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届修志“述而有作”笔法探得

步进

历代修志，都以“述而不作”为笔法指导，上届修志依然作为一项原则，言为“只叙不
论”。近两三年，有几位学者开始进行新的探究，肯定历代修志“述而不作”的正确效果，因
为避免了修志者用其立场观点而作，误导后人的弊端。但认为依然用“述而不作”指导纂修新
志则不合时宜，正确做法是用新观点作画龙点睛之“作”。并提出：社会主义的史与志，其显
著区别并不在于作与不作，而在于史“述而宏作”，志“述而精作”。
上届编撰《枣强县志》时，笔者对“只叙不论”本持疑惑态度，但允许“寓议于叙”，因
为“议”与“论”属含意相近但不全同的词，“议”比“论”浅一些，于是在许多篇章乃至大
事记编写中，就寓议于叙的方法与效果可谓煞费了苦心。全部脱稿后，立即有同仁与专家、领
导赞同，卢振川先生在为《枣强县志》写的序文中特有一段：“述而不作，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是志界历来遵行之要则。然而，如何巧妙地寓议于记，目前仍需进一步探索。《枣强县志》
大胆尝试，确有突破。大事记中记周恩来总理逝世和记‘反击右倾翻案风’即为其中较为典型
之两例。类似笔法，贯穿全志，亦记亦议，记中有议，笔端含情，而又不违志体，成为志书一
显著特色。”
成书后，笔者曾对寓议于叙方法与效果做过较全面的总结。近两三年中，拜读学者们对
“述而不作”进行新探究的文章，认为寓议于叙与述而精作很有共同点，愿将较具体的一些经
验体会，从“述而精作”视角写出，以期通过交流，与志界学者和仍在实践的同仁，携手共创
方志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大好局面。
在方志中，最为主要的是记述事物，寓于述中的议或论并非论证，更不是史中的论点，而
是画龙点睛之作。这种“作”包括构成事物的重要因素，或者是与该事物息息相关不可分离的
其他事物，也可以是点示事物本身的地方特点与历史价值，还可以是事物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
重大反响。述和作或叙与议并无明显的虚实界线，可以说同属于实，也可以说作或议就是叙述
的延伸，通过这种延伸，能够充实叙述的内容，突出叙述的个性，揭示叙述的性质，深化叙述
的层次，也就增强了叙述的思想性与科学性。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认真分析并善于决断在记述什么样的事物时要议或作。在一部
方志或其中某部类篇章的整体上，实现资料性与著述性的统一，当然需要寓议于记、述而精作，
但并不是说在每个最小记述单元中，在每件具体事物的记述上，都要有议或作的成分。要从
实际出发，着眼“精”字有所选择。在与一方百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紧密有关的大事记
述中应该有作；在属于历史的转折变化或具阶段性特征事物的记述中应该有作；在确实具有地
方特点、社会价值高的事物记述中应该有作。
还有一个应该注意也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属于作的文字如何才能繁简适度。在整部书中，
绝大部分文字是记述，但并不是说每个最小记述单元都是如此。有些目、子目，特别是一些具
体事物，议或作的文字未必很少。因为每件事物都有其个性，即使是相同名称且在解释上完全
一样的，如果出现在不同地方或不同时期，就有不同的议或作，这种不同自然也表现在文字多
寡上。从这点意义上讲，如果多部方志都记述着同一事物，比较鉴别哪部记得思想性、科学性
强，突出了特点，就看议或作的力度。一般来说，属于充实述的内容，深化述的层次的议或作，
文字量很可能比对事物本身的记述为多；属于突出述的个性，提示述的性质的议或作，文字量
比对事物本身的记述可能为少。
现从四个方面，用一些实例，与学者和广大同仁交流笔者的做法与体会：
一、充实叙述内容，丰满历史发展脉络。大至历史的阶段性变化，小至地方上带有阶段性
特征的具体事象，从历史长河流程中看，并不是突然发生的，都有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由量变
到质变，由不太使人注意到引起重大反响的过程。在方志中，记述带有阶段性特征的事物，只
孤立地、静止地记成某年某月有什么事，并不科学得体。但如果记成“由……到……”的全过
程，也就是记流水账，又势必是不分大小主次，使人难察阶段特征。像这样的情况，运用寓议
于叙或述而精作，将此前一些情况，与记述阶段性事物一起作一番勾勒，也就解决了问题。例
如：
1、关于记述农业机械化。枣强县属抗战中的敌后根据地、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区，又是农
业生产力比较低下，生活比较贫穷的县份。1958年3月18日，石家庄专区农业局从元氏县派调5
台波兰产的拖拉机，到枣强县的3个村作春耕表演，人们云集在田间参观。触景生情，自然就
纷纷议起这些年的见识和心绪来。撰稿时，手头资料就是一句话，包括时间、拖拉机型号、台
数和3个村名。翻阅已出版的县志，这类情况也是只记到这点，加上“这是本县首次用拖拉机
耕作”。笔者想，要表现中国特色，要记老解放区的特点，要体现中国农民向往、追求机械化
的心态，于是记述为：“1958年3月18日，有5台波兰产拖拉机，由元氏县运到本县，分别在大
金村、王屯和三里营作耕地表演。在此之前，为数不多的人在冀衡农场或外地的展览会上看见
过，青少年们则都有编进语文课本里的短篇小说《拖拉机开进高家村》给留下的印象，更多的
人只在报纸上、银幕上看见过。如今，拖拉机来到家乡，不禁皆大欢喜，老年人感叹今昔，青
少年更向往未来”。无疑，从“在此之前”的文字不是在论，也不是志体所忌的倒叙法，而是
这件阶段性事物的延伸，是实录了当时人们的议论，也算通过“作”勾勒了这段历史的脉络。
2、军事编中的一个战例，是1944年11月大金村战斗。记完战斗情况，照惯例是没有内容
可记了，但又写：“这场战斗摧垮了盘踞县城的日伪军主力”。随之又“在此之前，县内其他
据点的日伪军，绝大多数已被歼或撤逃，所以，这场战斗是本县军民对日伪军的最后一场大歼
灭战，被誉称‘黎明前的一曲凯歌’。”用“作”点出了这场战斗的特殊价值。
二、突出叙述个性，阐明事物特定价值。地方志的记述贵在表述或突出个性，方法有许多。
在篇章设置上使独具个性的事物升格为其一，但在大量并排的事物中，其个性、价值是不是
就均等呢？当然不是，尤其是并列于一个小记述单元中的多个具体事物，有的独具个性，如使
之独立为一个小记述单元，就使事物的整体性失去了。用述而精做法，写出特点所在，整体性
就不会消失。对于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的同类型事物，更需通过“作”反映时代特点。例如：
1、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干部任免，是县委组织部的职能，直至现在都是。在每个阶段都记
成“归组织部”，虽然不错，但没有写出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笔者是这样写的：“游击战争
环境中，机构地点不固定，干部身份保密，分散活动。常常是几个人单线洽商，甚至一个人作
出决定。因为一个干部的任免常常关系到某场战斗的胜负，涉及若干群众的安危，时间非常紧
迫，实不容有繁复的程序。”显然这段属于不能没有的议论。
2、军事编中记人民战争战例，有的也要注意点示其在那个历史阶段的特定价值。比如拔
除边家庄据点的战斗，是1941年4月初，作了点示：“此举使本县西南部一带成为冀南抗日根
据地的牢固后方。”因为在此后，冀南区领导机关几度设在那一带。1942年夏、秋，日伪军各
纠集万余兵力，配备大量重型武器，两次对那一带大“合围”，而没有得逞。直至60年代搞战
备，枣强县仍把那一带列为“三线”，衡水军分区还特在那里建了面粉厂。当然，现代战争如
果发生不会还像历史上那种形势。这说明历史事件所具有的特定价值，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不容
易消失的。志文中没有提及在那一带搞“二线”建设，那样写就离开了时代主线，作得太远，
“精作”之理此为其一。
三、揭示叙述性质，反映矛盾运动现实。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运动之中，好事坏事都是如
此。但对于这个哲理，在修志实践中却又经常被忽略。尤其是对于群众十分关注的不正之风，
即使未予回避，也是静止地记述，没能展示与之相对的矛盾斗争。笔者写了一些，并印成若干
份寄送给一些同仁和领导，其中还包括具体事件的当事者。得到的反馈并不一致，有的表示同
意这样写，有的表示还是回避为好，也有的未表可否。细加分析，这也属正常现象，正说明矛
盾的客观存在，并有长期性。但笔者的主张是：第一，不予回避；第二，自然地提示其历史渊
源；第三，反映客观存在的矛盾运动现实。如：
1、教育章中关于教师社会地位的记述，运用两分法记述历史上尊敬教师和鄙视教师的不
同情况，也记述了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中教师人人自危的事实，实际上这
是当代在尊师问题上仍有种种不正之风的近期根源。自始至终都用述而有作笔法，写到当前是
：“教师已摆脱了动辄得咎的处境，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
值得羡慕的人……”随着列举了一些事象，并写了党政领导采取的一些纠风措施，最后是“但
历史积弊未能一时除净。”
2、写人物传，有时也遇到这类问题。对人物的褒和贬就是现实的矛盾运动。如张灿西，
抗战中和胜利后，他是本县领导人之一。建国后长期在地区和省领导经济工作，廉洁奉公，一
尘不染。70年代初，本县大搞农用机井建设，其故里的乡亲们派他儿子进省城，要求给一些计
划内物资。他拒绝了，身边工作人员却作了一点安排，他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和儿子，并对儿
子说道：“回去给大家说，我不图什么谅解，只图不误国家建设大计。”写到这个地方，传主
的事算写完了，可下边还有：儿子归里后如实讲了，乡亲们有褒有贬，都说：“还是老革命的
样子！”为什么如此“节外生枝”呢？褒者称赞老革命的原则性，而贬者则话外有音：过时了，
你何必呢？这种“作”也是与传主言行记述的呼应，传主所以说“不图什么谅解”，就因为
明知有人会贬他。如此便展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也反衬了传主克己奉公思想的坚定性。
3、民情习俗中，在“风”问题上，运用述而有作展示矛盾运动的地方较多。如对丧葬风
俗在当地情况的记述。
四、深化叙述层次，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本次修志，笔者一直坚持一个信条：表述对象是
一方之人，记事一定见人，记物力求见人。见人不仅见人做什么，如何做，还要见怎么想的。
因为思想产生于客观实践，又反作用于客观实践。尤其是记大事，记带有阶段特征的事，记与
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事，要千方百计写出人的思想动态。
为表述人的思想动态、感情，笔者用了多种方法，有的地方用确切的语言或概念直接陈述；
有的地方运用素描写意法，通过素描人的言谈举止表现人的心态意境。用得多的还是寓议于
叙或述而精作。如：
1、枣强县的“大跃进”，其特点之一是步人后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才开始：“1958年9
月9日，县和公社的领导成员们已辗转反侧许多日夜。面对外地的高产卫星，更有报纸上小麦
堆积如山的照片，哪能不信？看本县小麦亩产52斤的现实，觉得有愧于民，可不能因为自己目
光短浅胆量小而使乡亲们继续受穷啊！按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订出了下年
亩产小麦数千斤以至数万斤的计划。”记“跃进”过程，也抓住一些关键阶段，运用述而精做
法，写出群众心态的变化，如“……热情、干劲本已无有，经常有大车撂到地里，车上的灯笼
微光闪烁，四周躺着许多人熟睡的场面。”在大炼钢铁的场面上，“……青年男女人人满头满
脸黑烟，相视而嘻笑道：满地红旗，乌烟瘴气，咱这是超英赶美，干共产主义！”这里的议用
了直观语言，其精作便在于真实美、质朴美。
2、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是神州自古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最为悲痛的事。
不少方志记述就是一句：“全县人民极为悲痛”，并没表述这场悲痛的深度。也有人认为：方
志要表述地方特点，周总理逝世使举国各方都极为悲痛，不属一个县市的特点。看这场悲痛的
特点，要与在其他情况下产生的悲痛感情相比，比其广度和深度。如果将来有人研究中国历史，
研究中国人心目中的周恩来，从各部方志中，能从这个角度得出结论，这便是存史功能。根
据实际情况，笔者是这样记的：“……次日凌晨，电台播出讣告时，许多人伏枕抽泣，放声大
哭的颇多。连日来，群众自动停止娱乐活动，无知幼童有笑颜，有的长者也给以责备。”
方志理论在与时俱进，纂修方法也在创意出新。以上仅是笔者上届修志的经验体会，定有
浅陋，也许有错谬，诚望学者先生与同仁们指教，以便续志扬其长，避其短，达到精品要求。
(原载《中国地方志》200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