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史”与“志”的辩证关系

作者:官本学
史与志的关系，似乎无可非议。近年来，诸多专家学者在总结古今史志理论的基础上，
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区别。即“史远而志近；史专而志广；史以时系事而志以类系事；史以议
论为主而志以记叙为主。”这就进一步肯定了地方志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历史地位。但是
，也应该看到，自古至今，既有“志者，史之源也”、“志乃一方之全史”、“史中有志，
志中有史”、更有“史志难分，向来如此”公婆之说，不一而足。
方志理论的不同观点，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新志书的形式和内容。那么，做为具有社会主
义时代特色的新方志，怎样跳出旧志框框，摆脱其桎梏，继承和发展这门传统的民族文化遗
产，开创一代新风，使之更好地为当今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就需要解决一系列理论问题
。目前修志编史规模之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样一项宏伟的事业，这样一支庞大的
修志大军，亟待形成一支理论队伍，以研究探讨编撰工作中的理论性问题。目前，已有专家
应用系统工程论的方法，进行新方志总体论的研究，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所涉及的
具体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论证，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保证新方志理论在破
旧立新基础上，日臻完善，不断提高。本文不敢涉及整体论的宏观设想，仅就史与志的关系
问题，谈谈一管之见，意在抛砖引玉。就教于大方，以便探讨。
我们从几年来修志工作实践中体会到，处理史与志的关系问题，贯穿着整个编写过程的
始末，它不仅决定着篇目的安排和材料的蒐集取舍，而且决定着方志特点与时代的统一性。
拿《大事记》来说，它本身是史体，即“以时系事”记述本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生的重
大事件。做为地方志的一部分，它不仅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弥补了志书体例
的不足。新编史书也常附《大事记》或《大事年表》之类，它们与志书中的《大事记》的作
用是不能区别的。不同的是，史书中的《大事记》或《大事年表》，大都从略，仅起提要的
作用，志书中的《大事记》的容量可适当放宽，能反映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
济和科学文化的主体线条。而且不受地域限制，起码没有志体在区域性方面要求得那么严格
。如某地发生的重大灾害，开展大规模的抗灾募捐活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优越性。灾情虽不在本地，但救灾活动影响很大，《大事记》不可不记之。由
此可见，《大事记》既具史书的特殊性，又与志书有普遍的联系性。
此外，专业志与史的关系的矛盾也很突出。尽管几年来广大修志工作者历尽艰辛，奉献
出一批成果，尤其在专业志撰写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专业志
，这是可喜可庆的。但是，我们并不讳言，在创新方面，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客观上的原因
是，我们面临的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既没有一套完整的、可以遵循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因此，很难摆脱旧志理论的束缚。从已经出版的志书中看，专业志大都很少反
映人物活动，见事不见人的现象较为普遍。原因之一，可能是反映在处理史与志的关系问题
上而出现的“为志而志”的现象。纵观历代志书，皆以人物志为主，而且与其他篇目界线分
明。我们的新志，能不能打破这个界线，闯出一条新路(当然不是说取消人物志)，应该探索
一下。清人袁枚在《续诗品》中说：“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用辩
证的方法，提出了继承与创新的观点。地方志，做为一定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客观反映，
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没有生命力。做为专业志，它将重点反映建国以来各个
历史阶段的各种经济关系，反映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状况，这一切，
都离不开人的因素，都是人的活动所参与的。如果不把他们一一做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人贯穿
在专业志的整体中去，而以为这是志体所决定的，显然是一种偏见。原因之二，有的为避开
《人物志》雷同之嫌。其实，专业志中的人物与《人物志》中的人物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统一物之分为两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致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1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
便可以认识到，专业志中的人物，应该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记叙只能服从于专业志这个整体
，不应该看作是孤立着的；而《人物志》中记述的人物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个体，
记述应该在人物的主要生乎业迹。这一点，与专业志中所记述的人物活动，在记述方法上是
有原则区分的。例如《三国志》，被认为是一部史书，是因为作者将人物都放在一定社会环
境中进行刻划和描写，情节生动，形象感人，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具有一定的
史实性和文学性。地方志中的《人物志》，则是以翔实的资料，通过记叙手法，用准确精炼
的语言，如实地记述其人其事，树立一代典范。同样应具可读性和感染力。可见史与志，是
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总之，史与志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有内涵的联系，又有外延的区
别。从形式上看，“史有史体，志有志体”是不可否认的，如果改变了“志以类系事”的特
点，“如果现象形式和事物的本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
：《资本论》，《马克思全集》第25卷第923页)；从内容上看，志书所载又都是一定历史时
期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分门别类的表述，至今谁也没想排除地方志的历史属性。
新志的编纂要创新，我们就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
论的方法，开展理论研究，解决各种矛盾，更好地完成这项“不朽之盛事，兴国之大业”，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