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困难时期


　　在“大跃进”运动中，农场走的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一方面，广大职工、干部在党的
领导下，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农场建设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另
一方面，由于农场体制多变，“左”倾思想的泛滥，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天灾人祸，使农
场在1960和1961两年遭受了重大损失，成为农场史上的困难时期。
　　一、管理体制多变
　　从1958到1961年，农场管理体制有过多次变更，政策长期不稳，农场不能定型。这样，既
影响了经济方针的确定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也给“左”倾思想的泛滥在组织上提供了条件。
　　1958年7月30日，省委根据中央将企事业单位下放的精神，作出“将国营农场管理厅合并
到农业厅，改为厅属局，直属的国营农场下放地委”的决定，同年10月，大西江农场下放到地
区领导，不久又下放到县，归嫩江县所辖。
　　农场由省直接领导改为县委直接领导，是领导管理体制由集中到分散的重大变化。这要求
农场的计划管理、资金管理、人事管理等一系列的制度随之而改变。但这些问题当时却都没有
解决。因为县根本没有管理国营农场的经验和能力，特别是没有解决国营农场发展经济所需要
的财力和物力。这就造成了农场资金缺乏和物资供应中断的状态。农场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层
层上报，县请专署解决，专署又请省有关部门解决，而省的有关部门又叫回地区、县里解决，
以至问题久拖不决，影响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又使地方对农场的“一平二调”、瞎指挥
有了组织基础，出于对本县利益的考虑，抽调了农场大量的干部、设备和物资，农场的生产力
受到了很大破坏。
　　1959年10月，省委针对农场下放后出现的问题，本着有利于加强农场的领导，充分发挥各
级组织的积极性的原则，又对原省属农场的领导体制作调整。将九三荣军农场收归黑龙江省农
业厅农场管理局领导，大西江农场改为九三荣军农场大西江分场。
　　这一变动，使九三荣军农场变成了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的大型农场，出现了总场集权过多，
规模过大的问题。总场把人、财、物和生产指挥权全部集中上去，分场对工人奖惩、日常财
务开支，生产用的少量木材和小型农具都要经总场批准。物资现用现领，而且是专项专用的。
日常生产总场采取“一杆子插到底"的办法，每天的生产安排、劳力使用、作业方法，都由总
场统一指挥。甚至有些作业还要请示县里同意。作业分散，自然条件变化多样，上边采取“一
刀齐”的硬性规定办法指挥生产，造成很多损失。分场和生产队的工作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生
产队长每天早上不知道当天干啥，等着总场电话指示安排工作。这种集权过多，规模过大的管
理体制，限制了农场经济的发展。
　　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1959年，九三荣军农场同时又挂出了“九三人民公社”牌子，
下属各分场为管理区。农场成立人民公社，实行“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行使“政、企、
社”三种职权。这种管理体制，模糊了国营农场的企业性质。不利于农场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实
行经营管理，分散了领导精力，既不利于生产，也不利于政权建设，同时也扩大了农场编制，
增加了非生产性开支，影响了经营效果。因此，在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
“左”倾错误时，农场便取消了人民公社的称号。
　　二、 “左”倾错误的表现及其影响
　　大西江农场管理体制的几次变动，是害大于利的。它助长了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
“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思想的泛滥。这些“左”倾错误思想，随着“大跃进”人民
公社化运动的不断高涨，愈演愈重，给农场造成了人为的重大损失。其主要表现简述如下：
　　高指标。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下，各种指标都凭领导者的主观意志而制
定，并随意拔高。如：l958年，要求小麦平均亩产保证500斤，力争l,000斤，大豆平均亩产保
证300斤，力争500斤，各生产队都要有一块小麦亩产超l500斤，大豆亩产超1,000斤的“卫星
田”实际上，1958年是近几年产量最高的一年，粮豆平均亩产才212斤。其它，如畜牧业、水
利、积肥、脱谷等任务指标，也都高的根本不能实现。
　　浮夸风。由于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影响，在反右倾鼓干劲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形势
下，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浮夸风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破坏了经营管理的各种制
度。以电话会议代替深入基层参加生产、指挥生产的制度，几乎天天开电话会。以“压、逼、
斗、撤”代替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基层干部普遍有四怕：怕接电话，怕汇报，怕开会，怕见
领导。上行下效，生产队干部对工人则是“卡、骂、打、罚”。完不成任务就撤职、降级。不
虚报进度，.轻者挨整，重者受罚。因此指标愈高愈好，口号越响，说明干劲越大。谁的大话、
空话、假话能说得上级满意，谁就被视为“先进”，就给送红旗，叫做“插红旗”。否则，
谁要是讲实话，不敢吹，谁就被视为“右倾”、 “白旗”，谁就要被撤职或给其它处分，叫
做“拔白旗”。对上级提出的跃进指标落实不下去，就利用“拔白旗"的办法杀一儆百，以求
打开局面。1960年秋天，在一次支部书记会议上，场领导要各队的饭豆必须达到垧产两吨。一
位支书说：我们的饭豆连豆秸加上也达不到两吨。结果这位支书因“右倾”反省一天。报喜不
报忧，一级糊弄一级，自己糊弄自己。明明在吹牛，又怕别人说是吹牛，便以“说到做到不放
空炮，说干就干决不拖延”来加以掩饰。每一项中心任务开始之前或完成之后，都要搞“比武
打擂”或报捷会，找出能说善讲的人上台表演。口号震天响，指标随意提。因为制定指标不根
据实际情况，也不须讨论研究，全凭当时的气氛和其它单位的标准而定，只要能压人一格就行。
因此，出现了后一个发言者必然要超过前一个发言者，“英雄”自然就走最后发言者的“自
然规律”。有的竟将小麦亩产吹到2，O00斤。1959年秋，嫩江县摆“擂台”，各单位(包括农
场)上台发言的人穿上了戏装，有说有唱，手舞足蹈，加有锣鼓相伴，好不热闹。
　　瞎指挥。瞎指挥风在大西江农场是从l960年春嫩江县派来工作组长期蹲点督战后形成高潮
的。它在生产上，胡干蛮干，不尊重自然规律，给农场经济造成严重损失。
　　例如：1960年4月中旬还在强行推行“纳齐”拖拉机改柴油机和24行播种机改装48行播种
机任务，违误了农时，有60,000亩小麦是在6月20日以后用人工撒播的。这些小麦秋后每亩只
收了二十多斤；因为没完成播种计划，夏锄时不准铲地，只许开荒和播种。是年，大豆因草荒
而造成严重减产；麦收期间，三队(今一队)有6,000亩小麦已经开始掉头，工人一致要求联合
收割，由于领导瞎指挥，坚持带杆割晒限期三天完成。结果，不但割晒时打掉了许多麦粒，放
在地里的铺子也都生了芽。
　　在经营管理上，不计算成本，不讲经济核算，批评坚持经济核算是“只算经济帐，不算政
治帐”和“只算消极帐，不算积极帐”。一味追赶形势，造成劳民伤财。例如：l959年冬，在
大搞水利的口号下，不顾当地条件和实际可能，在三队(今一队)南山的沟塘里兴修“以蓄为主”
的水库，调动了3个队(今一、四、五队)的二百余人，搞了一冬一春，终因无水可蓄而报废，
损失十多万元。再如：1960年秋，大部分小麦割倒后未能拾禾，秋后用人挑车拉，在田间垛
成大垛，冬天搞定点脱谷，人们吃不饱肚子，冒着摄氏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情绪低落；机械
零件缺乏，故障多，不能发挥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县工作组和农场领导，不是先做好思想政
治工作，调动其积极性，合理组织劳力，选配好机车，而是靠强迫命令，大搞“人海战术”和
“疲劳战术”。所有的康拜因都要出动，每台车配备二十来人“喂大嘴”。实行大班作业制，
即一昼夜算做一个班次。当时一台车一个正常班次只能脱八、九斗粮，而领导却指令每台车一
个班次脱15斗。因此，有的车组人员故意将风量调小，以增加杂余，有的还往粮仓里掺麦秸。
尽管如此，也还是完不成任务。苦干了一冬，直到第二年二、三月份，加上附近社员连偷带抢，
一个个大垛“没了”，脱谷任务才告结束。群众普遍反映1960年是农场历史上最“狼狈”的
一年。
　　“共产风”。在省将国营农场下放到县领导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泛滥开来。它
在组织上更便于地方调用农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县、场之间，场、社之间，农场内部互相
“共产”，削弱了农场生产能力，影响了农场的发展。同时在没有思想基础，又没有雄厚的物
资条件情况下，想急于进入共产主义。例如：早在1958年8月，农场各单位都办起了“共产主
义大食堂”，全体职工家属都到食堂就餐，每人每月只交五、六元钱伙食费，大鱼大肉尽情享
用，吃完扬长而去。由于人们的思想觉悟还未大大提高，挥霍浪费极为严重。肥肉没人吃，馒
头到处扔。这种坐吃山空的“共产主义”生活，过了不到3个月，再也过不下去了，“共产主
义大食堂”遂告散伙。
　　上述各种错误，给大西江农场造成的极大危害，已成历史事实。然而，在当时，广大干部、
职工在可能的范围内抵制官僚主义，避免了许多可能出现的损失浪费，这种精神也是难能可
贵的。前面提到的那位被停职反省的支部书记和当时被错定为“右倾”而受处分的几位干部
(1962年纠正)，就是很好的证例。当时，在大西江农场还传着这样一段笑话：
　　1960年，总场与分场之间的交通不方便，电话有时也不太好使。场长施安良，经常利用电
话“不好使”、“听不清”为理由，抵制上级的瞎指挥。每当电话铃一响，他拿起电话一听，
又是催任务、瞎指挥时，就大声喊着： “喂，你是谁，请大点声，我听不清啊!”来电话者
呼喊半天，真以为听不清，哭笑不得，只好作罢。久而久之，上边有所察觉。一次，一位领导
来电话，先做指示，施还是“听不清”。这位领导便改变主意，小声说：“老施，新进来30吨
汽油，想分配给你10吨，你要吗?”这时施场长一高兴，忘记“电话不好使”了，连声说：“
好!好啊!太好了!我马上派车去拉。”从此，施场长“电话不好使”的秘密被揭露了。
　　三、自然灾害的袭击
　　在各种错误思想严重泛滥的时候，1960年大西江农场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秋
雨较多，8——10月降雨量为234.3毫米，土壤水份达饱和状态。l960年，又遇到很大的春雨，
4至6月份降水量为237毫米，大大超过了正常年份。机械不能进地作业，给整地和播种都带来
了极大困难。夏秋雨量也大大超过了正常年头，7——9月份降水量为379.2毫米，形成了严重
的涝灾，不仅影响了当年的粮食产量，给麦收秋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且影响了秋翻地，给
第二年生产造成了极大困难。
　　(见附表)
　　 1958——1960年各月份降水量 单位：毫米

　　严重的涝灾给农场造成了连年亏损的不利局面。1960年经营亏损814,864元；l961年亏损
788,464元。l960年粮食总产量比1959年减少731万斤；1961年比l960年减少l,160万斤。农场生
产和职工生活都处于十分困难的状态。
　　四、生产力遭到破坏
　　财经困难和物资缺乏，不能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农场的主要生产工具——拖拉机、康拜
因处于瘫痪状态。
　　机械能不能发挥效能，保质、保量、保时间地完成作业任务，是农业生产丰欠的决定性物
质因素。过去，农场产量逐年提高，是与机械效能不断提高分不开的。l956年以前，每标准台
拖拉机日工作量二百多标准亩，负担耕地面积七百五十亩，到1959年日工作量提高到五百多标
准亩，担负耕地面积一千八百多亩。建场初期机械不能有效地进行中耕作物除草，近年在大豆
除草中也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但是，1959年以后出现了机械破损、不能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
严重情况。除正常停车而外，出车率也逐步下降。l957年出车班次占应出车的85％，l959年占
78％，l960年占65％。作业时间逐年增长，耕种的土地逐年增加，秋翻地逐年减少，机械效能
低，违误农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经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主要原因和表现是：
　　(一)机务管理混乱。由于瞎指挥打乱了原来以责任制为中心的机械操作、保养、保管等管
理制度。在机务管理上大西江分场存在五多：一是人员调动多，四、五、六(今九、八、十，
下同)队32个正副机车组长，每年在队间调动2次，最多的调动5次，四队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不
到一年换了9个驾驶员、13个副驾驶员；二是机车调动多，一、三、七(今四、一、二，下同)
队l2台机车在队内固定使用满一年的只有3台，二年以上的只有2台。1960年三队1台“DT——
413”拖拉机周游了6个生产队，换了2个驾驶员；三是机车零件乱拆乱调多，修车时零件混在一
起串换使用，一、七队共7台拖拉机，互相换过零件的就有5台，l3台康拜因只有2台未换过零
件，一队7台康拜因因乱拆乱换零件到l961年5月末，1台完整的也没有了；四是盲目乱改多，
如火油机改烧柴油机，24行播种机改48行播种机，都未按其它单位成功的经验改，结果都改坏
了；五是瞎指挥生产多，1960年麦收时全场采取“人、机、畜集中第一线，你干我也干，田间
大会战”的方法，把机车组和生产队的专责制度全打乱了。七队3台康拜因正在地里作业，设
在三合山(在今二队)上的指挥部小旗一摇，把3台车调到低洼地号，结果都陷住了。管理制度
的破坏，使队长、驾驶员无法负起责任，机械效能都极低，费用大大增加。l960年春同时进场
两台“东方红”拖拉机，其中一台坚持长年专责使用，一年完成了三万标准亩，只用了210元
修理费，比定额节约629元，节约油料2,42公斤；另一台一年换了二十多个驾驶员，结果全年
只工作了1,00小时就大修了。忽视技术保养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三、七生产队的l26拖拉机、
l9台康拜因中，两年内按时按号执行保养的拖拉机只有2台，康拜因只有4台，长期没有进行
细致保养的拖拉机有7台，占58.4％，康拜因10台，占53％。特别是1960年入秋以来，实行作
业大混战，打破队、组界限后，.大部分机械放弃了保养。l960年秋收脱谷时，一、七队l3台
康拜因“连轴转”了10个班次，未注黄油的有8台，l0台用雪代替软水干了13天，烧不沉淀不
过滤的柴油20天，机械损伤甚大。
　　(二)技术水平下降，机务工人新成份不断增加，技术培训却没有跟上去。过去每年有冬训，
各季有短训。近几年只管生产不管训练，许多从l957年参加工作的技术人员到1960年还没有
参加过一次培训。过去技术工人平均在二级以上，文化程度六年左右，近二年平均一级左右，
文化程度一般只有三年，文盲占34.4％。因此.技术水平很低。有的当了两年副驾驶员，各号
技术保养还不知道。有的副驾驶员在拖拉机小减速器坏了时，认为是接盘坏了，用车一拉，把
后桥室全部弄坏了。在作业中，小故障判断不对，造成大故障；是故障，认为不是故障；不是
故障，反而认为是故障。造成技术水平降低，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只顾生产，不注意培养新
生力量；第二，老工人提拔和调动多；第三，事业发展快，力量不完全适应。
(三)修理任务增加，修理设备不足，修理质量降低。当时大西江分场仅有一个小型修理厂，
厂内有两台车床，l台钻床，l台电焊机，40余人。多数生产队连小烘炉也没有。全场41台拖拉
机，53台康拜因，5辆汽车，这些机械除大修到九三修理厂修理外，其余都要在本场修理。过
去拖拉机进修理厂修理的只占百分之五十左右，近几年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修理厂由于任务
大，材料缺乏；修理制度混乱，修理质量大大下降。.如：修理厂给三队修理出厂的1台拖拉机，
连续三次没确开到生产队就坏了。l957年本场冬检出厂后返修的拖拉机l台也没有。1958年
返修率5.4％。l959年返修率11.5％。l960年返修率84.4％。工人说：“过去一进大修厂，作
业三千垧，现在三进大修厂，一垧也不垧。”再如：发动机烧瓦，修理厂只管挂瓦，研磨和安
装要由机组人员自己进行。l960年春天，一队“纳齐”四号，连续四次烧瓦，每次都是上午拆
卸、到修理厂挂瓦，下午研磨、安装，晚上出车，到地里干不上两圈又烧了。冬检时间也比过
去大大拖长了。主要原因有四：第一，制造任务增加，修理力量减少；第二，修理任务增加，
修理设备不足；第三，修理工具不足，效率降低；第四，修理责任制废除了，过去建立的检查、
鉴定、验收、包修，接交等一整套严格的责任制度，到1960年，大部分不执行了。
　　(四)材料缺乏，物资供应不足，不能保证机械作业正常进行。由于大部分机械是国外进口
的，多数零配件的型号不能统一，而且数量不足，质量很差。l960年全场所需材料原料只供应
一半，有的拖拉机坏了就修不起来。就连螺丝、铆钉也供不应求，只好用“挖、修、代、造”
的办法勉强对付。l960年冬，修理厂因缺煤不能发电，机车检修停了五十多天。由于缺少优质
钢材，用一般钢材做齿轮，使用几天就坏了。支重轮、缸套用钢的可使用一年，用生铁代替，
七、八天就坏了。供应的缸盖，有的是废品，有的用不到10天就坏了。1961年春天，刚修好的
“C——80”——4号拖拉机，只干了10天活活塞环就不能用了，一昼夜烧四十多斤机油。由于
零件缺乏及其质量不好，修理工作量增加，自造零件增加，因而修理用工和修理费也大量增加。
油料供应不及时，不仅出现了柴油夏季用冬季的，冬季用夏季的不合理现象，而且从l959年
末就没有柴油机专用的机油了。到1960年冬，什么机油也没有了，就用柴油掺黄油代替，或把
废机油烧开沉淀后再用，叫作“收旧利废”。机械大量增加。拖拉机故障除了人为的以外，自
然故障，l960年比l956年增加了90.9％，而且，1956年是以全部在册拖拉机计算的，1960年，
长期停车的还未计算在内。l960年和1961年春，全分场共计停车2,312个班次。
　　五、职工生活十分艰难
　　1960年10月开始“低标准、瓜菜代”，职工口粮由每月45斤降到39斤、36斤，家属由30斤
降到20斤；同年12月，职工又降到18斤，家属降到15斤。
　　这时各生产队以大豆秸为原料制作代食品：将豆秸粉碎，磨成粉浆，经过滤、沉淀后，掺
点白面烙饼，虽粘而微甜，可充饥，但不抗饿。食堂就餐人员每顿两张薄饼一碗汤，一般饭量
的人能吃半饱，绝大多数的人终日腹中虚空，体力普遍下降，行动迟缓，步履蹒跚。各种疾病
增加，浮肿、胃病尤为普遍。
　　1960年冬，社会商品奇缺。线、肥皂、火柴等生活必须品实行凭票供应。从当年10月至翌
年2月，家属6口人以上的供应两块肥皂，5口人以下的供应1块，单身职工供应半块。白糖、毛
线、鞋、较好的棉布在商品柜台上消声匿迹。三年未给机务工人发工作服。1961年春才发给每
人3尺布票。他们的油衣服换不下来，有的想离开机务队伍。
　　宿舍严重不足，柴、煤普遍缺乏。仅以三队为例，全队84户家属，23户是两家住一铺炕，
其它都是一间房住两家。一队竟有一户家属和单身职工住在一个炕上。1960年一年没放假，冬
天职工普遍缺烧柴，各单位全都缺煤。单身职工住的是冷房，吃的是凉饭，食堂桌上结冰，吃
饭冻手，炊事员做饭带棉手套。一队有一个宿舍因无柴烧炕，把炕扒了，搭上草铺，三九严寒，
职工们就睡在这冻房里。
　　但是，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场干部、职工没有灰心，没有屈服，同困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发扬了艰苦创业的精神，春天抗涝抢播，秋天精收细打，冬天昼夜
在田间脱谷，付出了巨大劳动；在最艰苦的时刻，腹中空空，饥肠辘辘，勒紧腰带，咬紧牙关，
识大体，顾大局，坚持“低标准、瓜菜代”，大搞代食品。他们坚信农场一定会好起来，社
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兴旺发达。事实证明，广大干部、职工是经得起考验的，他们是大西江农场
在严重的困难中能够巩固下来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