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志质量仍需更上一层楼

饶展雄

续修志书工作正在全国普遍展开。在续修中坚持志书质量第一的原则，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确立精品意识，吸取首届新编方志的经验教训都是很重要的，而下列几个问题尤其值得重
视。
一、明确存史是方志的主要功能
关于方志的主要功能，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全国各地史志刊物进行过热烈讨论，
似乎资治论者略占上风，现在看来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一是方志在古代的确是以资治为第一要
义，全面记载地情者非方志莫属；二是当年全国各地普遍开展新方志编修时，地方政府对修志
准备不足，各地修志条件较差，如经费缺乏，办公用房紧张，人力太少，工作难做等等，传言
云“得志者不修志”。为引起主管领导的重视，着力强调方志的主要作用在资治，期望引起上
级领导的重视，以改善修志条件，这就是当时强调资治第一的基本原因。
然而，现在已不同了，地情载体和信息传递的方式林林总总，包括报纸杂志、概况年鉴、
百科全书、广播电视等都在传播各种信息，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互联网的广泛使用，
找资料方便快捷。
首届新编志书出版后，笔者曾向几位县长、县委书记做过调查，了解他们是否阅读过当地
县志，在资政方面起过什么作用等问题，他们的回答虽说法不同，结论却是一致的：没有。有
一位讲得很坦率：“由于你是我的老师，我敢向你说实话。我没有看过县志，当然谈不上资政。
我写长篇发言稿作报告，先从电脑中提取资料，思考后口述观点意见，请有关工作人员写好
初稿，我过目修改补充而成。县志过百万字，平时没那么多时间精力阅读，何况都是陈年旧事
与现实脱节。我想知道如何更好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是哪部志书有写呢……”这
番话也许代表了部分县级领导的看法，恐怕并不是个别现象。倒是学术界的朋友，向笔者借阅
过《广州市志》的人物志、大事记和部分分志，查找其所需的资料或查证某些事件。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方志亦如此。特别是在首届新编方志出版后，经过实践的检验，证实
了存史是志书的主要功能。对存史是方志主要功能的认识，关系到志书编写的质量问题。修志
的目的与志书的主要作用是紧密相联的，既然以存史为主，“志乃信史”，那么修志时应着意
从存史的角度落笔，加强史实的系统性、连续性和注意挖掘史实的深度。为了更好地总结前志
的经验教训，提高续志的质量，本文将引用《广州市志》的一些内容作为例证分析，尤其是当
作教训的例子，但此举并非贬低该志。
《市政建设志·内街渠》的一段文字：“1958年3月10日，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四次会
议作出‘发动群众、出钱出力、修建内街渠’的决定。3月下旬各区群众性的修渠活动全面铺
开。男女老少齐出动，有的甚至昼夜连续干，西区(今荔湾区)内街渠较多，每天都有1万多居
民参加，还组织三轮车工人、店员3000多人支援。各区驻军官兵、机关干部、学生以及各界人
士也主动参加。内街渠设计任务紧迫，规划人员紧密配合，边测量、边规划、边设计，1个月
完成苏联专家认为要两年才能完成的设计工作量……到6月6日止，总计完成了内街渠设施
219.57公里……这次建设内街渠，各区共有68万人参加……各区群众共捐款91.19万元，加上
群众义务劳动，原计划国家投资400万元，实用150万元，旧有的内街渠经过这次改建后，排水
畅通，减少了蚊虫孳生，减少了浸淹，改善了市区的环境卫生”；“1985年动员群众建造的内
街暗渠，绝大部分是瓦管渠，经过一定使用年限后，需淘汰更新，一些边缘地区的排水渠道也
需要添补，故从70年代起，内街排水设施的添加又在进行”。
至此，“内街渠”一节全文结束。以上所记确是当年“大跃进”的事实。全节共1518字，
其中民国时期456字，新中国成立后1102字，而1958年一年的记述则为836字，占总数的55%。
从存史的角度来审视本节，问题有三：
(一)观点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明确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
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
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
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可见党中央对“大跃进”是持否定态度的，但
志书却肯定性地记述当年的群众运动，把本应否定的事物，写成肯定的结论。
(二)著述性问题。上述引文关键在于只“述”而不“著”。所谓著述，就是不仅用文字来
记述事件，还要表达意见和思想感情。方志要提高著述性，就是要适当表达意见和思想，要加
强“著”，换言之，“著”就相当于“论”。引文要点出“大跃进”群众运动的要害是劳民伤
财、得不偿失。从上文可知“得”的是改造内街渠近220公里，但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动员了68
万群众，用近3个月的时间得来的，平均每人的成绩仅有0.32厘米，耗去的财力物力还未细算，
已可见“大跃进”的得不偿失。述而不著，容易使后人产生误解，所以加强志书的著述性是
必要的。
(三)系统性问题。如前所述，1958年一年字数占全节总数的一半多，字数比例的严重失调
是明显的。更重要的是1959年至下限1990年所记内容只有114个(准确点说仅有83字)，内容提
到“70年代起排水设施的添加和改建又在进行”这一句话。但没有展开记述“添加和改建”的
内容，也未具体记述“改建”的情况，1959年以后的30年间更是一片空白，根本谈不上什么系
统记述，也就起不到志书应有的存史作用。
二、力求真实准确地记载历史
志乃信史。真实、准确是志书的根本，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价值所系。史料中经常运用数据
来说明问题，数据来自各种途径，由于统计方式不同、时间不同、来源不同，致使同一事物在
数据上就不一定相同，因此对数字的取舍要十分小心，要经过严格的核实、查证，否则会产生
误差或数据的前后矛盾。《凡例》说“全志资料均经多级修志部门考证、核实”，这是编者的
美好愿望，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修志部门都能完全做到的。
(一)《综述》与《概述》所记数据差别很大
《综述》云：“1949年，全市房屋总面积123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780万平方米，人均居
住面积虽达到4.5平方米，但窝棚户22万多人，‘浮家泛宅’的水上居民4.7万多人。”《房地
产志·概述》云：“建国前，广州居住状况贫富悬殊，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和富商拥有洋楼别墅，
劳动人民居住条件很差，有12万多人住在破烂木屋和窝棚里，有6万多水上居民祖祖辈辈居住在
珠江河畔的‘浮家泛宅’之中”；“1949年末，全市土地面积248.6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
32.95平方公里，房屋面积1231.19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
从上文可以看出：全市房屋面积1231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数据均相同，
时间却有差别，前者为1949年，是作为建国前的例子，后者为1949年末，明确指的是建国后的
事，前后矛盾。关于窝棚户数，前者称1949年(实指建国前)有22万多人，后者称建国前(未标
年份)有12万多人。水上居民数前者称1949年4.7万人，后者称建国前有6万人。
(二)《综述》与各分志中的有关数字有些不一致
如《综述》第21页记述：“1990年与1980年相比，市内工业废水中的有害物质大幅下降，
其中……砷从448.8吨降至0.41吨。”《环境保护志》第617页却说：“1990年与1980年相比，
全市工业废水中……砷排放量从48.76吨降至4.47吨。”
从以上两组数据看，1980年工业废水中的砷含量，前者说是448.8吨，后者说是48.76吨，
两者相差400.04吨；而1990年工业废水中的砷含量前者称0.41吨，而后者却称4.47吨，相差
4.06吨，同一年的数字误差如此之大，确实令人吃惊。
(三)两个分志对同一事物有不同说法
关于中山纪念堂有多少座位的问题，从行文上看，时间没有区别，都是指1931年10月10日
纪念堂竣工后的情况。《建筑志》第270页说：“分上下两层，共有4608个座位。”而在同卷
的《园林绿化志》第543页则说：“两层共有4729个座位。”比前者多说121个座位。
(四)志中文字与表格的数字不尽相符
如《综述》第17页记载：“1979—1990年……人均居住面积从3.82平方米升到7.99平方
米。”而第422页“1949—1990年广州市城市房屋面积统计表”中，1979年平均每人居住面积
为3.80平方米。
上述有关综述、概述、分志中出现的各种数字矛盾，多由于“众手成志”的原因，如综述
执笔者往往不是在看过概述和分志的基础上写成，而是另取资料，独辟蹊径，未与有关方面沟
通。首届志书增设综述是方志体例的创新，目的在于加强纵向宏观记述，综合记述各大门类、
产业的共性事物，反映同一门类中各项事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增强志书的整体性。总的来说是
成功的，但应改进其操作方法。
三、注重志书的整体性和体例的创新
由于新方志的体裁基本上是沿袭传统方志纪传体体例，采用述、记、志、传、图、表等多
种体裁，这种结构本身就是十分松散的。胡乔木强调过：“地方志应该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
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的资料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在编写过程中，各个部门往往是各自为政，
各种体裁之间或分志与分志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总纂时各分志又分别进行，不太注意整合，
也就容易出现下面一些情况。
(一)“记”与“述”方面
如卷一大事记第73页记载：“1905年12月，英商旗昌洋行承办之广州电灯发电厂，厂址设
在长堤。当时供电功率为546千瓦。1907年7月，官商合股组成广州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集资300
万元，向旗昌洋行赎回自办。于1919年改为商办，至1931年7月8日收回市管。”卷五(下)《电
力志》第625页却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商旗昌洋行在广州长堤五仙门开办粤垣电
灯公司……装机容量共546千瓦。清宣统元年(1909)，广东省官商合股耗银150万元，向英商收
购粤垣电灯公司，并成立广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民国8年(1919)，官股招商卖出，变成
完全商办，改名为广州市商办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民国21年(1932)7月，该公司改为市管。”
以上两种记载，内容基本相同，但电厂成立、官商合股和改为市管三处，在时间上却有很大的
差别。
(二)“图”与“志”方面
志书图片与志、记、传、表、录等一起构成有机统一的表达方式。要注意搜集历史真迹照
片，使入志图片更具史料性、权威性。注意通过不同时期的图片资料，力图反映新旧社会对比
及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和轨迹，尤其是图片资料要保持历史的真实性，要用志书下限以前的照
片。笔者粗略地翻阅了几卷卷首图片，发现有不少用的是下限后的照片。如卷三《城建》下限
后的图片占总数78.81%；卷十六《文化》断限后的照片有南海神庙、光孝寺、镇海楼、怀圣寺、
石室圣心教堂、陈家祠等历史名胜照片。另外，《农业志》刊有杨桃、番石榴、荔枝、甜橙等
共8种“岭南佳果”的照片，仅署果实名称，不注明产地，不在产地拍摄，很难体现入志图片
的史料性、权威性和真实性。
(三)“述”与“志”方面
同一事物的记述，在“述”与“志”之间产生差异性，无疑有损于志书的整体性。分志所
记内容庞杂，各门类的事物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方志内容的重复交叉很多。设综述
来克服门类之间互不相系的缺陷，是一个重要手段，但还是不够的，黄勋拔先生主张采用互见、
参见的办法，对此笔者深表赞同，并作进一步补充。
由于分志内容的交叉重复，在前志中同一条目分现于多个分志之中，如南越王墓、镇海楼、
中山纪念堂等目分现于4个分志。例如中山纪念堂设目者见于《建筑志》(有建筑特色，1990年
被公布为全国近代优秀建筑单位)；见于《文物志》(196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见于
《园林绿化志》(因1965年起由市园林局主管)；又见于《旅游志》(历史文化旅游景点)。虽
强调用不同角度书写，但重复之处或多或少仍有存在，因此设互见栏是必要的。
互见栏可进一步分为详见、另见(或称又见)、参见三类。1、详见是指在同一分志中，该
条目已在一处作过详细记述，而所述内容又述及另一条目，只是条目名称不同。前志《文物志》
第625页共设详见8条。2、另见(又见)是指该条目不仅在本志有记载，其他分志也有同样条目者
可设之，写明“另见某某分志某页”即可。3、参见是指本志与另一分志，虽条目不同，但内容
有所涉及该条目，可供读者参考者可设立。写明“参见某某分志某页某目”。这样做既可减少
重复，又如一条线串通各分志，从而加强志书整体性。旧志未见互见栏，这是新志体例创新的
又一尝试。
(选自《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