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树德

拼音:tangshude
北大荒的“科研牛”
——记全国优秀教师、农业微生物学专家汤树德教授
张尧天
鲁迅曾自豪地说：“我是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血。”
他，也是牛，是北大荒科研战线上的“牛”，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作在北大荒的科研园
地上。
他叫汤树德，55岁，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农学微生物教研室主任，黑龙江省微
生物学会副理事长。
汤树德自幼生长在湖南湘潭的农村里。1951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参加抗美援朝。
从朝鲜回来后，部队里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学习运动。部队首长特别关心他这个只
有初中一年级文化的小战士，勉励他要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通过自学迅
速成才，争取将来也考上大学，准备为祖国做更大的贡献。一向追求上进的汤树德，暗暗下
决心，一定要赶上时代的步伐，争取考上大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用三年时间，自学完全
部中学课程和医科大学的化学课程。
1958年春，汤树德随十万转业官兵开进北大荒。别看汤树德身材不高，身体单薄，面容
消瘦，寡言少语，可干起活儿来，却敢于拼命。然而，更让人们赞叹的是，无论干活多累，
收工多晚，他吃完晚饭，总是要点起墨水瓶做成的油灯，趴在地铺上聚精会神地学习三四个
钟头。
7月底的一天，他正在麦田里为康拜因割麦打道，连长急急忙忙跑来通知他：“农场党委
决定保送你去考大学。”他愣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蹦了起来，高兴地围着康拜因跑了一圈又
一圈。
不久，他以优异成绩考进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当时，八一农大刚创办，建校劳动任务很重，边劳动、边学习。修水库，开荒地，盖房
子，什么活儿累就干什么，哪个农场需要，就到哪里去，当时的学生，大都是在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血与火的斗争中拼杀过来的转业军人，干起活来像拼命似的，即便在这样的条
件下，汤树德也没有改变他每晚自学四小时的习惯。
当时姜瑞元副校长被这个湖南青年的刻苦学习精神深深感动了，说：“这是多好的青年
啊!农垦大学要发展，要靠这样的人；北大荒要发展，也要靠这样的人。”1960年9月，兼任
农垦大学校长的王震将军亲自出面，委托北京农业大学为八一农大培养一批教师。姜瑞元知
道汤树德在微生物学方面有较好的基础，特地点名让他去攻读农业微生物学专业，将来回校
任教。
他带着老校长的亲切叮咛，同学们的热切希望，来到了这所被称为中国农学家摇篮的著
名大学。
汤树德至今没有忘记他刚到北农大时的困难处境。当时，这所大学的学生都是从全国各
省招来的尖子生。当他们得知他是来自边疆农村一所默默无闻的大学时，有人翻着白眼看他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给他们看看，让他们知道北大荒人个个都是“金钢钻”越是碰硬
越能往里钻。他迅速摸清了教授上课的时间和班级，他要把农业微生物学专业的全部课程都
攻读一遍，把有关的实验都做一遍，把文献资料都通读一遍。他常常从这幢教学楼跑步到那
幢教学楼，听完了这位教授的课，又赶去听那位教授的课，一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晚饭
后又去图书馆看书，从图书馆回来，又接着读书到深夜。星期日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寒
暑假也足不出户。他不看电影，不游名胜古迹，把全部时间、全部精力和全部积蓄都投到学
习上。一年下来，他使先前那些用白眼看他的人都大吃一惊：眼前这个穿旧军装、整天寡言
少语的进修生，考试成绩竟把他们抛得远远的，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一改往日的冷漠态度
了。
汤树德在北农大进修两年中，不仅学完了别人四年才能学完的课程，而且摘抄了许许多
多资料，还翻译了一部苏联新出版、在当时极为珍贵的论文集《微生物的土壤肥力》。
1962年底，北农大有的教授想把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留在身边工作，汤树德婉言谢绝了
。他毅然回到八一农大从事教学工作。
当时，农业微生物学教材上讲的都是外国的土壤微生物如何如何，外省的如何，至于北
大荒黑土层和黑土层下面白浆土里的微生物又如何呢，教材上却一个字也没有。他想：“作
为实验性生物科学的基础学科，内容和环境脱节，理论和实际脱节，这样的课，学生学得再
好，又能派上什么用场？”经过了解，他才知道在北大荒还没有人开展过这方面的研究。他
决心自己来填补这项“空白”，给北大荒土壤微生物研究开出一条新路子，为这门学科添写
出新的一章。
然而，要开展这项研究并非易事，一是经费困难，二是实验器材缺乏，二是缺少可供参
考的资料。于是，他抽空到省内外大学和科研机构去拜师求教，学习开展这项研究的方法，
搜集有关资料。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63年秋，他终于开始了对白浆土微生物的研究。由于
他功底扎实，学术作风严谨，加上他虚心好学，舍得花大力气，下功夫，这项研究还算得上
是一帆风顺。第二年，他就从白浆土里筛选出一种高效解磷真菌和两种细菌。他的研究成果
，推动了白浆土改良培肥研究的深入。后来，他在全国学术会上宣读了这项研究成果的论文
，引起了微生物学界的强烈反响。
1964年秋，汤树德下农场进行生产调查。他看到大垛大垛麦秸在地里，一直排到天边。
他问身旁的队长：“这么多麦秸堆在地里，不影响秋翻地吗？”
“不要紧，等到刮大烟炮，顺风点火，一烧完事。”队长不加思索地回答着。
“烧？”汤树德脱口而出，“那都是很好的有机肥料啊!烧了太可惜。”
队长“挖”了他一眼，说：“有什么办法？北大荒有几千万亩土地，麦秸、豆秸、苞米
秸，要多少有多少，还能一马车一马车拉出来？那需要多少人力、畜力和机械力量!再说，拉
出来又堆在哪里呢？”
汤树德想了想，试探着问：“要是翻到地下去呢？”
队长是个直肠子，听后不觉哈哈大笑起来，说：“你想把豆秸、苞米秸也翻到地里去？
它不把大犁堵得死死的，让机车、大犁都翻个底朝天才怪哩？再说，秸秆埋到地里又不能腐
烂，一冻一化，明年耙地又把它捞上来，岂不成了一锅挂面，播种机还下得了地？”
汤树德脸上热辣辣的，再没有言语。就在这一问一答之间，汤树德的脑子里已孕育出了
一个宏大的计划，他决定对“秸秆还田”进行研究。
按照他后来的设想，在康拜因上装一架粉碎机，在收粮的同时，把秸秆粉碎了，均匀地
撒在地里，再配以适量的氮肥，秋翻地时把它们翻到地里去，让秸秆迅速发酵、腐烂，都变
成宝贵的有机肥，这样，既能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化肥，提高粮豆产量，还能改善北大荒土质
。
这项试验很快受到农垦总局及其所属各农场的支持和鼓励。他把这些支持和鼓励当成自
己的力量源泉，身上爆发出了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1965年，他在实验室里进行了数百次试
验，取得了许多重要数据。1965年秋，他布置了一百块小试验区，准备把实验室里取得的成
果移到田里去验证。他计划连续试验十年，以全面揭示土壤生物学原理。当时，他每天上完
课，便扛起铁锹到试验区去挖地。他一锹一锹细细地挖，细细地拣，要把肉眼能看到的草根
、树棍都拣得干干净净，然后把粉碎了的各种作物秸秆，按不同技术措施设计分别埋进地里
，插上木牌，进行观察分析，并一一记录。晚上回来，便忙着查阅资料。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他的两项科研课题也
就“泡汤”了。
汤树德是个科研迷，离开了他的试验基地和实验室，痛苦极了!
1970年，报纸上突然提出要把弃置多年的所谓“三零”(即植物激素5406、702、920)当
成“新鲜事物”来抓，甚至说“搞不搞三零是关系到路线的大问题”。当时，校革委会一个
电话把他从生产队召来，向他下达了“战斗任务”。汤树德受宠若惊，仿佛通灵宝玉又失而
复得。
这时的汤树德刚刚成家不久，他天天骑着自行车，上班到学校，下班回连队，每天30余
里，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他和他的同事们先搞试验，接着培殖菌种，再接着就是大批量生
产和在垦区推广示范。他先后举办了卜几期培训班，帮助各农场培训骨干500余名，还帮助兵
团建立了十几个生产工厂；然后，他们又到各农场巡回讲课，传播科学技术。他风尘仆仆，
劳碌奔波，连爱人生孩子也顾不上回去照顾一下。他在普及科学技术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然而，猫儿不弄死鼠，嚼别人吐出来的甘蔗渣没滋味。研究新课题，开创新路子，才是
他的营养和生命，他太需要那些白浆土，太需要那些麦秸、豆秸、细菌、真菌、瓶瓶罐罐了
。有了它们，他的生命才能放出光辉。
1973年秋，已经停办了两年多的农垦大学又恢复招生了。汤树德的身体里仿佛又注进了
一条新的生命。从复校第一天起，他就决心实现他那宏大的计划，立刻重建试验基地，继续
先前的试验、研究，那些尘封土埋达八年之久的书籍、卡片，又重新见到了阳光。他手捧着
那些数据，禁不住眼泪“哗哗”地流。不久，“四人帮”垮台了，科学的春天来了。汤树德
在原有的两个课题之外，又加了两个课题同时并进。这时候，他更是把全部身心交给了教学
和科研工作。
在研究大豆生物固氮时，他必须在大豆生长的每个阶段，各选阴、晴、雨三种天气，到
田间去连续进行24小时的检测和化验。不管天有多黑，风有多狂，雨有多猛，都要坚持不懈
，而且每项检测化验都必须重复地试验三次(即三年)，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要真正完成这
项试验，实际上要五六年时间。汤树德每逢检测总是雨衣不离身，马灯不离手，到地里一蹲
就是一天一宿。在进行土壤分析时，往往也是几天几夜不合眼。人们在阅读他的论文时，无
不叹服其数据之准确，材料之详实。可是，谁能知道，那些阿拉伯数字，哪一个不是他数年
验证的结果呢？
有一次，他到一个农场去推广“秸秆还田”，农场场长大力支持，立刻指定一个生产队
的两万多亩土地给他搞大面积试验，他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便连夜赶制出了试验计划，亲
自训练工人，亲自带领工人搞试验。他为他们提供技术资料，免费为他们化验样品，农场、
学校来回跑了两年，结果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场长高兴得用拳头直捣他的胸
脯，向他表示祝贺与感谢，当即提出与他进一步合作的计划：明年搞更大面积的试验，全部
机械化作业，用飞机撒施氮肥，以调节秸秆的碳氮比例。从此，“秸秆还田”技术名声大噪
，很快在北大荒各农场全面推广开来。接着，这项成果又在黑龙江省的其他地区大面积推广
。汤树德的科研成果，不仅源源不断地充实到自己的教学之中，外省的农业院校也纷纷将其
成果引入教材。
汤树德经过3年试验，证明了用白僵菌防治玉米螟效果最好。论文发表以后，引起了各方
面的关注。有个农场立即派人来与他洽谈协作。对方提出由他们租用一架飞机，搞一次大面
积的灭螟试验，要求汤树德为之提供50公斤白僵菌菌粉。
面对农场遭此巨大的螟灾，岂能袖手旁观？他爽快地答应下来。谁知在接种工作开始后
不久，汤树德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他按照南方省区编写资料介绍的工艺流程接种了十几次
。污染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眼看离飞机上天只有两个星期了，他手中连半公斤菌粉也没有。怎么办？为了不使农垦
大学声誉受到影响，不使农场遭受经济损失，他断然决定接种工作停下来，重新研究白僵菌
的生理特性。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试验、分析，终于设计出了一套新的、适应北大荒条件的程
序。由于新的设计科学合理，结果只用了一周时间便超额完成了任务，保证了农场的需要，
不仅灭螟效果很好，而且把生产这种菌粉的生产周期，从原来的15天缩短为7天。
有一次，汤树德到农场考察土壤耕作，他发现除草剂氟乐灵对大豆根系具有很大的毒害
作用。显然，它也是造成大豆减产的重要因素。回校后，他立即组织教研室同志进行系统研
究。经过数十次试验，终于弄清了氟乐灵抑制大豆结瘤，固氮机理和造成抑制的条件。
论文一发表，便引起国际上的注意；英国、加拿大、西班牙、法国等国一些同行纷纷来
信同他交换论文；香港的一家国际公司更是频繁同他交换科技资料，并邀请他去出席国际学
术年会。
从1984年开始，汤树德又开展了对“大豆保护性施氮原理的研究”。这是农场总局下达
给他的攻关课题。经过四年的试验、研究，如今这一课题业已完成，在解决施氮用肥与大豆
根瘤固氮的矛盾方面，又有关键性的突破，提出了调节土壤氮素转化形态的一整套措施。这
些措施的推广应用，将给黑龙江这个大豆基地带来巨大的效益。“八五”期间，汤树德承担
了两个课题，一个是“大豆重茬微生物障碍的研究”，目的在于阐明大豆重茬减产的微生物
障碍原理；另一课题是“单细胞蛋白饲料的开发研究”，这是国家下达的攻关课题。他打算
结合黑龙江省的具体情况，通过利用农副产品和工厂废渣、废水，来大量繁殖高蛋白微生物
，变低效价的农副产品废弃资源，为高效价饲料。这项试验的成功，不仅将给畜牧业提供更
多的优质饲料，促进畜牧业的发展，而且对于治理“三废”污染也有重大意义。
为了表彰汤树德在科学研究上的贡献，1985年，他的“大豆生物固氮”，被农场总局授
予“科技进步”一等奖；他的“秸秆还田”，1989年连续获农垦大学“优秀科技成果”一等
奖、农场总局“科技进步”一等奖、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87年，国家科委向他颁发了
“科技进步”三等奖。1990年，农垦大学授予他“最大贡献、最有创造性”教师的光荣称号
。
汤树德执教30年来，一直坚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教学方向。他以土壤生物有效
能源为核心，紧密结合黑龙江省、特别是北大荒农业生态环境和生产实际，不断更新和丰富
教学内容，改变了微生物教学内容严重“三脱离”的状况。在教学方法上，他独创了一套新
的教学模式，即：从生产实际中提出问题——现状分析——科学资料分析——科学论证——
概括结论——应用方法——问题讨论。通过这“七步法”的教学，使学生在接受科学知识的
过程中，逐步形成科学思维、分析、论证、抽象、概括的能力，为农学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改
革，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这种教学方法适应了学生的需要，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汤树德所培养出来的
学生，不仅理论基础坚实，知识广博，而且都是解决科研、生产问题的强手，他培养出来的
四名研究生，个个都是教学、科研和生产上的重要骨干，其中一名毕业不久，便担任了一所
大学的系主任、副教授，在科学研究上也是硕果累累，被誉为富有开拓精神的人。
汤树德的教学成果十分突出，1989年荣获八一农大一等奖、省教委二等奖；1990年，他
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光荣称号，国家教委给他颁发了奖章。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汤树德进入科学殿堂的呢。
海伦·凯勒曾经说过：“当一个人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他去翱翔时，他是决不应该去
爬行的”。是的，党和人民不仅推动汤树德去翱翔，而且为他装上了翅膀，给他鼓起了雄风
，送他去翱翔，希望他飞得更高、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