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及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
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是一
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66年5月，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绥化垦区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没结束
的情况下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驻农场的社教分团帮助各场建立了“文化革命小组”，
领导这场运动。“文化大革命”初期，同全国一样，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一些文艺作
品、学术观点进行政治辩论，接着批判《燕山夜话》，声讨“三家村”，扫“四旧”，抓“牛
鬼蛇神”和“黑帮分子”。6月以后，各学校学生逐渐停课搞“文化大革命”，成立了红卫兵
组织，红卫兵组织又发展为造反组织，并走上社会。在干部和职工中也纷纷成立造反组织，宣
布“火烧党委”、“炮打司令部”。
1966年7月，海伦农场贴出大字报，对社教分团领导运动的做法提出异议，随即被社教分
团压制下去。8月，红光农场中学红卫兵大会批判了小学副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师。各农牧场
的党委处于瘫痪状态。9月1日，嘉荫农场召开了“炮打司令部”大会，让“革命的领导干部”
站到“左”边来，以转业干部为一派压制原农场领导干部，杨清海、田禾、蒋树荣、姜克大等
领导干部遭到打击。9月12日，红光农场召开批斗党委书记李天柱大会，李从此被打倒。10月，
肇源农场造反团体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农场主要领导靠边站，接受批判。10月，绥棱社
教分团宣布免去张培恭党委书记、金仲山党委委员职务。12月，和平种畜场机关“卫东造反团”
筹备召开了“炮打司令部，火烧场党委”的大型批判会，场党委委员全部被揪上台“亮相”，
然后戴高帽游街。1967年1月，铁力农场“红世界”，造反团发起了“炮打场党委，火烧王
华津”批斗大会，会上把政治处主任王华津等人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用汽车
拉着游斗。1月30日，海伦农场机关“反到底”造反团联合16个造反组织夺权，成立了场“接
管委员会”，执政7天后，军管组到场全面接管。
1967年2月，海伦、绥棱、安达3个农牧场实行军事管制，军管组进驻农牧场，执掌权力，
领导全场“文化大革命”运动。3月，嘉荫农场根据上级指示，实行转业干部执行《新疆12条》，
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原嘉荫农场干部职工仍然按《十六条》规定搞“文化大革命”运
动，并允许转业干部到农场职工中以解放军名义“支左”，原农场领导干部被“拉下马”、
“靠边站”。
这时，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发展到夺权斗争阶段。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
1967年1月，红光农场造反派夺了农场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第一线生产指挥部；1月30
日，和平种畜场“机关卫东造反团”宣布夺权，并制造了“一三〇事件”。2月，铁力农场继
“红世界”造反团夺权后，全场造反派成立联合总部，接管了农场大权。4月，肇源农场“捍
卫团”、“红色造反团”在场武装部的支持下，宣布全面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夺
权斗争的同时，各造反派组织加剧了对所谓“走资派”、“黑帮分子”的斗争，使出各种刑罚，
摧残领导干部和群众，造成了严重后果。
1968年1月，嘉荫农场领导由于对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分歧很大，集体上访到农建一
师，经师领导裁决，因为属军队建制，全场实行正面教育，不开展“四大”，杨清海、田禾、
蒋树荣、姜克大等领导干部重新进入党委班子。这时，出现了“东北新曙光”，各造反组织开
始实行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从1967年5月和平种畜场首先建立革命委员会，
到1968年5月绥棱农场建立革命委员会，绥化垦区除嘉荫农场外，都建立了“三结合”革命
委员会，从此，由革命委员会执掌农场党政权力，实行“一元化”的领导。
1968年4月，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即深挖“三特一叛”。各场(团)分别成立了领
导小组，配了专案人员，采取各种方式刑讯逼供，把不同观点的、有历史问题的人打成“三特
一叛”。和平种畜场在这场运动中有4人被批斗毒打致死，3人非正常死亡，5人被斗致残，并
制造了“四百人黑线案”，使许多群众无辜受害。肇源农场挖出“三特一叛”30多人，揪出了
一批“漏网走资派”，制造了“反革命纵火案”、“武装暴动案”、“右倾翻案”三起重大案
件。铁力农场在“深挖”中，有140余人挨斗受促，大部分戴上“牛鬼蛇神”帽子，被关进“
牛棚”，白天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批斗。海伦农场在水土不好的回民屯办了5期“深挖学习班”，
把全场54名深挖对象集中一起，内查外调，刑讯逼供，被严重考打11人，自杀死亡1人。
嘉荫农场办“特嫌学习班”，看押85人；“稻田特务看守所”关押56人。绥棱农场设立了“斗
批班”、“学习班”，先后有45人在班里受各种刑罚，2人致死，1人自杀，1人致残。
1968年7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1976年，绥化垦区共接收
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哈尔滨、鸡西等地知识青年14835人(含红色草原牧场)。
1970年1月，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展了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
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这次运动重点对财会人员、商业人员进行清
查，对一些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错误的人员进行了处理。由于指导思想的“左”倾，也
犯了打击过宽的错误。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开始了批林整风。1974年又进行了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掀
起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组成了基本路线工作队，大割“资本主义尾巴”。1976
年5月，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
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结
束了这场灾难深重的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