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农场下马”

1964年11月，经农场场长孙富主持的场长办公会议上，(当时党委书记王维参加九三社教
团，副书记张茂起患病休养)对农场连年亏损问题查找原因，认为有五条，一是经营方针不明
确。对本地自然规律认识不够，一业为主不突出，时弃时兴，单凭主观意识出发，想搞啥就搞
啥。饲养业大的到奶牛，小的至田鸡，忽视了与主业的关系；种植业不考虑销路，天时地利，
技术程度，曾一度大搞果树上山，人参满园，因管理不佳，土质不良，果树荒废，人参死亡；
农牧结合脱节，不是生产基础结合，而管理单位结合，造成养猪单位没饲料，种地单位没粪肥，
增加了运输费用，提高了作业成本与饲养成本。二是在办场思想上，缺乏勤俭办场，存在花
钱靠国家，管理靠干部，收成靠老天的三靠思想。三是管理体制硬套大场，农场虽小“五脏俱
全”，设备成龙，机械不配套，造成了摊子多，底子大，管理人员多。四是工资支付脱离生产
成果，生搬工业上的一套办法，不管收不收，工人是一年12个秋，因而工人关心生产成果的思
想逐渐淡薄。五是领导作风缺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某些问题上只
图合法，不求合理。
　　同时又由于农场土地零散，地表起伏，积水成泽，不能发挥机械效率，空运较多，耗油量
大；另外单凭机械又不能全套完成生产任务，形成了机械，人畜双配套，增加了生产费用。
　　根据场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把机械与机务人员和愿意走的工人调到其他农场，农场交给
延寿县政府改制为人民公社，由纪科执笔起草农场“下马”的报告，名义上是机械要下去，畜
力要上来，退一步进两步。报告交到省农垦厅，很快批复下来，延寿县政府也同意接收为人民
公社。
　　省厅同意“下马”，县政府同意接收，所以将机械和机务人员往乐山农场调，调出机务人
员98名，干部34名，农业工人178名，134户人家，家属620名，调出机械有拖拉机188标准台，
联合收割机l台，机引农具80台，汽车5辆，车床3台，调出蜜蜂524箱。
　　延寿县政府把准备接收庆阳农场的事向牡丹江地委作了汇报，地委领导指示，农场归县变
人民公社是可以的，变革以后农场工人的退职工资县里给不起，这是个大问题。县政府根据地
委的意见不同意接收。
　　县里不同意接收，机械也没了，省厅不拨款，怎么办?农场纪委书记刘昌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多次组织老干部，老工人座谈会或个别串联，一致决定发扬建场时期的那股劲头，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自己的梦自己圆，自己的事业自己干。于是1965年2月份精减了管理人员，
全场生产队以上干部有94人，整编后留 34名，调走34名，充实第一线26名，机关由三科二室
一组合并为两室一处，把8个生产队一个药队，一个良种队改为8个大队25个小队，同时改变了
工资支付形式，实行评工记分办法，职工的工资支付和超产奖励采取六、四、五的支付奖励办
法，即职工的基本工资60％为作业工资，以个人原工资为基础，月薪日记，按日支付40％为成
果工资，秋后看产量和利润完成情况，以评定的工分为分配依据，多劳多得，超产部分按50％
奖给小队。
　　通过一个阶段的实践验证，这种工资支付制度的改变，符合现实的经济基础和职工群众的
要求，为此群众把这次整顿的好处总结为“四高”“三多”“两解决”。四高是管理水平提高
了，过去是少数人管理，现在群众是生产的主人；工效高了，工人管理提高了生产效率；集体
主义思想提高了；利用率提高了，旧物废物利用，节省了开支。“三多”是收人多了，参加劳
动的多了，向国家交的商品粮多了。“两解决”是解决了个人与国家矛盾。解决了干部和群众
之间的矛盾。
　　1965年播种面积为3l 827亩，粮豆面积为2 906亩。调入鼻祖马188匹，黄牛137头，畜力
干不过来就用人拉犁种地，除了种足种满现有耕地外，春开春种4l亩，这一年中虽然发生了水
灾、旱灾、虫灾、冰雹，成灾面积437亩，绝产面积750亩，但是粮豆作物亩产达到191斤，比
1964年多84斤，总产达到552万斤，比1964年多209万斤，上交国家粮食1279万斤，比1964年多
交196.7万斤，上交肥猪22头，鹿茸763两，蜂蜜10.2万斤，创工农业总产值727万元，经营亏
损11.1万元，比1964年减亏60.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