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黑河农建一师的回忆

周全有

在黑龙江农垦事业的发展史和黑河地区史上还应记载着这样一段历史，那就是1966年一万
多名复转官兵组建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这不仅记录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特殊事件，也
记录了一批特殊的人群。而我作为当时组建黑河农建师的主要负责人写这篇回忆，不只是因为
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更重要的是我想借此向曾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农垦事
业做出贡献的“六六·三”转业官兵致敬，我相信在农垦事业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今天，大
家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一、组建农建师的历史背景
组建农建师时遇有两个特殊情况：一是中苏边境的形势非常紧张，随时就有打仗的可能，
这也是组建建设兵团的重要原因；二是组建过程中又遇“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因而使我们这
些人经历了一段艰难困苦、令人难忘的时期。
1966年，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分歧公开化，边疆摩擦不断发生，愈演愈烈，边境情况处于紧
张状态。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经东北局、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委协商并经中央批准，组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由沈阳军区部队中挑选一万多名复转官兵组建两个师，黑河农建师为一
师，合江农建师为二师。
这批复转官兵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干部要经过政治审查，还要有作战经验，组建的连队战
士要求达到或超过三个90%，即党团员90%、正副班长90%、五好战士90%。这些官兵原本知道自
己将要复员转业，都有个自的志愿和去向，有的是要回家结婚，有的已找好了工作，都想早点
与家人团聚，到地方上干一番事业。但经过了组建兵团的动员后，这些本就有着良好素质的军
人，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个人的意愿，坚决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到艰苦严寒的边疆，去执行保
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战斗任务。
二、农建师的组建和进点
农建师团、营、连的建制是由沈阳军区所属部队分工包建。黑河农建一师是由四个团、三
个独立营组成。38军组建新华团，50军组建嘉荫团，沈阳军区炮兵组建锦河团，64军、沈阳军
区后勤部组建库尔滨团，黑龙江军区各军分区和炮兵分别组建红色边疆、沿江、马场三个独立
营，共4000多名复转官兵，沿黑龙江南岸分片布点，师部是以黑河农垦局为基点。
组建任务下达很急，要求1966年3月底前复转官兵成建制进入预定地点。黑河党政机关、
群众和原农场职工对进点的准备工作做了很大努力，但由于基础条件太差，生活困难首先成了
最普遍的问题。房屋紧缺，缺少防寒设施，有的单位还缺水，缺菜，加上进点时还下了大雪，
气温骤降，造成道路堵塞，严寒加剧，更增加了安置工作的困难。就是在这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部队如期到达了预定地点。
三、组建兵团改农场引起的第一次风波
尽管环境异常艰苦，但干部战士们仍怀着极大的热情，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地投入到工作
中去。可是由于经费等问题，上级又有了把组建兵团改为建农场的意图。团改为场、拆散连队
建制，兵团战士改为农工，工资施行评工记分。这些立即引起了复转官兵强烈的不满，认为和
当初动员时所说的完全不一样，纷纷要求回部队。为此黑河地委召开兵团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
确定了“三不变”，即兵团名称不变、连队建制不变、工资形式不变。同时沈阳军区各部队
也派来了强大的工作组，做说服教育工作。复转官兵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就是在这种复杂困难的局面下，我们在黑河地方党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农场
职工和兵团战士的努力，不仅完成了建房安置任务，还开垦了一些荒地，当年获得粮食增收。
四、“黑兵团、假兵团”的冲击
形势刚刚有点稳定，“文化大革命”的火紧接着就烧起来了，兵团的战士也成立了“6713
造反团”、“663造反团”，主要针对兵团的问题。他们问兵团究竟是怎样搞起来的，有没有
文件，为什么不发公章，也不发武器装备，是不是黑兵团、假兵团？为了搞清楚这一系列的问
题，要组织大批人员上访。尽管黑河地委、黑河军分区也分别派干部出面进行劝阻，说兵团不
是地方，不能组织造反团，不能上访，虽经劝阻多数人回到原单位，但少数人还是走了。他们
先后到了哈尔滨、沈阳、北京等地，并传回了“成立兵团的事中央不知道，是黑兵团、假兵
团”的消息，这下引起了兵团战士的极大愤怒，都要求回原部队。团、营、连的干部也都恐慌
不安，而我多次给农垦部等有关部门打电话询问，可始终没有一个切实的消息。就是在这种情
况下，为稳定部队、弄清实情，我决定亲自到沈阳军区汇报。走之前，要求各部队一定要稳定
下来，以防苏军趁机进攻。经沈阳军区批准后，便带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干部和战士共九人去了
沈阳。到了部队就像回了娘家，当军区政治部李副主任接见我们时，除了汇报工作外，还把满
肚子的委屈说了出来：“我们不是对组建兵团有意见，而是对军区不重视兵团的建设有意见，
这一年来把那么多的干部战士派到那里就不再过问，地方党政领导因‘文化大革命’也无暇管
兵团建设的事……”李副主任听完我的汇报后，说明组建兵团是经中央批准的不是黑兵团、假
兵团，并说要和东北局、黑龙江省委联系，尽快解决兵团体制问题。临别时他和我亲切握手并
拍着我的肩膀说：“周全有同志，真是难为你了。”
1967年3月，黑龙江省革委和省军区召开兵团代表会议，会上重申了中央、军委有关组建
兵团和“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在讨论时有的代表对个别人大闹黑兵团、企图达到回家目的错
误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会后，黑河农建师扩大了管辖范围，把赵光、二龙山、五大连池和两个青年农场都归属过
来。省军区派了刘水副师长为首的一批现役军人充实机关，又从团职干部中挑选了3名干部担
任司、政、后三部的领导，经省、地领导批准建立了师党委。从此农建师师部有了雏形，团、
营、连恢复党组织，解散了造反团，大多数单位都平静下来工作进入正常化。但是新华团有3
名战士又闹了起来，到农垦部去上访回来说黑龙江建设兵团既未上报也未批准。经做工作他们
表示不再闹了，可回去后反而变本加厉，到处串联，借口工资问题到团里大闹起来，由3人发
展到160多人，并回到原部队保定围攻部队领导，拦截首长的汽车，冲击办公室，砸电话机，
最后38军把他们化整为零，分到了原来的连队，这场风波整整闹了一年。
五、毛泽东的“六·一八批示”
1968年6月18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中央决定成立解放军领导的生产建设兵团。“黑
兵团、假兵团”的风波自消自灭，什么疑虑、不安，什么艰难困苦全被这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的光荣兵团战士的称号冲散。全师兵团战士无不欢欣鼓舞，通宵达旦地庆祝，我更是非常兴奋
地度过那个不眠之夜。紧接着黑河地区在黑河体育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我以黑河农建师师长
的身份讲话，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六，一八”批示后不久，由现役军人组成的领导班子来到了一师，我如释重负，感到非
常的轻松，特别是新到任的师长是我原来所在部队的战友，我在部队任师副参谋长转业前不久
提升的师副参谋长，还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过，久别的老战友又重逢在一个战场上是多么高兴啊！
六、“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伤痛
兵团的问题总算有了头绪了，原有的压力减轻了，可我个人的噩运也来了。由于“文化大
革命”中新组建的兵团领导受潘复生极左路线的影响，对原农建师及农场实行全面夺权，口号
是首先从头部开刀。我作为局师合一的主要负责人自然首当其冲，被打成了漏网走资派。罪名
很多：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办场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鼓动“六六·三”复转
官兵闹事，带头上访等等。
虽然从转业后到黑河我工作时间不长，但由于我能在那种动荡不安、艰难困苦环境中和同
志们同甘共苦地努力工作，群众威信比较高，因此在机关的批斗中，群众“发动”不起来，他
们便带我到各团去游斗，批斗次数多了，也有了经验。在群众大会上提问的问题是事实的就诚
恳地承认，不是事实就说记不清了或想不起来了。而在骨干会上我就毫不让步，针锋相对地辩
论，我写的检讨书都是实际情况和我的真实想法，可他们却说我是评功摆好，说我认罪态度不
好，连批斗带劳动改造，一直到1972年才被解放。
从1966年3月到1972年这6年的时间里，我在黑河农建师艰苦工作了3年多，被批斗了近3年。
虽然被批斗时让人感到痛苦，不解，但我却坚信，党会还我清白的。而最令我难忘的是组建
农建师工作的那3年时间，那是我这一生中压力最大、最为艰苦的3年，有3个问题让我非常担
心：
一是如果苏军进犯，保卫边疆的任务不能完成。
如果说苏联军队一旦进犯，别看兵团战士平时不安心，但抵御外敌，他们一定会舍去一切
投入战斗的。可没有武器装备如何御敌，就连阻滞敌人深入的时间和能力都没有，那我这农建
师的主要负责人是极大的罪过、莫大的耻辱，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兵团战士和农场职工分成两派互相斗争，这样不但完不
成生产建设任务，还可能引起苏军趁机进犯。
三是兵团的性质不明确，兵团战士不安心边疆工作，闹事出走。
这三件事是我夜不能眠无时不想的问题，造成了我心理极大的压力，致使我的血压一下就
升高了。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兵团的性质迟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复。前两件事幸好都没有发
生，后一件事让我几乎耗尽了心血，这件事虽给兵团建设造成不良影响，对我的工作增加很多
麻烦，但我内心有个明确的认识，真正是想通过闹兵团问题达到回家目的是极少数人，而绝大
多数人是为了搞好兵团建设，或争取能在政治上、物质上有个较好的待遇。
在部队时组织健全，有事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商量或请示上级，而此时：原农垦局的两个领
导一个被打倒，一个被挂了起来，上级组织也因“文化大革命”近于瘫痪，我与谁去研究商量，
又去请示哪个上级？多亏原农垦局机关和部队转业的干部，尤其是几个科长极力支持，大家
出主意想办法，他们是我工作的主要依靠。
被批斗的三年中，虽然生活艰苦些，但没了工作压力，并坚信党的政策，心里并没有更多
的顾虑。我是农民出身，身体素质尚好，干些苦力活不算什么，有更多的时间认真学习毛主席
的著作，倒真是件好事情，我的血压高也不治自然好了。
我被解放已是1972年了，兵团政治部李副主任召我谈话，调我到兵团五师任师副参谋长，
谈崩了，我要求回老家种地去，谈话不欢而散。当天晚上，颜副司令到我住处找我谈话：“听
说你和李副主任没有谈通，看来你是对‘文化大革命’批斗你有意见。”我就把这些年来心里
的窝火全发泄出来，听说颜副司令员脾气很燥，可他听得很有耐心。我说完后他沉思了一会儿
说：“那些都是林彪让干的我们能不干吗？至于你的职务问题是不合适，但命令都已经下了，
你先去吧，以后再改吧！”说到这里他又意味深长地说：“老周！好在我们都是幸存者，咱
们还得革命啊！”话说的不多但很实在，我的心情好多了。随后我便到新的岗位上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