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与“史德”

丁继松

前些时候我读了一位老干部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去垦区沙河子农场工作时写的一篇回忆录。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毫不隐瞒地将当时沙河子农垦的贫困情景如实地写了出来。这个农场穷到
什么程度呢？他们是冬天去的，招待所里因无钱买煤，室内呵气成霜，食堂里冷冷清清连做饭
的粮食都没有。场领导只好到职工家里去借粮借菜，勉强吃了一顿饭。这就是当时沙河子农场
的实际状况。沙河子农场是80年代垦区贫困农场之一，能够将农场贫困的情况如实写出来，是
需要有点勇气的，因为在极左的影响下，人们听惯了“形势大好”、“莺歌燕舞”，一旦出现
“阴暗面”，就等于是听到了不和谐的音符，其实这正是对历史的责任感。
由此，我想到了作为史志工作者(或曰史官)，也应该像这位老干部，要勇于承担历史的责
任，就得“秉笔直书”。“秉笔直书”的核心是一个“直”字。所谓“直”者那是按照历史的
原貌，记载、书写、评述事实，不歪曲、不避讳，不避重就轻。中国历代史家都认为史家应该
具有“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史德”者是指史家的道德品格。“秉笔直
书”是体现了史家的史德，即“是非必录”、“善恶必书”。所谓“春秋笔法”其核心就是内
容真实、笔法简洁。
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我们的史志工作者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忘记了“秉笔直书”中的“直”
字(当时也不可能直书)。历史就像一团面，根据政治需要，爱怎么捏就怎么捏；需要怎么捏就
怎么捏。曾记否，在“文革”高潮中，著名的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这一史实，朱德被改
成了林彪，成为千古笑谈。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掀起一阵批判胡适的高潮，三联书店为此还
出版了几本批判胡适的文集。批判的主要内容是“他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以实验主义为核心的
治学、修身乃至治国的理论方法体系”。实事求是的说，胡适在“五四”运动的狂飚中，他与
陈独秀等在新文化运动中，高扬民主、科学的旗帜，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为中国新
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作为史家我们应该全面分析、审视胡适这个人，“直书”他的人生。他
虽然当过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但他一生从未入国民党；他虽然与蒋介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他从未骂过共产党。胡适严谨的治学态度，重视实证，不尚空谈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岳飞被秦桧所杀害，这是板上钉然的事，在《宋史》中对岳之死只是官样文章，泛泛而谈。
如果我们的史家能深层次的思考，再翻翻野史，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岳飞在当时是举足
轻重的抗金名将，“岳家军”名震中原。岳飞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司令。一个御史书丞
就能下十二道金牌将其处死？可能吗？其实杀害岳飞真正的主谋是宋高宗赵构。岳飞被杀害之
责在高宗，只不过假秦桧之手罢了。然而这一史实历代史家都讳莫如深不敢涉及。倒是明代苏
州诗人文征明在一首《满江红》词中一语道破：“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笑区区一桧又
何能，逢其欲”。这就是说：秦桧有什么能奈？能杀岳飞。如果不把岳飞杀掉，他要“直捣黄
龙”迎回徽钦二帝，那么高宗赵构往哪里放？权力斗争，错综复杂。连翰林院编修的国史都不
敢写，可见要真正做到“秉笔直书”是太难了。
司马迁人们公认的优秀史家。他著的《史记》被人称作“太史公之笔”，可以说是“秉笔
直书”了。但他对汉高祖刘邦的出生，却采取了委婉的叙述手法，但仍不失其“直”。《史记》
中对刘邦之母“刘媪”有这样的描写：“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兴，父曰太
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游。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是蛟龙于
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一段文字是说刘母在生刘邦前，曾在大泽乡河边堤岸上睡觉，
此时电闪雷鸣，天色晦暗。刘父太公来寻找发现一条蛟龙躺在妻子身上，不久刘母就怀孕了
生下了刘邦。在正常人眼里显然这是一个神话“梦龙而孕”，而实际上是司马迁想直写刘邦是
私生子而又不敢触及高祖，只能采取这种谁也无法考证的神话手法，可见用心良苦。“蛟龙”
是何物呢？就是刘媪的情人。
“秉笔直书”是一切史家尊崇的原则，也是“史德”的体现。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保
持一个“直”字，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