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我记忆中的“知青”

魏壮修

我与来垦区的一些城市知识青年，曾有过很密切和深刻的接触与交往。他们中的一些人和
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虽然都已多年不曾见面，甚至已经失去联系了，但我依然深深地怀念着
他们。我与“知青”有着相当深厚的情缘。
最早见到来垦区的“知青”大概是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初春。那一天，在西岗八五〇
农场场部大楼门前，看到从一辆大卡车上下来几十个年轻人，有男有女。他们穿着新的军棉大
衣，一个个东张西望，都显出好像见到什么都觉得新奇的样子。我向八五〇农场的机关干部打
听，才知道是他们刚从北京接回来的知识青年。据农场干部说，上面对来垦区的城市“知青”
十分重视，不仅给他们发了新的军棉大衣，还专门拨了安置费，每个生产队都要为他们盖砖瓦
结构的新宿舍。他们主要是应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也有些毕业一两年尚未就业的所谓社会青
年。我当时最主要的感受，是他们都非常年轻，朝气蓬勃，活泼可爱。很为垦区能补充进这样
的新鲜血液高兴。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暴风骤雨般地在垦区开展起来了。听说又有一些北京和别的城市
“知青”来到垦区，对垦区的运动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毛主席发出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之后，更有大批“知青”涌进垦区来了。但我在这期间没有见到和接触
过他们。因为我在1968年初就被关进“牛棚”了。
1969年12月下旬，我被下放到原兵团三十八团二十连劳动。这时，才见到和接触到大批“
知青”。我当时无资格当“兵团战士”，被编到男农工排的“兵团职工”班。班里的成员主要
是从兴凯湖农场“内迁”来的“就业职工”，只有少数原农场的老职工。农工排还有两个“兵
团战士”班，那就都是男“知青”。女“知青”单独编一个排。生产队为他们新盖了两栋砖瓦
结构的大宿舍，男女各住一栋。每天上班，我们农工排都要到男“知青”的大宿舍集合或者开
会，我也就因此而和他们有了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接触。
和“知青”们相处最新鲜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深深地被他们的蓬勃朝气和昂扬的上进精
神所感染。当时，我背着在“文革”中被冤枉批斗而又尚无正确结论的思想包袱，情绪比较低
沉。但当我看到这些最小只有十六七岁的年轻人，远离父母、城市，来到这冰天冻地的边疆，
生活相对而言相当艰苦，却一个个精神振奋，每天上下班列队唱歌，干起活来争先恐后。确实
令我感动。我由此也被带动和振作起来了。我感到了作为一个比他们年长近二十岁的长者，和
有整二十年革命经历的国家干部所应负的责任和应有的姿态。我开始发自内心地从生活上关爱
他们，从政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我自己花钱买了纸笔写些毛主席语录贴到大宿舍的墙壁上，
还在大宿舍办了小墙报。在劳动中，我也不遗余力，尽力而为。我这些举动，基本上得到了他
们的认可和支持，我和他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他们对我也越来越信任，有些人逐渐和我交
上了朋友。
有几件事儿使我特别感动。女“知青”排有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北京青年，个儿较小。名字
记不得了。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刚刚被吸收入了团。那天，全连突击掰苞米，采取了分垄包干
到人的办法。预计一下午完成任务。谁先完谁先走，不集合列队收工。可到大家都吃完晚饭了，
才发现她没回来。于是，赶紧到地里去找。原来她个头矮，而分的那几垅苞米又特别高，她
掰起来十分吃力，以至于还没有掰完。大家到她跟前时，她全然没有发觉，还在拼命地掰，嘴
里还不停地念叨：“我是个青年团员，完不成任务决不回去。”她的两只手都被苞米叶子划破
了，掰下的苞米上有的都沾上了血。大家都很感动。赶紧一起帮她掰完，她才和大家回来吃饭。
这件事我是听说的，并未亲临现场。但当时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在男“知青”班里，有个北京青年叫何树彦，刚十六周岁。我初见他时，发现他情绪比较
低沉。主要是当时身体有些不舒服，不胜劳累而又得不到慰藉，思念父母。于是我主动和他接
触，在生活上尽力给以帮助和慰藉，在思想上尽量给以开导和鼓励，很快我们就成了十分要好
的朋友。他决心要干出点成绩来，给那些嫌他年纪小、个儿也小、而看不起他的人看看。连队
排水施工中，他终于创造出了日挖土方全连最高记录。当他收工后到我家来时，我才发现他的
两只手上竟然都打满了血泡。我既为他的成绩骄傲，又感到十分心疼。为他那种顽强的毅力和
执著的精神而深深感动。
“知青”们的劳动热情像火一样地燃烧，感染和感动着我。使我情不自禁地忘记了自己的
年龄，把自己也当成了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1971年的麦收十分顺利。8月2日那天晚上，连里
组织突击上囤。机务排的小伙子们也都来到了场院。于是，和农工排展开了竞赛。很快，扛半
麻袋变成了整袋，一节跳板变成了三节。“知青”们呼喊着在跳板上跑上跑下。在那种似乎空
气都沸腾起来了的气氛中，我也扛了个180斤的敞口立肩满袋，摇摇晃晃地硬撑着上了三节跳
板。这年，我整整40岁。这唯一的一次“伟绩”，成了我至今还乐于在儿孙们面前提起的“当
年勇”。
“知青”们在政治上对我的信任也令我感动。一天晚上，北京青年李志雅来我家，直截了
当地问我：“老魏，你到底有什么问题？”我很奇怪。原来他们想找我拉胡琴参加演出活动，
可副指导员警告他们：“老魏政治上有问题，你们不要接近他。”我向他作了一些说明和解释。
他听后果断地说：“我相信你说的。这大半年多来，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不
相信你会有什么问题。我们信任你。请你参加演出队。”就这样，我参加了连里的业余演出队，
和“知青”们一起排练了全本《智取威虎山》，在场内的好多连队巡回演出了一个多月。
我和我的爱人也非常信任“知青”。1972年我们回乡探亲，就把家和因上学而留在连队的
孩子交给两位女“知青”照管。回来才听说，孩子淘气，有一天天黑了还躲在外边不回家，把
一位女“知青”都急哭了。我的家成了“知青”们常来的地方。有好几对“知青”的幸福婚姻，
就是在我的家里谈成的。
离开三十八团二十连后，我仍然和不同城市的“知青”们有着密切的接触和交往，建立着
新的友谊。比如在“一打三反”工作队时，副队长和好几位队员都是女“知青”。在三十八团
商店时，售货员基本上都是“知青”。在牡丹江管局信访科时，齐齐哈尔“知青”黄志斌就是
我最得力的助手和最要好的朋友，至今还偶有通讯联系。近几年来，逢年过节，总有哈市的老
“知青”来电话或到家问候。有好几位上海、北京等外地来哈办事的老“知青”到家看望我。
其中一对名叫梁钟和史依维的夫妇，男的在美国读完了博士后，两人都已入了美国籍。因公事
回国到哈。他们自己说，住进宾馆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电话找我。我为有这些老“知青”朋
友而感到自豪。我将把和“知青”们的浓厚情谊，永远深深地珍藏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