多，有威信。现在是要肃清
流毒。管它什么毒，总得肃肃嘛。你还不懂?”
陈明百思不得其解，哪里会有这样的道理?
第二天一早，张礼陪同陈明去了武装排。到了原来的畜牧队，看到的是四处的垃圾和旧房
屋。辉煌的大俱乐部，已塞满了用木料钉起来的上下两层大通铺，住着武装排的人。陈明被迎
了进去，许多熟人看见他，都围上来问这问那。陈明却无法说，因为他来看丁玲，他们却奉命
不让陈明见。
陈明对他们说：“从古以来，死牢里的囚犯还允许家里人探监咧。”后来，他们看到陈明
很气愤，便又安慰他。他们透露说：“8点钟要开大会，批斗原农场党委书记和农业科长，老
丁是陪斗。会后用汽车拉到汤原县里游斗，就没有什么事了。”他们劝陈明留在武装排休息。
游街，对于丁玲来说不是头一回，在宝泉岭第一次拉她出去游斗时，好心人真怕她风烛之
年被凌辱、遭折磨而整垮。那次回来后，她却平静地对陈明说：“我真想写一封信给孩子们，
告诉他们，妈妈今天经受住了考验，‘造反派’小将要我当反派，我就当了一次反派，演戏总
得有人演反派的。可惜，我现在不能给他们写信啊!”
下午，陈明坐在畜牧队的俱乐部里，墙上还贴有当年丁玲画的高举三面红旗的画。陈明给
丁玲带的衣服也由他们给转交了，他决定搭傍晚的车回宝泉岭，他将收拾好那间小屋，等着丁
玲回家。
度日如年的陈明，艰难地挨过两个星期后，又来到了丁玲被关的地方——汤原。张礼见到
他想讲两句安慰他的话，却找不到合适的词句。他们打算怎样处理丁玲，没有向陈明透露出一
句，只是像最初那样说：“放心吧，我们一个指头也不会碰她的。”
陈明转身望着俱乐部，在紧靠大门的那间屋子的窗户后面，仿佛有两个人头晃动。陈明问
张礼：“宝泉岭农场来人找老丁了吗?”
张礼答道：“来了两个，他们通过指挥部，说是要问老丁要什么材料的。”
陈明傍晚在去指挥部的路上碰见了夏人杰。夏人杰也是二队的农工。1959年冬从山东支援
边疆建设来农场。只见他披着一件黄色的军用大衣，戴一顶军用的剪绒棉帽，背一杆大枪，一
看见陈明就把他抱住大声道：“问题解决了，你不用担心。回畜牧队去，今晚不走，在我那里
睡吧。”
夏人杰是武装排的副排长，他们在二队时很熟，但从没有这样热乎过。
陈明那天晚上就睡在了武装排，听他们讲了许多故事。第二天，夏人杰送陈明到车站，再
三叮嘱陈明：“放心，老丁在这里不会出错。比在你身边还安全。到时候就会送她回去。不是
不让你们见面，只是见面也无用，反而不好。”
陈明又一次怅怅地离开了汤原。
两个星期过去了，丁玲的消息还是一点也听不到，陈明只好请假三去汤原。陈明拖着沉重
的双脚来到了汤原农场。他走过农场场部办公室，那是他在农场时新建的一排房子，他曾在那
排屋里的工会办公室工作过一年。和场部并排的那间显得陈旧的礼堂，是他们业余排练和演出
《三世仇》的地方，他们那个临时的小演出队不是常常活跃在这里吗?这些远远离去了的生活
浪花，已成为他美好的回忆。
门开了，陈明走进造反派指挥部的办公室，屋子里有三个人。陈明仔细一看，中间那个不
是姚克同志吗?他曾是修配厂的文化教员，和陈明一起开过会。1964年丁玲他们离开不久，丁
玲特地给他写过一封长信，把宝泉岭农场对收割机的某些改革方案和图纸都寄给了他。三年不
见了，陈明发现他脸上有一层薄薄的风霜，双眼爬满了血丝。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
汤原农场的风云人物。
姚克站起来走近陈明，既不亲热，也不冷淡，多少带一点欢迎的样子说：“老陈，你来得
正好。我们打算送老丁回去。快过年了，该回家过年了。先坐坐吧。”姚克张罗着搬椅子，倒
水。
听到姚克的一番话，陈明激动得急忙走过去和他握手，别的话什么都没说，只问：“真的
吗?”
姚克笑道：“真的，你来这里是第三次了。前两次没有让你们见面，因为不方便呵。老丁
是有名的大右派。你们都有政治经验，一定能理解我们，这些不多说了。老丁住在原来的猪队，
小刘看管她，你还记得吗?他是猪队的，老丁的学生。现在你去看看老丁，你们愿意哪天回去
就哪天回去，我们派人送。只是不管你站在哪一派，不要去找老朋友，现在情况比以前更复杂
了。”
站在旁边的兽医小王也操着广东口音感慨地说道：“斗争就是激烈。按说无产阶级内部没
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可是打内战比打日本鬼子还狠，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树欲静，风不止呵。
老陈，你们旁观，倒是比较清闲啰。”
陈明没有表态，心想：你哪里知道我们这些“旁观者”的苦恼呵!
风在刮着，雪还在下着。猪队值班室的火炉烧得很旺，50瓦的电灯照得屋子里很亮。丁玲
安祥地坐在她天天睡的那张木床上，听着老娄头、赵大爷对陈明讲故事。陈明总以为在苦别一
个多月后，丁玲一定会跟他哭诉思念的苦情。可她总是微笑着，好像同陈明没分别几天一样。
两位老工人的深情却消除了陈明的不安。
赵大爷说：“我们鸡队都是些老饲养员，我们只知道喂好鸡，为国家做贡献。鸡天天都要
人伺候，一顿不吃也不行，我们不能撂下生产闹革命。现在领导都靠边站，生产由我们自己搞，
不尽心，不团结能搞好吗!有那么几个人蹦蹦跳跳，说三道四，想捞稻草。我们心里明白，不
上他们的当。老丁揪来了，我们大家都来看她，她为我们畜牧队扛回来好几面奖旗呵。那天开
她的批斗会，谁也不发言，也不提意见。主持人让老丁交代她同黎支书的关系，说她拍支书马
屁，支书包庇她。老丁说：‘支书让我做了不少事，这些事大家都知道，好坏大家说吧。私人
关系，我们没有。支书到过我们家，都是下班路过谈工作。有一次碰上我们吃饭，留他。他把
我蒸的馒头咬了一口，就丢在桌子上了，说真难吃，他爱人蒸得比这好。’听的人都笑了。我
们听老丁说话，还像以前听她讲故事。”
那位老娄头是1959年山东支边来的民兵连长，老党员，平日不多说话，当时在猪队打夜班，
睡在值班室的里间。他每晚同丁玲相处，常常拿自己腌的咸菜给丁玲吃。老娄头告诉陈明，前
几天丁玲还帮他把一床旧棉被套拆洗了，又帮他重新絮好。老娄头说不愿意麻烦丁玲，可丁玲
再三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没有事情做，眼睛还看得见，替你整整吧。我们年纪都大了，
以后连见面也难，留个纪念吧。”老娄头说着从里间把一床干干净净的被子抱给陈明看。陈明
理解了丁玲的安祥、平静。她爱北大荒人，北大荒人也爱她。
猪队的值班室里，温暖明亮，同志们在这里能保护丁玲，一颗颗的心就像那炉火一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无数次地抄查，在那七平方米内，上至纸糊的顶棚，下至脚下
三尺黑土，都翻了个底朝天。她惟一的一点财富：书籍、手稿、日记和记录的工人家史等等，
都给抄走了，连一张纸都没给她留下。
抄家的风一刮起来，她和陈明就包好了《在严寒的日子里》的手稿，交给熟人吴玉祥保存。
因为他出身好，为人好，对她也好，不会有人去抄他的家。可是没过几天，吴玉祥也参加了造
反派，两派互打，互抄起来。吴害怕了，他对丁玲说：“不行了，人家也要抄我的家，抄出你
的东西来，我就不得了，还是你自己保管吧。”说罢，丢下文稿，转身就走了。没有办法了，
于是，夜里码柴的时候，就把它藏在柴垛里。不想，来抄家的，在屋里什么也没搜到，怎么也
不甘心，想到在这宝泉岭的“大右派”家里，抄不出“黑材料”、“变天账”，还算造反派吗?
结果连栽着几棵葱那么巴掌大的地和柴垛都翻到了。这回造反派发狠了：“这是什么?”“这
是‘黑材料’，我‘认罪’!我请求交给公安局，以此立案办我……”丁玲心痛地似乎很可怜
地说。这部自《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之后写了多少年的手稿，《在严寒的日子里》未完稿就这
样落在这伙人的手里，她心如刀绞，但她强作镇静，请求立案。照过去的经验，东西一进了公
安局，入了档，是什么人也毁不掉的。她对公安局的同志说：“请你们留下来，这是我的罪证，
将来定我的罪就靠这些材料，千万不要丢了。”公安局收下了，丁玲算放心了。但后来，公安
局也遭了打、砸、抢，许多东西丢了，丁玲那一大卷文稿也丢了。
第二天，猪队的小刘，鸡队做了妈妈的小丛，远远地挥手，目送丁玲和陈明走出畜牧队，
被两个红卫军押着，一起向车站走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