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总结经验教训，恢复和发展生产


　　四十七团出现生产下降，经济恶化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兵团突出了军事性质，过多的采
用了军队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它和人员组织的社会性、生产经营的企业性不相适应。它属于
部队建制，多存在供给制思想，不注重经济核算，非生产开支和非生产建设显著增加，大大减
少了企业经济效益。因此，在国家的批评和支持下，自1973年开始，兵团内部自上而下地总结
经验教训，到1976年兵团改制前，四十七团在体制、政策、制度和措施各个方面进行了一些重
要的调整，才使生产得以恢复，并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发展。
　　一、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
　　由于我国人口迅速增长和农业生产发展迟缓，进入七十年代，我国粮食出现不足，不得不
调用库存，并开始由国外进口。为此，1972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多次提出要加强农业。
国务院也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粮食问题，提出了《加快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基地建设意见》。认
为黑龙江条件好，潜力大，农产品商品率高，发展农.业大有希望。它可以较好地增产粮食、
大豆和糖料，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一个商品粮基地和大豆出口基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全
民所有制的大农业企业，占全省农业比重较大，机械化程度较高，把兵团建设成一个高产稳产
的商品粮基地，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国家花一些力量，重点支持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
　　1972年11月，在中央财政部和农林部召开的全国“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上
有位国务院负责人说：“我劝生产建设兵团的同志们，要按经济核算制度搞，你们是企业，是
搞生产的嘛。”会议要求“认真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设旱涝
保收的高产稳产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广开增产节约门路；实行分
级管理，分级核算，以连队或生产队为基层核算单位；精兵简政，压缩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开
支；社会性和战备性开支不计入企业盈亏范团。”
　　在国家决定建设商品粮基地和加强企业管理的同时，国务院农林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
谋部，对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全国的兵团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投资多、产
量低、亏损大的问题。并指出，兵团的领导关系要靠一头，划归省委一元化领导，政治工作、
生产工作、物资供应，全部纳入省计划。
　　1973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为了加强一元化领导，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划归
省委统一领导。同年10月，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委联合召开了兵团交接会议，宣布了领导关系
的改变。
　　党和国家的上述重要决策，对四十七团的政治、经济起着起死回生的重大作用。
　　1974年春，团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学习和贯彻国家关于调整和加强兵团建设的决定、指
示。并根据实际情况作了总结和检查。在联系李先念关于“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
批评时，大家一致认为是抓住了关键，打中了要害。党委在总结中，找出了组建以来连年亏损
的原因。主要有四条：l、政治觉悟不高，抓路线斗争不够。2、没有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多种
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3、没有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条件改变不大。4、党委自身革
命化搞的不好，认识不统一、步调不一致。
　　但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四十七团党委，不敢、也不可能摆脱“左”倾思想的影响，
如：把生产下降的根本原因是“政治觉悟不高，抓路线斗争不够”解释为“三两斗争尖锐复杂，
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远未肃清”，“唯生产力论”、“物资刺激”、“奖金挂帅”有些回
潮，并决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提高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觉悟等等。虽然如此，连年生产下降，
经济发展停滞和倒退，毕竟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对四十七团的过去重新估价，体制要调整，
制度要恢复，生产要发展，四十七团才有出路。
　　二、有保留的恢复
　　四十七团在组建初期遇到了许多挫折，它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不重视原农场的管理干部，
不关心群众生活，不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想办好军垦事业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想全
面恢复，并不断完善原农场的管理办法，合理使用原农场的管理干部，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
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做些有保留性的恢复。
　　(一)、起用农场干部。兵团对农场的干部处理安排，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采取了批判、
使用、依靠三步曲。
　　组建初期对农场干部的批判不遗余力，上节已经提及，不再多述。从1969年3月，兵团开
始试用一些当时认为没啥大问题的干部，如：宣布任殿生协助四十七团后勤处工作，苗精元协
助司令部工作。
　　1971年后，对农场批判趋于缓和，由“旧农场”改称“原农场”。通过落实政策，农场干
部大部分予以“解放”，开始承认对农场干部信任不够，从此陆续使用农场干部。到1973年，
原大西江农场的场、队级干部，除原副场长宁洪斌未安排工作外，其余都得到了使用。然而这
种“使用”，也是有限皮的。原来的场长、书记，只能任命为副团长、副政委，其他干部如因
工作需要留在或调到机关的，也只能当副职。连队的主管干部也是先做副职，然后再慎重提任。
比如：原大西江农场场长任殿生任五十四团副团长；原查哈阳农垦局副局长岳富孝任四十七
团副团长；原九三农垦局政治部副主任魏忠典任四十七团副政委；原大西江农场工会主席杨晓
群(副场级)当了五年的连队指导员，到l975年才调回机关任团直党委副书记。
　　对农场干部的降级使用，使他们在工作中得不到足够的信任和尊重。他们在农场多年实践
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才能仍然不能充分发挥。本来农场干部与现役干部的政治、物质待遇不同，
不利于干部之间的团结，再加上不能量才使用、一视同仁，使现役和非现役之间的关系更复
杂化了。因此，在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黄棉袄”和“黑棉袄”之称别。
　　通：过几年实践的总结，特别是在李先念副总理的批评以后，农场干部逐步得到信任，成
了领导体系中的依靠力量。1975年，任殿生调任四十七团团长、王英武(原九三垦局工会主席)
调任政委，机关干部中也有了正职的农场干部。从此，四十七团干部队伍的素质有了一定提高。
由原来用军事手段管理部队，逐步转到抓企业经营管理，这是四十七团政治、经济形势好转
的关键所在。
　　(二)、恢复部分规章制度。几年的实践再一次证明，一个农业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没
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无章可循是不行的，是单纯的“思想革命化”所不能代替的。不是“制
度无用”，而是非有不可。
　　1974年春，团党委传达贯彻了兵团党委关于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决定，对以后几年
恢复和建立部分规章制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兵团党委的规定也是保留了很大的余地。比如，决定中指出：“过去批判了‘关、
卡、压’，批判了‘制度万能论’的修正主义黑货，这是对的。但是又出现了‘一风吹’、
‘制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必须坚决克服，要发动群众尽快把各个生产部门和生产环节的规章
制度建立起来。要敢于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同一切违反合理规章制的现象作斗争。要正确处
理政治思想教育与坚持规章制度的关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规章制度，防止‘制度万能论’和
‘关、卡、压’、的再出现”。这就不难看出，当时要求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不是对‘文化大
革命’前的制度全部恢复，而是批判的、有保留的恢复。
　　根据上述精神，全团很快的恢复和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比如：团对连队实行“定收定支、
收支包干、盈利留成、超支分成，短收不补’的财务包干制度。同时相应的恢复和建立了流
动资金、固定资产和专用资金的管理制度、物资供应制度，以及各项统计、会计核算制度；农
机具的维修、保养及各项消耗定额制度等等。这许许多多的规章制度的恢复和建立，尽管都要
首先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强调分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划清合理的规章制度与
“关、卡、压’的界限，但是，这些制度的实质性内容，多数是六十年代中期同类制度的再现，
它对生产秩序的恢复，促进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轻视的作用。
　　(三)、恢复职工家庭副业生产
　　兵团组建初期，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在经济政策方面，总是企图往“大、公”方
向发展，就是对职工家庭经营的副业、甚至是纯自给性的生产，也被视为是发展资本主义的“
温床”，因而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以限制和取缔。
　　1969年，四十七团取消了家属自留地，由连队集体种菜供应。职工家庭养猪受到严格限制，
不能养母猪，由连队供应仔猪，养肥后，由连队统一收购交售国家。这样，不仅给职工生活
带来了极大不便，也加重了职工的经济负担，职工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有的职工家庭人口多，
劳力少，生活比较困难，不得不利用工余时间在边远的闲弃地块搞些“小开荒”，种点蔬菜
或饲料；有的上山割些苕条，搞点编织，从而弥补家庭收入之不足。但是，这些都被认为是“
小自由过杠”、“自发的资本主义”，一律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了。这些做法，自然
和要引广大职工的不满。如：十连一位老工人指着一堆自己编好的而不让卖的土篮说：“我不
信，这几个土篮子就能使我变修了!”
　　针对职工家庭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的实际情况，1970年，四十七团根据兵团的规定，对职工
家庭的自给性生产的有关规定做了一些修改。为了解决职工家庭吃菜，允许种少量菜地。即：
四口人以下的，不超过二分地，五口人以上的不超过三分地。只许在自己的房屋前后开地种，
如无地可开的，不得另外开地、分地。只得种蔬菜，收获的菜不许出卖。对于职工家庭养猪，
也做了一些修改。规定“不能参加集体劳动的职工家属，每户可养一、二头育肥猪”。又重申，
“必须统一纳入收购计划，不许私人杀猪出卖”。这些修改，从政策上看虽有些放宽，但限
制仍然比较严格。
　　在限制职工搞家庭副业的同时，四十七团党委曾考虑到职工家庭收入减少的事实。从l970
年春，号召各单位组织职工家属集体副业队，将没有工作的家属和其它闲散劳力组织起来，主
要从事为生产、生活服务的集体劳动。关于集体生产所需资金和生产资料，采取自筹和公助的
办法解决。收益分配，用大寨的评工记分法，平时每月可予支一部分，年终结算，要留有一定
的公共积累。这一组织，对当时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来说，确是一条很好的出路。通过一
年的辛勤劳动，家庭生话不同程度的得到补助和提高。但是，第二年，党委又根据兵团的规定，
从生产性质、经营范围，到产品销售和分配比例等各方面进行了限制。比如：在收益分配上
规定：“年终个人分配所得以不高于一级农工工资为宜”。这些限制，实际上对刚刚发展起来
的集体经济浇了一盆冷水。因此，全团除了团部的家属集体副业队外，其余始终没有多大发展，
一、二年后，多数自动解散了。
　　由于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映，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团党委根据上级的规定，于l974年，对职
工家庭副业的几个政策问题，又作了一些调整。其中将自留地的数目改为三口人以下的三分五
厘，四口人以上的五分。这样，经过三年多“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职工家属的园田地又恢
复了。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园田地，精心培植管理，不仅做到蔬菜自给，而且可以种些杂
粮作为饲料，从而家庭的养殖业也得到了一定的补给和恢复。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恢复，可以看出，四十七团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中由不认识，到逐
步提高认识，由否定、取消和限制，到逐步恢复、放宽有关政策界限，才使政治、经济状况逐
步好转。
　　三、经济状况好转
　　农业的再生产，特别是种植业的再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有机结合，它在很
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因此，一项重要决策，一个政策，甚至一条措施，对生产力的影
响，常常要在几个生产周期之后，才能明显的反映出来。如同“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一年多
的l967年仍然获得大丰收，盈利151.6万元一样，l973年以后的若干调整和恢复，它的效果也
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反映出来。在连续严重亏损后的l974——l976两三年内，出现
了经营减亏，生产有所发展的新局面，正是国家重视和扶植，内部进行调整和恢复所取得的重
要成果。这些成绩主要表现在：
　　农业生产。全团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l976年比1973年分别减少了l,652亩和l0,945亩，
粮豆总产量却由l973年的2,891万斤增加到l976年的4,062万斤，增加40.5％；上交粮豆由
1,048万斤，增加到1,960万斤，增加了87％，农业生产总值由424.1万元，增加到618.2万元，增
加了45.8％。全员平均每人创造产值由1,252元，增加到1,928元，增加了54％。各业经营合并
亏损由227.3万元，减少到7.8万元。
　　工副业生产。l968年以前，大西江农场工副业生产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队级工副业单位
仅有修理厂一个。l969年建立了皮革厂，l970年建立了面粉加工厂，l971年建立了水泥厂、砖
厂、制材厂、轮胎翻新厂。到l973年止，工副业人数由1968年的99人增加到769人。但是，由
于当时发展过快，盲目上马，又缺乏勘测设计，加之管理不善，使人财物力受到了一定损失。
因此，1974年末，对上述部分工副业单位进行了调整，将轮胎翻新厂合并于皮革厂，撤销了水
泥厂。1976年撤销了粮油加工厂调整后的工副业人数由l973年的769人减少到1976年的530人。
总成本由366.9万元，降低到361.8万元。总产值由322.3万元增加到335.2万元；每一工人创造
产值由4,191元增加到6,324元，增加了50％。
　　畜牧业生产。全团畜牧业工人由l973年的523人，减少到1976年的410人，减少了113人。
但生产经营除大牲畜年末存栏保持了平衡外，其余均有增长。比如：猪的存栏数由1,552口增
加到3,232口，增加了108％；产值由 25.8万元，增加到63.4万元，增加了146％；每一职工创
造产值由491元，增加到1,546元，增加了214％，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提高。
　　农业机械设备。各种拖拉机由1973年的92个自然台，增加到1976年的99台，增加了7.6％；
康拜因由55台，增长到71台，增加了29％；汽车由31辆，增加到32辆，增加了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