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运动
第一节 “社教”和“文革”运动



一、社会主义教育

　　1966年7月，社教分团一行80余人，在原赵光农垦局副局长杨德祥的带领下进驻嘉荫农场，
他们每3～4人为l个工作队，分别进驻机关及20个生产队和6个工副业单位。起初，他们和职
工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其目的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8月初，社教队向职工家属宣讲了《中共中央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
前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并讲明工作队的
来意是在本场开展一场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指出：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在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
下面，有的在上面”。根据访贫问苦获得的材料，社教队在各单位都找出一两个“苦大仇深”
的贫下中农典型人物，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忆苦思甜”，吃了“忆苦饭”，唱了“忆苦歌”。
同时，社教队的清经济小组在备单位都清查了帐目，找出了经济上“四不清”问题。8月下旬，
工作队宣布让干部“上楼”即停止工作交待问题。
　　由于“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深入发展，在“社教队”的参与下全场各单位都组织了“赤卫
队”和“文化革命小组”(简称文革组)。9月1日，社教分团领导参加了全场“炮打司令部”大
会，自此，“社会主义教育”与“文革”交织在一起，全场大乱，从场部机关到各个生产单位，
领导“靠边站”、大字报糊满墙，有的给干部带高帽游街示众。
　　在各单位所谓阶级斗争盖子被揭开后，工作队组织干部“洗手洗澡”、“下楼”。有的干
部“认识高，洗得好”，下了“楼”，恢复工作，有的因为“问题性质严重”、“四不清”，
认识不上去而继续在“楼上”。“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深入，有些单位的“革命群众”认
为社教队束缚了群众的手脚，与社教队公开对立，有的公开撵社教队出去。l966年12月15日，
社教分团撤离本场。历时5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束。

　　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中央“5·16”通知发表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农场展开。6月，在场党委的统
一布置下，全场学习“5·l6”通知，还学习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文章。
　　7月中旬。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进驻农场，农场“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为社教队所左右。
不久，全场大部分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了“赤卫队”，进行了扫“四旧”活动。中、小学
校也发动学生扫“四旧”。
　　8月中旬，组织全场学习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特别强调在学习中要
深刻理解《决定》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
替的办法”，“不怕出乱子”，“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9月1日，以“革命群众”名义在场部(大岗)三用食堂门前召开了“炮打司令部”大会。会
上，石相如首先起来揭发杨清海、蒋树荣、田禾的所谓修正主义办场路线和不突出政治等问题。
会上还宣读了后勤处负责人写的“八门大炮”大字报，即嘉荫农场领导人的八条“罪状”。
　　这次大会以后，农场开始陷入混乱状态，到处都是张帖的大字报，场部机关和生产队的大
多数领导人靠边站，有的成了要被打倒的“走资派”、“黑帮”，有的干部还被带高帽游街示
众。在思想上，对嘉荫农场建场两年来的功过评价，对嘉荫农场领导人是执行的修正主义办场
的路线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应该打倒的走资派“黑帮”、还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产生了很
大的分歧。
　　9月9日，由社教队领导和场党委主持召开有机关干部和生产队长、支部书记参加的场党委
扩大会议，会上，党委成员批评了石相如在党内搞宗派分裂的活动，他本人也做了检讨。
　　10月29日和ll月28日由社教队领导杨德祥嘉荫县县委书记
　　曹福田等人参加的党委生活会上，杨清海表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嘉荫农场不是修
正主义办场路线，党委还有两名成员也认为嘉荫农场搞的不错，不是什么修正主义，场领导也
不是“黑帮”、“黑线”。
　　12月19日，嘉荫农场归农建一师领导，嘉荫农场也称嘉荫团，不久社教队撤离农场，社教
队走后，农场造反山头四起，什么“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造反团”等l0多个造反团。
与此同时，场部中学组织了“红卫兵”，各队小学组织了“红小兵”。
　　1967年l月下旬，黑河农建一师新华团闹“黑兵团”、“假兵团”的传单在场流传，场部
转业复员干部、战士受其影响，也闹起“黑兵团”和“假兵团”来。
　　3月，根据黑河农建一师指示，场里传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月11日《关于新
疆建设兵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规定》。
　　从此，1966年复转来场的干部、战士执行这个规定，实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大鸣、
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嘉荫农场干部、工人仍然按“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搞“四大”。
并成立了“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团文革”)。同时规定复转军人可以到职工中以解放
军的名义去“支左”(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这样，有的造反组织得到支持，成了革命的
“左派”，得不到支持，就成了保守派，加深了分裂。杨清海、田禾、蒋树荣、姜克大等场领
导干部被“拉下马”、“靠边站”。
　　5月，全场“左派”组织以场部红色造反团为核心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组成了红色造
反团联合总部(简称“总部”)。“总部”的宗旨，批判“修正主义建场路线，打倒杨、蒋、田
为代表的走资派”。
　　后来，因全面转入正面教育，“总部”也就自然解散了。
　　9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关于解放干部问题的讲话传到农场后，许多职工谈论并
要求解放干部，在这种形势下，党委组织全场各单位给杨清海等人进行划类，虽意见不一致，
但石相如仍坚持把杨清海等人定为“四类”干部，打倒，留有余地。划类情况传出后，修理厂
一工人帖出大字报公开表态、“杨清海、蒋树荣、田禾是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有修理厂“井
岗山造反团”编印了“红色造反报”(共出9 期)指责石相如搞宗派、耍阴谋，企图打倒杨清海
等领导干部，对杨清海等人的划类，干部、工人有两种认识，议论纷纷。
　　1968年1月15日，由于场党委成员对本场“文化大革命”怎样开展，意见分歧很大，杨清
海、石相如、蒋树荣、田禾、朱福林、方泽恩、吕世才等人到黑河农场一师去说理，请示工作，
经一师领导决定，全场执行新疆建设兵团“l2条”，不开展“四大”。1月22日在场部召开全
场干部大会，会上，宣布了师领导决定。杨清海、蒋树荣、田禾、姜克大又重新开始工作。
　　3月初，兵团工作会议后，全场转入正面教育。
　　1968年6月，根据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部置，大搞反击“右倾翻案”，刚刚恢复职务的
杨清海、蒋树荣、田禾、姜克大又被说成是场内“右倾翻案的黑后台”，一些干部又成为“黑
干将”、“变色龙”、“小爬虫”，这样，一时站起来的场领导干部又被打倒，刚有好转的农
场秩序又乱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