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干部
第一节 传略



林占财
林占财(1921—1974)，生于黑龙江省桦楠县第三区靠山屯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家连
同伯父、伯母、兄弟、姐妹共8人，房无一间，地无一垅，靠给地主扛活度日。林占财5岁丧母，
7岁起给地主放猪，13岁给地主放马，终日挨打受骂，童年就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极
端贫苦生活。1935年7月，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我国神圣领土的时候，东北抗日联军来
到他的家乡，宣传抗日斗争，号召青年参军参战，卫国保家。年仅14岁的林占财接受了抗日救
国的真理，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东北抗联部队。从此，即与家人离散，开始过着艰苦卓绝的战
斗生活。
参军后，担任通讯员，跟随部队长期转战在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和松嫩平原一带，开始反
围剿、反扫荡的游击战争。1936年在横城县纳布达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此后，日寇对抗日
联军实行更加疯狂的围剿扫荡，实行“铁壁合围”，来回拉锯，并屯清乡，截断抗日联军供应
线和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妄图把抗日联军围困在冰天雪地的深山密林中，饿死冻死，达到不战
自溃的目的。1938年，部队西征。从三江平原横穿了小兴安岭到西部海伦、绥棱等地。这时他
担任副排长，带领的部分战士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寻找部队，他带领战士翻越冰天雪
地、渺无人烟的小兴安岭原始森林，到达金沟与会保沟之间与兄弟部队会合。在断绝粮食的情
况下，吃草根、树皮，长途跋涉，边行军、边打仗，多次冲破日寇和武装土匪的围追堵截。战
士们有的战死，有的冻死饿死。他们掩埋了战友的尸体，接过战友的枪，顽强战斗，继续前进。
1939年返回富锦、宝清等地坚持游击战争。6月在三江口附近遭敌人袭击，在敌众我寡的情
况下撤至苏联境内。8月回国，在萝北、伊春、鹤岗等地继续与日寇展开游击战争。1940年参
加双山战斗，拔除敌据点。11月，由王明贵带领再次到苏联境内休整。1941年回国，参加龙门、
克山、会宝沟等战斗。他作战勇敢，临危不惧，被提升为副连长。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12月，日寇对东北抗日联军加紧了全面围剿。为保存抗日力量，在李兆麟总指挥的
带领下，转战到苏联亚斯克，后与苏军合编成第88混合旅。1945年回国，任汤原县苏军司令部
副司令员，在去汤河换防途中，突遭叛军袭击，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
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后经方多营救，关押了42天即释放出狱。1946年2月，受组织
派遣，到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五支队任副连长，转入清剿地方土匪和开展民主建设工作。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他随军赴朝参战，任50军侦察科参谋，后调任150师担架营营长。在
战争年代，曾多次建立战功，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各1枚。
1955年转业，他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工作。组织分配到第24劳动改造管教支队任副支队长。
他继续发扬当年抗联部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保持战争年代的献身精神。初到劳改支队，既
要对犯人管教、改造，又要开荒建场，他事事带头，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亲自
参加选点、规划、筑路、上山采伐、修建房屋，他和工人一起拉犁、开荒、点种、锄草、收获，
坚持在生产第一线。职工们称赞说：“我们的副支队长不愧为抗联老战士”。“文化大革命”
中，因战争年代他随军到过苏联，这就成了“苏修特务”的罪证，遭到无情批斗，关进了“牛
棚”，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摧残。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始终对共产主义事业
保持坚定的信念。在被“看管”期间，他多次要求安排适当的工作，他说：“烧水、扫地总可
以吧，呆着多难受啊！”
1974年，他的问题得到了平反，推倒了那些诬陷的不实之辞，工作更加积极，任劳任怨，
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廉洁奉公，不忘艰苦奋斗，从不以自己的功绩、资历、职位谋求私利。
他为人正直、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生活上有困难，从不要求组织照顾，他的子女
不要公家安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职工群众树立了一心为公的榜样。由于长期艰苦生活的
折磨，积劳成疾，因病入院。同年5月2日，病逝于哈尔滨，终年53岁。
在他住院期间，黑龙江省委、省军区领导、原抗联老战友王明贵、白枫林、朱学诚等多次
前往探望。他逝世后又前来参加追悼会，王明贵司令员在会上讲了话。
莫余生
莫余生(1913—1983)，又名莫举中、莫正民，山东省五莲县莫家崖头村人。幼年就学，
1927年因家境贫困辍学为农。少年时代爱读武侠小说，深受书中那些纵横闯荡，义气豪爽，为
民除害的侠客义气感染。其父是国民党莒县警备队下级军官，使他得以经常和军人接触。目睹
那些军官不管到那里，连地主绅士们都要逢迎备至。少年莫余生滋生着做“武侠”，当“军官
”，显赫于世的念头。1928年，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投军。此后，辗转于北洋军与韩复渠
等部，职至大队长。
1937年，莫余生所在部队投降了日寇，他遂离队回乡拉队伍抗日。在他拉队伍之始，我大
杏村地下党支部指派王东年、王乃征等多人进入莫部，协助组织抗日武装。莫余生开始接受了
我党的领导，队伍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莫余生任司令。莫部在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领导下，纪
律严明，维护百姓利益，坚持抗日为人民的政治方向。1938年春，部队打垮了杨家夏庄的地主
武装，开仓济贫，使方圆几十里的贫苦农民普受救济。当地流传着“要想做人，跟着正民”的
歌谣。莫余生拉队伍以来，为借“靠山”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曾先后名誉性地依附过国民党的
王道、刘振东等部。八路军到沂水时，他又派人和我党组织联系投靠，被以莫部成分复杂为由
拒绝了。这时，他与许树声为经济问题发生纠纷，得到了高树勋的支持，就与本部共产党组织
协商，投靠高部，莫任旅长，王东年任政治部主任。年底，随部至冀鲁边区抗日。1939年冬，
国民党掀起抗战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莫部的共产党员几乎全部撤离。莫部即以妥协手段周
旋于日军与国民党军之间。
1942年夏，莫部奉命向莒南解放区蚕食时，遭到八路军的打击。莫余生听说王东年在莒县
任县长，就派人去与王东年和八路军山东军区领导人建立联系，并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三点要求：
事先将日军扫荡的情报送给八路军；不得扰乱根据地军民；共产党派人到他部队设联络点。
此后，八路军滨海军派谷凤呜等人进入莫部以伪副官的身份开展工作，争取莫余生反正。1943
年春，八路军为了接合鲁中、鲁南和滨海3个根据地，解放了莒县南部的夏庄一带，不久又攻
下井邱据点，严惩了危害人民的日伪军，莫部的三大队也受了打击。莫余生自觉地同谷风鸣接
触，并同意滨海军区在其据点里增设半公开的联络站，加派联络人员。1943年秋，在日寇发动
的一次对我滨海地区的大扫荡中，日军抢走了根据地1000余头牛，交莫部武装护送到诸城县。
莫答应配合我军搞一次假截击，在商定的路段上，枪声一响，伪军丢掉牛就跑了。1944年夏，
我军暗示莫部不久将解放莒县城，他就到青岛戒烟(鸦片)。同时又以军队准备越冬和加强莒县
城防为由，向日军索要物资和费用，为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经过周密布置，1944年11月14日，莫余生巧妙地将甘县全部伪军和伪机关人员组织到了起
义的旗帜下。当我滨海军区部队向莒县城发起攻击时，莫部做内应，并把驻地让给八路军，把
3000余名伪军带出城外，宣布起义，与八路军里应外合，一个日军中队走投无路，全部被消灭。
一夜之间夺取了莒县城十六处外围据点，解放了700余个村庄30余万人民，更加孤立了日军，
造成八路军反扫荡、反蚕食的有利条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莫余生不畏强敌，不惧风险，
毅然率部起义，弃暗投明，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莫余生起义后，所属部队改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莫任旅长。山东《大众日报》发表文
章赞扬他的革命行动，山东军区首长罗荣桓、黎玉和肖华致电莫余生及所属官兵，表示热烈祝
贺和慰问。滨海军区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山东建设剧团把他起义过程编成话剧，在解放区演
出。莫余生参加革命后，诚心接受党的领导，刻苦改造世界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
同部队转战山东、东北，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始终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孜孜不倦地学习革命理
论，听从党的分配，埋头苦干，从不计较职位高低，权力大小。1945年5月，中共滨海军区党
委批准他为特别党员。1946年8月，中共山东军区党委批准他为候补党员，使他更加振奋精神，
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的决心。
1948年，任东北军区解放一团副团长。1952年5月，集体转业任东北农场管理局秘书处处
长。他不愿过舒适的城市生活，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1953年担任萨尔图红色草原
牧场场长。他跑遍了草原各地，设计规划牧场，在方圆数百里的草原上，建起了4个分场，40
多个畜牧业生产队、防疫站、兽医院、科研所等一整套机构，使畜牧事业迅速发展。1960年，
调任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学院副院长。1962年，他要求回萨尔图工作。省委领导考虑到那里的
条件太艰苦，他孩子多，身体又不太好，再三挽留，并提出，要他担任农垦厅副厅长，他力辞
不任，大家劝说也无效。终于，又挑家眷奔赴萨尔图，但任红色草原农垦局局长。
当时的萨尔图，茫茫荒原，人烟稀少，气候寒冷。他去时，资金紧张，干部和技术力量不
足，吃的是高梁米、大楂子、玉米面窝窝头，副食供应也极少。莫余生要的就是这样的条件。
他要在这里做一个对党的事业有所作为的人。在党的领导下，他带领全体职工，头顶蓝天，脚
踏荒原，顶风冒雪，风餐露宿，迎着数不清的困难，加快开发建设步伐，使红色草原牧场发展
成为全国四大畜牧基地之一和国家重点种畜基地。建立了红色草原农垦局，拥有10个农牧场，
一万多名职工，开垦了300多万亩耕地，发展了8000多头奶牛，7000多匹马，15万多头(只)猪
羊。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大力开展牲畜的育种工作，培育和推广了大量的“东北细毛羊”、
“黑龙江马”、“黑白花奶牛”等优良种畜，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畜产品。乳品和优良种畜远
销东德、越南和朝鲜等国，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不仅为垦区的开发建设创造了
大量的物质财富，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撰写的《草原新篇》、《起义后的三十年》，
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先后被前线电台、中央台、香港《大公报》和海外报
刊发表，对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统战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莫余生严于律己，作风朴素，他身为高干，却长期住在牛棚改建的办公室。经常自己打
水扫地，下队蹲点，和工人一起劳动，一样排队打饭，没有官架子，经常和职工谈心，成了职
工的知心朋友。他对被他批评错了的干部，除主动在党委会议上做检讨外，还主动谈心，承认
错误，表示歉意。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样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路线的迫害，被诬陷为“假党员”、
“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被关押多年，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
假党员，对党保持坚定的信念，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勇于承担责任，推功揽过，保护了干部
和群众，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衷心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虽然年事已高，体力欠佳，仍时刻关心农垦事业的发展，积极要求给他安排工作，他说：
“叫我干个司务长，为大家管管生活还可以，吃着党的饭，不给党干工作，心里过意不去”。
1979年，他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推倒了一切诬陷的不实之词。他被任命为绥化农场管理
局副局长，晋升为行政十一级。他职务虽比以前降低了，但他总是说：“革命工作，什么职位
高低，有工作干就行”。他竭尽全力贡献自己的余热。离休时，绥化地委打算报他当政协委员
和人大常务委员，他一概谢绝，只要求一般离休。1983年4月6日，因脑溢血逝于绥化农场局，
终年70岁。
孙绍文
孙绍文(1904—1983)，曾用名孙安、孙太。辽宁省昌图县古榆树镇人。幼年家境贫寒，靠
其父孙玉善在银铺做工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全家7口人，缺衣少食，勉强度日。7岁父亲暴病
身亡，遗下母、弟生活更加困难。8岁的孙绍文开始给人放猪，幸由祖父、外祖母接济得以生
存。10岁在祖父的支持下入学就读，不久因经济困难，只得半日劳动半日上学。15岁辍学给地
主扛活。1922年，在本镇三顺隆鞋铺当学徒。1925年，自己成立鞋铺做鞋谋生。1934年，鞋铺
被土匪抢劫并烧毁，只好靠租种地主土地维持生活。1939年，惜别故乡，扶老携幼，长途跋涉，
逃荒来到黑龙江铁力县田升区陈家围子，投奔舅父。因生活的折磨，老母、妻子相继病死，
剩下孙绍文孤身一人，靠做零工、租种少量土地和开荒生活。后来续妻，重建了家庭，但未生
育子女。他由陈家围子搬到前兴毛，群众见他为人公正，推选他当了屯长，他目睹日本鬼子的
残暴行为，便萌发着抗日救国之心。1941年冬，东北抗联战士到前兴屯宣传抗日救国，筹衣征
粮，他毅然接受了任务，暗中发动群众，凑集了大批食盐和粮食，没有布料就拆被褥做了50套
棉衣，虽然是五颜六色，但也可以为战士挡风御寒，也是群众的一片心意。物资凑齐后，又带
领群众人挑马驮送到山里交给抗联部队。从此，他结识了于天放，并在以后的4年中，他通过
各种关系购买了子弹和药品，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送给抗联部队。
1945年7月，于天放被捕后，由北安越狱逃跑来到前兴屯。在日寇大批人马搜查追捕的危
急关头，孙绍文不顾个人安危，把于天放藏至北河草屋里，日夜警卫送水送饭10余天，使于天
放得以安全脱险，返回抗日前线。1946年春，担任村农会主任，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年冬，任田升区区长，后任区委书记。这时铁力县刚解放，土匪猖獗，治安混乱，急待剿匪
安民，他又带领农民武装担负着剿匪任务。在与匪徒的战斗中，身先士卒，义无反顾。经过半
年多时间，在铁力县境内清除了匪患，维护了社会治安，使土地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土改后，
他又带领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用劳动成果支援解放战争。1948年起，先后担任铁力县建设科
长、农业科长，副县长、县长等职务。为了解决财经困难，他带领农民上山采伐增加收入，积
极组织全县人民发展生产，支援抗美援朝，前线要人出人，要钱出钱，要粮送粮，不辞辛苦，
日夜操劳，被评为铁力县特等劳动模范。1950年受到黑龙江省的通令嘉奖。
他关心群众生活，体贴人民疾苦，经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拿出自己的津贴费周济无钱治
病的困难户，使群众感到共产党的温暖，夸人民政府好。可是，他的妻子5年多没有收到他分
文津贴，仍过着艰苦的日子。1950年，黑龙江省财政困难时期，他从全局利益出发，把县里冬
天搞副业的全部收入捐献给省政府，受到省政府的通报嘉奖。
1951年，组建王杨农场，他带领工人开荒种地，从春到秋和工人一起生产劳动。他有一套
过硬的生产劳动技能，走到那里就“表演”到那里，言传身教，实现了当年开荒当年盈利。
1955年，王杨农场和农建二师四团合并组建铁力“十一”农场，他先后担任副场长、场长、党
委书记长达10年时间，为发展农垦的建设事业，日夜操劳，苦心经营，农忙抓主业，农闲抓副
业。每年冬天，他都要带队进山采运木材，在他领导下，每年的副业生产，都有数万元收入。
他坚持深入实际，参加生产，指挥生产，踏遍了农场每一寸土地，走遍了采伐区的山山水水。
夏天一身泥，冬天一身霜，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不搞特殊化，不占公家便宜，下队
蹲点坚持步行，和工人一样排队就餐，不吃招待饭，晚间住宿在工人家里，不住招待所。在三
年困难时期，他家吃的是甜菜和土豆，从未向公家要过一两油一斤粮，他家的住房是自建的土
草房，一直住到辞世。他勉励干部，克己奉公，发扬创新精神。鼓励机关干部要大胆工作，忠
于职守，“只要不贪污、腐化，有了成绩是你们的，缺点问题我担着”。大家深受鼓舞，都以
老领导为榜样，刻苦学习，努力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迫害达8年之久，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摧残，身处逆境，
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为群众所
称道。1979年，因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离职休养。他在离休期间，还时刻关心农场的建设
事业，经常了解生产情况，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由于久病不愈，心力衰竭，医治无效，
1983年4月28日，病逝于铁力农场医院，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