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场划归哈尔滨管理局(1976年3月一1983年)



一、组织机构概况

1976年3 月，农场划归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哈尔滨国营农场管理局领导，农场原编制不
变。

　　1977年12月23日，经哈尔滨市委组织部批准王化东调任农场革委会副主任。

　　1978年12月，沙河分场划出独立，成立黑龙江省沙河农场，王海从农场调出任沙河农场党
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1979年1月刘秀峰调任农场代理党委书记职务，同年11月由省委批准正式任职。7月，王化
东、房石俊、刘生成、康志忠、卢善元任农场副场长。

　　12月，农场调整机构编制，撤消政治处设组织部、宣传部，撤消经营管理科，设供销科、
计财科、劳资科，畜牧科合并到生产科，成立工商科。李跃辉任组织部长，刘金贵任宣传部长，
赵春明任供销科科长，陈秋明任计财科副科长，王俭任劳资科副科长，李太雨任生产科科长，
王喜良任工商科科长。

　　1981年4月，副场长王化东调走，刘生成副场长从北京学习回来后主持农场行政工作。

　　1982年沙河农场划人，9月再次划出。10月由省委正式批准王海任场长，李太雨任副场长。

　　1983年4月滕利由闫家岗农场调人，任场党委书记，原党委书记刘秀峰任副书记。

　　二、城市知识青年

1976年7 月25日最后一批哈尔滨市下乡青年195 人来场，几年来农场共接受588 名城市知
识青年，其中1970年襄河农场调来70名上海等地知识青年，这是第一批来农场的城市青年，1974
年11月28日哈尔滨市知识青年102 人来场，1975年9 月23日哈尔滨乡知识青年116 人来场，又
接收天津、辽宁等地知识青年37人，以及通河县等地的知识青年。

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给农场建设带来新生力量，他们
被分配到农场的各个生产队和其他单位，大多数人从事生产第一线工作。每批知识青年下来后，
农场领导都要投入很大精力做好安置工作，农场组建连队，抽调各科室科长担任指导员，精心
管理，耐心教育，关心他们的成长进步，他们中间一些人成为农场农业生产、文教、宣传等行
业的骨干力量，有些人成为先进生产者，有些知识青年在农场工作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一些同志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
学的浪潮中，农场选送了部分青年上大学。

1977年以后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到1978年以后，知青由零星返城，发展到成批反城，
1979年知青返城已达高潮，仅2 月份就有58人通过上学、招工、办理病退、接班等途径返城。
1983年，农场只剩下上海知青方建兴、蒋荣根、严国定（上学分配），哈尔滨知青袁文柱、王
凤彦、王凤芹。

　　三、拔乱反正

　　1、批判“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1977年农场开始传达中央文件，在全场内发起了揭批“四人帮”的战役。重点查摆了“四
害”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场受其害，身受其害的表现，批判了“四人帮”在国营农场
的流毒和危害，初步澄清了路线是非。

11月份按照中共中央（1977）37号文件精神，参照“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集中批判了“四人帮”抛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所谓规律。认清了
“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要害就是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批判了
“四人帮”的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反动谬论，进一步认清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政治与业务的
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社会主义时期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三个战役进行到12月底。

　　2、大学大批促大干

　　(1)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1977年2 月10日在全国范围“农业学大寨”中，农场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共进行
8 天，传达贯彻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农场总局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党委书记孙超
在会议上做了题为《狠批四人帮，为把我场建设成大寨场而奋斗》的报告，会议制定和通过了
岔林河农场建成大寨场的规划。

会后，组织农场领导和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分期分批地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参观学习。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脱离实际，缺乏科学性，三年建成大寨场的《规划》无法实现。

　　(2)改善企业经营管理

1977年6 月3 日召开了全场经济工作会议。同年9 月23日召开了经营管理工作会议，党委
副书记康志忠、副场长卢善元、党委书记孙超分别在两次会议上做了专题报告。经营管理会由
江南（沙河分场）开到江北（场部），共进行了6 天。两次会议的主题是抓好经营管理，把被
“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提出了1977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场总动员，苦战77年，大学大
批促大干，粮食上“纲要”，总产超千万，开荒四千五，全面大发展，三年建成大寨场，誓为
革命做贡献。

会议取得了良好效果，企业经营管理混乱现象有了改善，财务支出得到了合理控制，职工
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如鹅场在无设备、无厂房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土法孵化鹅雏，由年初的700
多只发展到2400多只，为养禽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3)整顿党的作风

1977年下半年，党委进行了两个季度的小整风。年末，全场在基层党支部开展小整风。认
真审慎地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党内不同程度上存在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问题，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好。为联系实际拔乱反正，场党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干部队伍革命化建设的
决定》，主要内容是：

一是要深入持久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把思想政治路线搞端正；二是深入批判“四人
帮”，建设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三是各级干部要心不离群众，身不离劳动，做群众的贴心人；
四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对特殊化，立党为公；五是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加强
革命团结，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六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大干社会主义；七是关
心群众生活。

　　四、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将农场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党中央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明了农场的发展方向，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实施战略转移，发展经济，农场工作开始走向平稳发展的轨道。

　　1、首先是平反三案：

一是为在反右斗争中错划为右派的10名同志予以纠正。

按照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落实了党的政策，使蒙受多年的不白之冤得以改正，为
他们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场籍、干部身份，工资级别。

　　二是为在劳改农场期间被错遣人员落实政策。

1965年至1967年，劳改布局调整，大批就业工人被遣送，农场在此期间还将部分已被录用
为干部，并办理了正式审批手续的人员同时清理出场。按照党的政策，将按干部身份管理的人
员重新召回农场分配工作，同时按龙发（1973）122 号文件精神，将不合理清理出场的其他13
人召回农场。

　　三是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场有大批干部遭受打击、迫害，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
“特务”、“内奸”等。有的关进监狱，甚至有些一般群众也被当成怀疑对象进行批斗，使他
们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按照党的政策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给予纠正平反，恢复
名誉，其中有原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徐凤山，原党委委员、副场长冯有祥，原副支队长、代支
队政委鲍广德等共150 多人。

三案纠正工作在1979年底基本结束，农场成立信访办公室，专门负责处理经常性的人民群
众来信来访，并把这项工作纳入党委工作日程中。

　　2、实施经济体制改革

1979年全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
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明确了实
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出发点，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想路线，
为农场恢复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不断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影响，逐步形成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 ）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中央关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国民
经济八字方针，结合农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关停了小糖厂，将糖厂的厂房
改建为酒厂，合并了第三、第四生产队，砍掉了鹅场，1979年继八队之后又建立了第五生产队，
调整了农作物种植比例，大面积发展了麦、豆生产，因地制宜地发展了经济作物。

（2 ）积极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打破传统的经营方式。农业生产积极推广化学药剂灭草，
1980年化学灭草面积27529 亩，占总耕地面积53％，进行标准化作业，推广应用了轮作制度，
在培肥地力方面，实行了秸杆还田，积造有机肥，同时增施化肥，促进高产，大力引进并推广
优良品种，促进农业的发展。

（3 ）1979年2 月开始在全场普遍推行岗位责任制，从干部到工人都有自己的职责，用职
责衡量工作成效。

1980年进一步实行岗位责任制和包定奖办法，即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形式，盈利留用，
亏损不补，各单位实行财务包干，生产队对班组实行专业承包，联系产量计奖的各种生产责任
制，把企业的经营成果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这一改革，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了
劳动效率和经营水平，农业得到了发展，粮食总产超历史。

1981年农场在实行包定奖的同时，采取了浮动工资办法，干部、工人的工资每月扣除5 元
钱，按人立户储蓄，待年终盈亏情况定奖罚比例，以财务指标为依据，造成亏损的，按1 ：1
的比例扣罚，扣罚余额同利息退还本人，农场还采取了定额计分，以分计酬，以分计发工资的
办法。

1982年实行以浮动工资、联产计酬为主要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实行包干到队，承包到
组。职工工资以37元为杠，37元以上部分为固定工资，37元以下（含37元）部分为浮动工资，
80％作业工资，20％为责任工资进行浮动。年终全面完成合同规定的各项经济指标，责任工资
全部返回，否则按比例扣罚责任工资，直至扣罚全部责任工资。

1983年在全场范围内，实行盈亏大包干的经济责任制，这是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
进行企业整顿的基础上，实行砸碎“铁饭碗”，不吃“大锅饭”迈开的一大步，《岔林河农场
一九八三年经济责任制方案》中详细地做出了规定。

　　2、进行企业整顿

1982年8 月在第八生产队进行整顿试点，10月以哈尔滨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李名毅为组
长的哈管局蹲点调查组进场，开始全面整顿企业。1983年5 月蹲点调查组离场，企业整顿基本
结束。

（1 ）整顿了场、队两级领导班子，通过学习、讨论，按有关文件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虚心听取了工人、干部的意见，在思想整顿的同时进行了组织整顿。调整和充实了场领
导班子，滕利任党委书记，原党委书记刘秀峰改任党委副书记，原副场长王海提任场长，原生
产科长李太雨提任副场长。刘生成由副场长调整任办公室主任，基层单位也分别进行了整顿，
按“四化”要求充实，加强了薄弱队的领导力量，生产队主要领导平均年龄34.5岁，文化程度
初中以上。

（2 ）打破“铁饭碗”，实行责、权相结合，采取了定额上缴，盈亏大包干的经济责任制，
出现了机农联合承包组，机务承包组，个人承包等，开辟了各种生产门路，调动了人们的积极
性，使承包的职工由国民经济中的劳动者转化为具有较大经营自主权的经营者。

（3 ）加强了财经管理，制定、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举办财务队长、会计、出纳员、
保管员、统计人员训练班等。提高了各行业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及素质。

（4 ）加强了党员教育，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保垒作用。这次整党训练了基层党支部书记，
轮训了党员，1983年3 月第一批轮训了88人，利用10天的时间学习新党章。

（5 ）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制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规划，宣传部、武装部、共青团共同举
办了业余报告会，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开展了“文化技术双补”工作，大力活跃职工文
化生活，组织了歌咏比赛、球赛、书法、绘画、灯展活动。

　　五、第八生产队

省革委会对岔林河农场开垦荒原有明文批示，省委书记杨易辰多次指示要从通河县划给岔
林河农场20万亩荒原，最低不少于10万亩，把岔林河农场变成哈管局郊区四场饲料基地。根据
这一指示，农场于1977年春派有关人员到荒原进行多次踏查，决定向荒原进军，扩大生产，组
建第八生产队。因农场当时包括沙河分场共七个生产连队，所以八队是按当时的排列顺序而得
名。

第八生产队的组建工作由高清云负责，1977年6 月2 日，高清云、程沛泉带领22名垦荒队
员，赶着一台马车，驾驶着四台铁牛，进入弹弓泡西岸，开始了万亩草原第一犁。垦荒队员们
借住老乡的地窨子，搭起锅灶，升起烟火。为了解决安身之地，他们一边开荒，一边盖房，干
部、工人齐动手，在附近的两个农村社员帮助下，起早贪晚抢时间争主动，在很短时间里，盖
起了18间由土垡子垒起的房屋（在现家属区东1 公里处），为以后的开荒和建设打下了基础。

为加快开荒速度，建点后，又从沙河分场抽调4 台拖拉机，8 台机械昼夜开荒，经过垦荒
队员们的努力，1977年10月末共开荒11250 亩，并将这些地整平、耙好，达到播种状态，1978
年生产粮豆69.85 万公斤，盈利10万元，1979年生产粮豆65.65 万公斤，1980年粮豆总产145.65
万公斤，盈利15万元。

第八生产队至1983年有耕地面积18000 亩，人口由建队初期的27人发展到300 多人，有砖
瓦结构的职工住宅14栋，生产队用房6 栋，有链轨拖拉机8 台，E512收获机3 台，牵引收获机
1 台，推土机1 台，胶轮车2 台，80马力40千瓦发电机组1 台，已成为全场土地最多，机械化
程度最高，规模最大的生产队，是全垦区规划中的100 个机械化生产队之一。

　　自1980年以来的4年里，连续4场大的灾害，严重地影响了生产队的发展。

1980年冬一场雪灾使几十万公斤大豆被雪掩埋在地里。1981年夏季，松花江洪水泛滥，庄
稼颗粒无收，房屋被浸泡，损失惨重。1982年，虫害，几千亩大豆绝产，1983年夏季水灾，房
屋再次被泡，万亩农田一片汪洋，全场总动员，于水中抢麦近100 万公斤。在洪水泛滥期间，
八队职工家属两次离开家园，两次重返家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党委及各级领导关怀下，
职工家属的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

　　六、第五生产队

继第八生产队开发建设之后，1979年6 月23日，第五生产队开荒队伍踏人红旗马场一带，
在荒原上搭起一顶帐蓬为立脚之地，同时进入10台东方红拖拉机，开始了创业生活。生活很艰
苦，晚上干部、工人挤在小帐篷里栖身，屋小人多挤不下，便把刚运上去的空油罐当成他们的
宿舍。伙食条件更差，人们经常吃不到蔬菜，饭碗不够用就连铁锹也成了餐具。长期的艰苦生
活使得一些人生了病，不少人患上了痢疾，这些创业者们谁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克服
困难与疾病做斗争，以苦为乐。年轻的拖拉机手们工作起来生龙活虎，工余时间谈笑风生。一
次，这些调皮的小伙子背着领导，开着八台拖拉机在高坡下一字排开，一声令下，竞开起拖拉
机运动会来。生活鼓舞着人们，给人们带来希望，经过干部、工人的团结奋斗，当年开荒9500
亩，1980年播种大豆、小麦取得了好收成，收获小麦近50万公斤，正当大豆收获期间，1O月下
旬下了一场大雪，积雪达到1 米余深，人们的劳动成果被雪灾掠走。

1980年秋第五生产队受命搬迁。由于五队开荒点在荒原问题上与通河县有分歧，经省政府
调解批准转移到松花江北岸弹弓泡以东重新建点，原点开垦的9500亩地与当地生产队进行了串
换，荒原内的社员由通河县动员搬迁，农场给土地补偿费和社员搬迁费37.7万多元，五队队部
设在福兴屯，职工、家属迁居福兴和华山屯。

五队首任书记张玉春，副书记韩春华、李富，副队长程沛泉、郑广江。1981年调陈远富任
队长，1982年调车铁军任队长，陈远富任书记，张玉春调回场部，在这期间工人增加到70多人，
机械增加2 台胶轮车，2 台E512收获机和2 台东风收获机，推土机1 台，手扶2 台，还有相配
套的田间机械和非田间机械，一个机械化生产队初具规模。

第五生产队建队五年中连续遭受自然灾害。1981年7 月松花江洪水淹没所有农田，部分房
屋被泡倒塌，粮食颗粒无收，职工家属财产损失很大，严重影响五队的建设。1982年虫灾、旱
灾，大部分农田绝产，剩余部分严重减产，收获粮食仅26.5万公斤。1983年农田长势良好，小
麦可达历史最好水平，正当麦收时节，8 月中旬松花江洪水达到历史罕见程度，最高水位海拔
104 米，又淹没全部农田，五队居民房屋泡倒，无法重返家园，党和上级领导关怀受灾职工生
活，及时拨来救灾款25万元，盖起了五队新居民区，受灾干部职工得到了妥善安置。

全场职工没有被灾害所吓倒，在党委和各级领导带领下，同自然灾害做顽强的斗争，进行
了抗灾自救，1983年龙口夺粮31万多公斤，组织生产自救，克服困难恢复生产，为农场打翻
身仗创造条件。

　　七、在抗灾斗争中，转移经营战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场在经济建设上采取了重大措施，调整了经济结构，进行了
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开发建设五、八两个生产队，使农场的耕地面积迅速增加了3 万多亩，
把农业做为农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是正确的，领导的主观愿望是良好的，但是，因历史资料
缺乏，不能正确认识旱涝规律，在沿江洪泛区域内开发建设，忽略了农场现有抗御洪泛灾害的
能力，两个生产队初见成效就赶上了丰水期。

1981年、1983年两场特大洪水，两度吞没五、八队万亩良田，房屋、机械、物资被水浸泡，
造成重大损失，场党委领导全场职工，在大灾之年抗灾自救，1981年洪水期，党委书记刘秀峰
亲自到受灾的八队，昼夜指挥抗灾斗争，从仓库中抢回几十万斤粮食，受灾群众顺利转移到场
部，1983年洪水到来之前，场党委调集全场人力开赴五、八队抢收小麦，场长、书记第一线指
挥战斗，抢收小麦5380亩，收获小麦100 多万公斤。

1983年11月，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副局长刘文举，哈管局局长李忠，书记王有德及有关
人员来场，同各级领导进行座谈，商定农场的大政方针。根据农场的实际情况和自然灾害的影
响，确定将农场的经营重点从五、八队转移到场部地区的2 万亩耕地上来，以发展水稻生产为
主，五队、八队也不放弃，根据有利时机，再度谋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