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区人物
在北大荒呆过的新华社记者戴煌

郑加真

1958年早春，新华总社下放北大荒6名“右派”，乘坐带篷的大卡车驶向北京火车站。这6
名记者编辑是：对外新闻部的陈封雄、梁昌荣，参考资料部的陈亮，地方新闻部的方约，新闻
摄影部的杨逖先，还有一位就是当年《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的因向党中央上万言书而获罪的高
级记者戴煌。
戴煌生于江苏阜宁的一个小镇。16岁参加新四军，同年入党。1947年任新华社军事记者，
百万雄师渡长江时，率先进入南京城，报道了蒋家王朝的覆灭；50年代初，他先后参加了抗美
援朝和越南抗法战争的火线报道，屡立战功。正当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刻，苏共二十大作
的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给他带来巨大的冲击，以及个人命运的大转折。
当时，28岁的戴煌正参加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突然插进一项临时议程：传达朱德从莫斯
科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根据中央指示，全文照念，不作任何解释，与会者不准记
录，不准对外扩散。会场肃静，人们屏声息气地听着。关于斯大林的错误，严重到如此骇人听
闻的地步，犹如在大家心里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年轻的戴煌陷入震惊、愕然和迷茫：为什么像
斯大林这样伟大的领袖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个人迷信”
盛行、以致领袖人物的错误日趋严重、得不到纠正，直到死后才得到揭露？……
不久，新华总社派戴煌采访苏联舰队友好访问上海的报道。他登上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主力
舰，发现豪华的客厅内只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画像，斯大林像悄然不见。他采访舰队
司令切库罗夫海军中将时，严守采访纪律：只谈中苏友好，不谈“斯大林事件”这类敏感的问
题。心里却一直萦绕着关于领袖“神化和特权”现象，以及怎样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防
止在中国出现类似事件。在盛大的中苏欢迎仪式、联欢晚会和宴会的背后，他也不安地看到了
上海市和华东局党政军某些领导人及其亲属、子女们的特权思想和作威作福的现象。
戴煌顺利完成“上海行”的报道任务后，回到了阔别7年的老家——江苏阜宁。家乡面貌
依旧和乡亲们贫困生活令他心酸。刚住下来，就有人来喊冤告状，原来家乡旧颜难改的症结就
是当地一些干部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其中有一个是他小时的同学：鬼子大扫荡，这人跟着“
小扫荡”；鬼子投降，这人潜逃数月又悄然而归，擅长溜须拍马，竟当上了村干部，又混进了
党内，鱼肉人民，迫害妇女，老乡敢怒不敢言。凭着职业敏感，戴煌延长了探亲假，深入调查，
多方奔波，找地方各级政府，一直找到地委。情况比他想像的严重：里勾外连，上下串通，
隐隐之中有保护伞。在他多次催促下，才派来工作组，对那个民愤极大的干部的罪行进行调查，
决定对其“开除党籍”，然而县委却因“本人对个别事实不服”为由，党纪处分就拖而不决。
他无奈地离开家乡，临行前去地委汇报此事经过，一旁的行署秘书长带着讽刺的口气说：
“你简直是个‘青天大人’了。”他预感此事有反复，忧心忡忡地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他被派往外交学院学习外语，并任学生支部书记。不久，党中央部署整风运动，
他将家乡调查一事写成稿件交给领导，不料《人民日报》转来一封来自家乡的匿名信，诬告他
自称“中央委员”、“戴青天”，纠集一帮“地富反坏”，打击地方“优秀干部”。为此，社
里派一名副社长，和同学们对他开了几天“整风会”。他据理申辩，揭穿了这封颠倒黑白的匿
名信。不久，全国反右斗争开始了。他没有鸣放什么，也没贴大字报，只是埋头给党中央写信，
倾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内发生的“神化和特权”现象的担忧和剖析。他断断续续写了好
几个月，仍未写完。一天晚饭，他对妻子说起家乡的“土皇帝”，“如果我们党内也能有个类
似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就好了，专门来‘革’党内弊端的‘命’。”妻子也是党员，14岁参
加革命，新华社的一名助理编辑，听了此话，当即说：“党不建立这样的组织，就不能提意见、
不能革除弊端了吗？”
不久，社会上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反右斗争，许多知名的党内外人士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大惑不解：党反复保证“广开言路”、欢迎一切人帮助党整风，
怎么突然自食前言、反目为仇呢？一天下午，北京市所有高等院校的支部委员以上干部听报告，
戴煌也去了。彭真在会上继续动员大家“鸣放”，纯正党风，解除顾虑，畅所欲言，他说：
“社会上的右派能和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
这叫‘内外有别’。党内的确有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希望你们带头提意见，做出表率，把
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这就重新点燃了戴煌的希望之火。
他先在外交学院党支部联席鸣放会上带头发言，把郁积于心的话和盘托出，接着在新华社
召开的鸣放会上又激动地讲了一遍……他满以为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能引起大家对党的肌体暂时
产生的局部腐朽症状的警觉和共鸣，进而全党合力加以整治，殊不知自己已“自投罗网”，成
了一条被捉蛇人“引诱出洞”的“蛇”。《人民日报》总编辑与新华社社长一身二任的吴冷西，
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
了！”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就贴满了检举、揭发和批判戴煌的大字报，原来还称他“同志
”，如今一概换成了“右派分子”、“反党急先锋”、“右派小集团主帅”……他妻子也贴了
一张大字报，说他要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
斗。耿直的戴煌不服，主动拿出了连妻子都不知道的那封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还没写完的长信，
以昭心迹。这恰似釜底添薪、火上加油，被求之不得的人称做“万言书”，指令新华社印刷
厂连夜排印，人手一册，作为发动全社人员向他总攻击的重磅“炮弹”！
1957年7月25日，新华社在中央机关反右斗争蓬勃开展的综合新闻中，点了戴煌的名。8月
7日，又以《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为题，发了一条长达三千余字的新
闻。全国各大报相继报道，江苏省《新华日报》发表了《“戴青天”还乡记》，居然把他家乡
的那个“土皇帝”描绘成受他欺压的大好人。海外媒体别有用心地煽风点火。香港一家报纸在
头版头条刊出火柴盒大小的九个大字：“新华社记者也反中共！”台湾则以台北新闻界名义向
戴煌发布了公开信：“欢迎戴煌先生到台湾来！”路透社记者在《北京反“右派”的浪潮》的
新闻中，前半段说的是丁玲与“丁陈反党集团”，后半段就写戴煌这个“新华社的年轻工作人
员”上“万言书”。法新社记者报道说：“新华社指出这个共产党员记者自从1944年起就是一
个反党分子……他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发动他的进攻的。”
戴煌跌入了深渊，他痛苦极了，感到自己浑身泼满污水，跳进黄河也洗不净了。
他终于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55.75元工资再也没有了，每月仅拿28元生活费。被
开除党籍的第三天，妻子约他去西单区政府办理离婚手续。他理解妻子在重重压力下的痛苦和
无奈，她险些被这场汹涌的政治波涛所淹没，正如他的几位好友都成了他的反党小集团成员一
样。想到两个不幸的女儿(大的才三岁半，小的刚满十个月)，他忍不住流泪。区政府的一位中
年妇女接待了他俩，反复地看了填写的登记表，自言自语：“‘两个孩子，一人一个’！好端
端的家就这样拆散了？！‘政治上有分歧’！什么分歧？不就是提了几条意见，说了几句错话
吗？”她用眼盯着他俩，告知：这事要慎重，区政府要研究，还得征求单位的意见。离婚没办
成，他俩合计：将小女儿由外婆带到大连姨家过，大女儿留在北京，退掉现住的两居室，母女
搬进小房间……离京前夕，夫妻俩躺在床上久未成寐。他俩在新四军文工团呆过，她常让他唱
她最爱听的歌剧《甲申记》中的《圆圆曲》。妻子让他临别前唱一曲。他唱了，哀婉悲怆，如
泣如诉，唱罢，他心在滴血，妻子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泪如泉涌……
1958年3月25日，戴煌与同社5位难友搭乘“右派”专列，颠簸了三天三夜来到密山，继而
转乘卡车在白雪覆盖的雪原上穿行。黄昏时分，到达一个名叫“五间房”的“右派队”，开始
了“当代流人”生涯。正值“大跃进”年代，天天放“卫星”，晚上搞“夜战”。他咬紧牙关
干活，借以忘却心灵上的伤痛，盼望早日“摘帽”。他参加10人一组的人拉“24行播种机”播
小麦，一趟1000米长，拉半趟就汗流浃背，脱掉棉衣只剩单褂了。他修水库抬土，从两人合抬
一副筐，一直增加到四筐。冬天运木下山，小组由他驾辕，10人两行，肩套绳扣，沿着雪道狠
劲地拽拉爬犁，1方原木3000多斤重，最多拉2方，来回四五十里地，浑身散架般地回到宿营
地……到了自然灾害的饥饿岁月，口粮标准一降再降，最后每人每天口粮只有7两带皮的原粮
了。每天发6个掺高粱米面的菜团子，供三餐食用。“流人”们像一群面如菜色的叫花子，戴
煌体重由原来196斤减少到了82斤。工伤事故和非正常死亡事件不断发生，有两次他险些倒下
不起了。
这期间，有一批“右派”摘了帽子，轮不到他，还遭到队长的训斥。有一次，队长当众翻
开小本，历数戴煌暗中反对“大跃进”的“罪状”，说他不管到哪里，都有一整套意见，一贯
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他听了，心往下沉，又怒火中烧。然而，他克制住了，认为这是“反
右斗争”造成的恶性发展。他不反对党中央，只是反对身披党的外衣的官僚和专横，以及践踏
民主、漠视人民疾苦的人。一天，队部通知他去场部，他去后才得知，原来调往保定工作的妻
子见第一批摘帽右派中没有他，就决心与他藕断丝也不连，又提出离婚的事。他无奈地在《离
婚调解书》上签了字。关于孩子的归属，早在北京就协商好了：大女儿归他，小女儿归她。由
于他目前的艰难处境，大女儿只能仍请她养，小女儿将来是否送给她姐，由她来定。签罢，他
仿佛了却了一桩心事，这肯定会给女儿的心灵留下伤痛，期待她们长大成人后理解酿成家庭悲
剧的真正原因，她们的生身父母都是无能、无奈也是无罪的。
“右派”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周总理派来了中央考察团，牡丹江农垦局党
委对此作了检查。一天，场部召开宣布第二批摘帽“右派”大会，戴煌没有去，因为他已彻底
失望。果然，名单上依然没有他。谁料召开第二次大会，要宣布中央各部门“右派”，不论摘
帽与否、重新分配去向时，发现人群中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戴煌。于是，一个电话打到
“右派队”：让戴煌赶快打起铺盖到分场部报到！当他搭乘拉货的马车赶到会场，才知道中央
的精神：全体“右派”一律离开农场，有的调大庆油田，有的调垦区其他单位，有的分配其他
省市，有的回北京原机关。回北京的又分两类：重新分配工作；表现特别不好的，将由原机关
加重处罚……会上，检查组负责人明确宣布：戴煌就是这种“表现特别不好”的一个！
两年零八个月的北大荒流放生涯，终于画了一个句号。然而，戴煌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他背上行囊，跋涉一天，来到辉崔火车站。他用5元钱买来一个窝窝头和两根大葱充饥，
在冷窖似的候车室熬了一夜。翌日下午，才扒上一列去密山的货车，到达密山天已黑了。当他
破衣褴衫地出现在哈尔滨候车室时，被民警当作“盲流”盘问，检查了证件才放他登上去北京
的列车。路过大连，他下车急于探望寄养在姨家的小女儿，却被人怀疑是“逃犯”，看了证件
还是不让他住招待所，只得睡候船大厅，插空去看望日夜思念而不认他、叫他“姨父”的女儿。
路过保定，离异的妻子避而不见，6岁的大女儿扑在他怀里哭喊：“爸爸，你去哪儿啦？你
怎么老不来看我？”他强忍着泪说：“爸爸出差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很忙，爸爸对不起
你。”回到北京，他的全身又开始浮肿了，在新华社医务所病房里躺了一个多月。然后去新华
社绿化队侍弄果树、烧锅炉、赶小毛驴去市场买菜。到了夏天，领导上终于开恩，让他回国内
新闻部搞资料工作，抄抄写写，剪剪贴贴。
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会议总结了“
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毛主席作了检讨，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干了一些蠢事，又说：让人
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家讲话，总有一天来个“霸王别姬”……党中央重新号召“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要求大家帮助党总结经验教训。新华社死寂的空气逐渐活跃起来，组织上多
次找戴煌谈话，动员他写出争取甄别平反的材料，并把他作为总社近百名“右派”平反的第一
个“试点”，这股政治上的暖流，重新点燃了他心中的希望之火。他白天工作，深夜笔耕，一
口气写下10万字的《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委婉而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反对“神化与特
权”思想的来龙去脉，汇报了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遭遇思考，也道出了回北京后的心情和对
国内外主要问题的观点，以此请党审察他这样的人，是不是“居心叵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右派分子”。
正当他甄别平反有望时，好心的朋友向他介绍对象，帮他重组家庭。当时，他34岁，女方
22岁，是个出身贫寒、能吃苦的女工。她在学生时代就看过他写的《罗盛教的故事》，还在新
华社摄影部老记者家里当过小保姆，了解他挨斗的情况，认定他不是“右派”，是个好人。国
庆节那天，组织上破格地让他高举大红旗走在队伍前面，接受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检阅。他感到了迟来的春天的喜悦。谁料仅仅一个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在北京召开
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使形势急转直下！毛主席在会上反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打退单干风，打退翻案风”……于是乎，他写的
那份曾作为试点、认为很有价值的《回顾》材料，立时成了一棵“大毒草”，“阶级斗争的新
动向”，“右派翻案风的典型罪证”！他再次被投入了深渊！
原来离异的妻子曾来北京找他，试探复婚，当听说他依然没“摘帽”，就悄然离去；如今
听说他陷入“再批判”的狂潮，就断了复婚的念头。那位善良的女工曾规劝他的前妻同他复婚，
自己保留对他的爱情退出圈外；如今，见他又遭厄运，就挺身而出，顶着“大右派的小老婆”
的骂名，领着前妻的女儿，同他重新组合了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小家庭。1964年4月23日，妻
子快临产了，正遭受批斗的他暗中欣喜，突然，新华社保卫科对他宣布：由于他坚持反动立场，
大搞翻案活动，决定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两年！他没来得及向怀孕的妻子告别，就被拷上手铐
带走了。劳动教养两年，还没出狱，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爆发了！
这样，他的囹圄生涯竟长达15年之久！可以想像他在狱中的悲惨遭遇，他妻子既要担心和
关爱狱中的丈夫，又要含辛茹苦地维持破碎了的家庭的艰难。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给他的“右派”问题彻底平反昭雪。他从内心感谢
党的新一届领导人为他争回了历史的公正。为了取得这个公正，他付出了从29岁到50岁的长达
21年的苦难和争斗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