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文化大革命”运动
第七节 “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
1966年6月,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报刊点名批判“三家村”,当时农场正处在点上社
教阶段。8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社
教分团组织了学习,并成立了场文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29日,在社教分团的组织布置下,以
场文革办名义召开了“文革”代表大会。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开始串联,横扫“四旧”,
立四新。9月,文革办主持召开了全场“火烧场党委,炮打司令部”大会,揭发批判场党委的
“错误言行”。10月下旬;场机关和良种队部分人员组成尖山农场第一个造反组织一东方红战
斗队。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后.打破了农场的平静局面。
相继成立了“东方红”、“燎原”、“前卫”、“前哨”、“真理”、“红色”、“遵义”
等82个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农场立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各级领导干部完全失去了领导作用,
处于放任自流的局面。
场部门前用炕席搭了专门贴大字报的专栏,五十多米长,二米多高,天天贴,一天贴满一
层。商店、医院、各生产队办公室的墙上也是里三层外三层,全是黄纸黑字,大都是对准当时
的当权派和出身地主、富农、反动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
自1966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毛主席语录”印刷发行工作的请示报
告》后,农场和会国一样,男女老少达到人手一册。无论说话或做事,首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
作为对毛主席“忠”的标志,每人佩带一枚毛主席像章。表示对毛主席“忠”的态度。后来
还发展到了全民跳忠字舞。每天早、午、晚三敬三祝。
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一场对“反动派”造反
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夺权斗争开始了。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由于群众对当权派
的观点不一致,产生了“革”与“保”的派别斗争。
1967年1月20日,由场文革办主持召开了各团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场上
各团体组织和文革办产生分歧意见。原场党委书记立刻宣布解散了文革办。会后,在中央美术
学院两名红卫兵的串联下,遵义和燎原等团体决定联合,成立了红色联合总部。
1月22日,前卫、前哨、红卫兵三团体联合成立了工农兵联合总部。
1月26日,在当时的全国形势和九三局造反派向党委夺权事件的影响下,场直机关部分工
作人员和良种队部分工人组成的红太阳造反团宣布对场党委、行政机关开始夺权,同时封了部
分档案和文件柜,并控制了某些办公室。红色联合总部获此消息后,夺走了党委公章和行政公
章,宣布尖山农场党、政、财、文大权归红色联合总部掌管,并于2月4日成立了一个接管委员
会,吸收了一名原副场长。
一、二六夺权在全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派组织串联更加频繁。
2月1日,机关和场直部分人又成立了太阳升造反团。此团串联了全场其它几十个群众组织,
为了和红色联合总部对抗,于2月12日成立了工农兵联合总部.由此为夺权产生了场内两大
派别的激烈抗争。
2月15日,根据辩论的需要,工总创立了“工农兵战报”,红总创立了“遵义战报”,两
派之间开始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判和游斗。
二、大联合及第一线生产指挥部
1967年4月6日,在嫩江地区第一线指挥部工作组的支持下宣布成立了场第一线生产指挥部,
组成了由原场党委领导代表,群众组织代表、武装部参加的三结合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一线生产指挥部的建立,使过去的混乱局面有所好转,然而对两大派来讲,派性斗争并
没有完结。
4月10日,第一线生产指挥部召开广播游行大会,由指挥部班长主持,参加中心会场的群
众达500多人,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
4月29日,5月3日,工总召开两次揭发党委问题的“杀回马枪”大会。
5月11日,第一线生产指挥部大批判办公室的宣传车下队宣传与红总的部分人发生争执,
使矛盾激化。5月16日,红总和工总部分人在第八生产队由辩论发展到武斗。
9月,毛主席发出了“革命大联合”的号召。在第一线生产指挥部的努力下,红总和工总
学习了毛主席的“两派组织要多做自我批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指示,
经过几个回合的协商,于9月27日达成协议,做到了组织上的大联合,成立了“红色造反者
大联合总部”。
联合后的十月,在抓坏头头的问题上两派产生了分歧意见,发生了一场争夺批判对象的武
斗,使刚刚联合起来的大好形势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三、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及“深挖”
按照毛主席“清理阶级队伍”的部署,巩固大联合,1967年11月,场成立了“三打办公室”,
即:一打击贪污盗窃;二打击投机倒把;三打击现行反革命。
开始了清队探挖工作。过火的揪斗了一大批有家庭历史问题和其他个人问题的人。揪斗中,
当场死亡1人,重伤后死亡1人,上吊、投井、吃药死亡6人。
1968年3月20日,成立了尖山农场革命委员会。下设三委一办:即政治委员会、生产委员
会、武装委员会和办公室,并给毛主席发了致敬电。
为了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斗、批、改,场又成立了“彻查深挖”领导小组。开始了
全场的彻查深挖工作。
9月,九三局派工宣队进驻本场。
在彻查深挖中,一信奉天主教者,因受管制而投井自杀;一因旧社会当过土匪者被揪斗体
罚,上吊死亡;一生产队干部,因文革初期患病在家休息,勒令检查,受到体罚,喝卤水死亡。
同年12月,军宣队进驻尖山农场,同工宣队继续搞清查工作和大抓漏网走资派。
四、“忠”字化运动和红色海洋
文革中,在林彪提出的“三忠于四无限”的个人崇拜造神理论影响下,尖山农场也于 1967
年开始大搞“忠”字化运动,把“早请示”,“晚汇报”,“三敬三祝”的宗教仪式,当作
向毛主席献“忠”心的主要表现形式,把“语录”不离手,“语录歌”不离口,佩带“忠”字
牌和毛主席像章看做是“忠”于毛主席的具体表现。上班、开会、吃饭前都要先背颂毛主席语
录,就连打电话,买东西都要用“语录”对答。职工、家属、学生早晨起来要先跳“忠”字舞,
人人惟恐不“忠”,就连老头老太太也要进行这一活动,否则被扣上政治帽子而遭批判。于
此同时,各建筑物进行粉刷,用红色油漆书写毛主席语录和“忠”字化标语。还搭起“语录塔”
红地白字书写“老三篇”,到处悬挂红色彩旗,到处是一片红色的世界。
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后,上山下乡运动
在全国形成高潮.自1968年至1977年末,四十八、四十九团共接收双鸭山、鸡西、齐齐哈尔、
哈尔滨、天津、北京、上海等城市知识青年5 732人.在“屯垦戍边”、“反帝反修、建设边
疆、保卫边疆”和“扎根边疆闹革命,誓叫边疆一片红”的口号下,广大青年积极工作、努力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快就成了兵团各条战线的骨干,一些人并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由
于上学、参军和病退、困退、接班陆续办理了返城,到1989年末,全场仅有知识青年216人。
六、“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开展“一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反对贪污盗窃、反
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的(70)3、5、6号文件。根据五师党委的统一部署,四十九
团党委成立了“一打三反”办公室,举办了副连长以上干部学习班。“查思想、找差距、看不
足、定方向”,调动群众对敌斗争和抓革命促生产的积极性。11月份,派出15个工作组进入各
连队。共揭发反革命破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等各种问题1 500多件,查证落实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15起,其中千元、千斤以上大案要案2起。运动中对18人进行了结论
处理,贪污金额5 037.81元,粮食3 124斤。
七、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1972年初,团党委按上级指
示传达了中央批林整风文件,根据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三个材料,声讨、批判了林彪反革命路线和《“571”工程纪要》滔天罪行。
1973年1月,根据元旦社论精神,开始重点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左”实质。
同年11月开始批判孔孟之道,重点批儒家的代表——孔子的守旧、中庸和克己复礼,宣扬法
家的革新。到1974年4月,批孔掀起高潮,利用大字报、漫画等丑化孔子的生平和观点,与此
同时,还狠批了“三字经”、“女儿经”和“名贤集”。
1976年初,按照中共中央下发的(1975)22号、26号文件和(1976)2号文件精神,根据五师
党委的指示,全团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批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和所谓“三
株大毒草”,大批所谓“正在走的走资派”的罪行。要求批判做到上挂下联,肃清流毒,自觉
革命,人人过关,直至“四人帮”垮台才告终止。
八、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1975年2月16日,团党委常委扩大会传达了五师基本路线教育会议精神。3月,团机关抽调
20人组成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下到8个连队,时间一年。工作队进点后,宣讲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理论,开展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小生产,限制小开荒柏多养畜禽,割资本主义尾
巴等活动。运动后期,进行了公物还家活动,并举办了公物还家展览会。
九、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1976年10月,党和人民粉碎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历经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喜讯传来,人们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机关和团直单位千余人
集会游行,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