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各项事业遭受破坏


一、领导机构多变
　　“文化大革命”初,接管委员会取代了农场党政领导。这些造反派一无领导才能,二无生产
经验,在生产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瞎指挥、盲目干”的现象。农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虽然有了
生产机构,但是在“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修正主义苗”的年代里,也根本不会致力于农场的经
济建设。
　　1968年省革委会又将农场下放给肇源县经营。“大跃进”时期,农场下放的损失对广大职
工和干部来说记忆犹新,这次复又下放,人们情绪低落,有强烈反感,加上农场上下班子全部更迭
调换。一是县革委会当时主要精力是农村公社,无暇顾及农场；二是新调入干部不熟悉农场工
作,熟悉农场工作的老干部多是降级使用,得不到信任和尊重,外来干部与原有干部感情又不溶
洽,再加上左倾路线影响,工作情绪低落。三是管理体制下放后,省直拨物资渠道中断,县里又无
法满足农场需求,连维持正常生产都无法进行,可以说,领导机构多变,给农场经济带来的损失是
极大的。
　　二、全盘否定原农场 经济建设受创伤
　　农场革命委员会一成立,就把农场原有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条例视为“修正主义办场路
线”,各种规章制度被列为修正主义黑货加以批判。一度出现了生产无计划,管理无制度,劳动
无要求,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的混乱现象。无人关心经济效益,“有钱就花,没了就要,赔钱
向上报”,几乎与建场初期的供给制无异。这种经营管理上的倒退,还被曲解为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
　　在生产经营方面,盲目照搬大寨经验,大搞科学种田“三带一复”(大豆带玉米、瓜类带玉
米、小麦复种大豆)的花花田,除了轮作制度,机械效益也发挥不出来,许多生产环节,只好靠人
工作业。再加上大批知识青年来场,超过了农场所能负担的实际能力,只能当做“政治任务”接
收下来,造成无效或低效劳动增多,致使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
　　 劳 动 生 产 率 对 比 表
　　表1—6

　　从上表可以看出,1966年同1976年相比,职工人数增加了一倍多,生产效率却下降了37％,亏
损额净增了6.5倍。用1976年151.2万元的工资总额与本年的亏损额比较,等于农场职工一点劳
动价值没创造,坐拿一年的工资。